文|Huaiy

城市时刻面对着处理空间的问题。把土地、构筑物改造成为符合理想秩序的客体需要大量的规划和对规划的执行。

处理空间的规则可以从一些科学研究（如公共卫生）中得出，但更多来源于一个地区的人文层面，包括历史、经济和人口水平等；后者可以综合地被称之为“空间文化”。因而，即使现代城市大多运用相似的规划方法，但在其细节上，世界各地存在的文化差异会造成整体景观上明显的区分。

比如美国小城市的住宅群常被绿地所包围，加之这些住宅建筑高度较低又彼此独立，常给来自东亚城市的观者一种稀疏感。一个原因是美国大多数社区政府会立法要求居民建筑在地产线内退让公共通行道一定垂直距离作为前庭。这段距离叫做退缩（Setback）。

公共利益VS身份认同

国内城市普遍也有对建筑退让的要求。2018年，重庆市规定高度小于60米的建筑退让道路控制线的距离是3米。适当的退让能够保证街道的采光和通风，也能有效地增加步行空间——总的来说，这样的退让规定是基于一种公共利益的目的。

而在美国当代的空间文化里，建筑退让发展为一种对建筑风格上的控制，超出了对光照和通风的实际需要；建筑的空间形式能够参与定义一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规定有退缩距离的郊区相较于密集的城市社区来说有着一种不同的身份定义。前者通常和混杂的社会阶层、繁忙的单身工作者联系起来，而后者一般代表着重视家庭生活的富有阶级和休闲阶级。

两个较能恰当形容住宅退缩的替代词是“门面”和前文提到的“前庭”。对于一个典型的美国单家庭住宅地产，退缩的空间除了含有进入前门、车库的通道外，剩余的空间被区划法要求以植被填充，而铺地是很难被允许的；如此，从公共通道进入私人建筑时会有明显过渡，使得进入者意识到自己正步入私人环境，犹如踏入一间商店的门面。

同时，从空间的使用效率来看，退缩要求也制造了大量低效空间。首先，前庭区域是私人的、排他的，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其次，填充前庭的植被不适用于通行和设施摆放。

粗略统计，当10英尺（约3米）的退缩距离应用在一个八万平方英尺的地块上时，地块的可构筑面积足以减少15%。如果将这个地块进一步均分为四个两万平方英尺的地产，被削减的可构筑面积将翻倍。被CNBC编辑评为全美二十佳郊区城市之一的法明顿市（位于密歇根州），对单家庭住宅的退缩要求高达7.6米（25英尺），对多家庭住宅的退缩距离要求则更高。

历史发展

前文提到，建筑退缩是社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二十世纪初期，开发者在构筑这种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从美国初期的田园家居中找到了灵感。农村丰富独立的家庭生活、静谧安定的环境得益于住宅四周宽敞的空间。

最终成型的设计方案是一种城市和田园妥协的产物。新的郊外社区使用了高质量的家用设施和市政服务，但建筑的空间结构和景观被区划法严格要求以塑造理想的低密度和大片开阔的地带；退缩规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而对于十九世纪的美国农村家庭来说，拥有前庭其实是出于实际需要。一方面，这类家庭普遍从事农业，需要住宅前后的一定空地方便牲畜活动；另一方面，前庭能够为家庭的仪式活动提供场所。现代郊区家庭虽然并不过这种农业生活，但他们对田园景象有着审美方面的追随。在工作日驱车前往市区上班，下班后在郊区的家里享受着安静的私人时光——成为了美国中产阶级向往的生活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退缩的运用局限于对居住型社区的身份塑造。在对零售区的规划中，退缩就显得十分多余了；如前文提到的法明顿市就规定，服务性建筑采用零退缩、临街的设计，以增强建筑和行人之间的互动。

退缩与无序扩张

自上世纪末美国规划学界转向新城市主义后，地方政府对建筑空间的过度控制被视为是损害城市化质量、造成无序发展的主要原因。

缺乏实际意义的退缩和其他压缩密度和土地用途的法规不仅产生了低效的用地空间，还打破了空间原有的生态秩序。城市与乡村的分别因为郊区的出现被混淆。

激进的新城市主义者认为，众多低密度的郊区尽管享有作为城市的行政地位，但实际上是“伪城市”。他们指出，人们普遍欣赏充实有序的景观：高楼包围的城市广场、乡村道路两旁的树林；而郊区的各种退缩机制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空白，舍弃了舒适感。两栋楼房之间的简单草坪可以供居民和参观者去体会的内容乏善可陈，最终沦为形式。

调和派的逐带规划（Transect Planning）模型则接受了郊区景观的存在，认为郊区是一种城市向乡村合理过渡的地带。此模型依据空间地带（Zone）的渐变采取相应的空间规划；自稠密的城市核心向自然地带过渡，建筑密度应逐渐减少，而退缩距离应当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