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理由都是一座大山。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母亲节仍是一年一度地来，但似乎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做母亲了。
2015年，二孩政策落地，有专家预言中国将迎来一大波婴儿潮，并建议做好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准备。结果是，出生率确实迎来了一波小高峰，但2016年以后开始下跌，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提早1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
男性和女性身上都表现出了拒绝结婚和生育的倾向，那些受过教育的职场女性和不愿意接受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女性尤为明显。这些女性身边充满了“女性读那么多书赚那么多钱干嘛？将来总归是要相夫教子”“女人只有生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是母亲”之类带有胁迫性的偏见话语。而她们为何不愿意成为母亲呢？
在一个父权社会中，女性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身体往往被认定为生育机器。女性不仅默默承受生育带来的苦痛，还要以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承担起母职。女性进入职场面对的敌意也更大，更可能被人们假定为不务正业的、没有职业追求的、会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因此其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无一例外将受到负面影响。虽然很多女性一边追求职业发展，一边养育孩子，可是，耗费大量心血养育出来的孩子依然置身于制度性的父权污染之中。
产后感染（包括子宫，膀胱或肾脏感染）、分娩后出血过多、会阴部疼痛（阴道和直肠之间）、阴道分泌物、乳房肿胀，感染和管道堵塞等乳房问题、妊娠纹、痔疮和便秘、尿或大便失禁、脱发……这些都是美国专业医疗咨询网站webMD提供的女性产后常见问题。在中国，因为发现很多人不知道产后漏尿的基本知识，2019年，@花开富贵老娘发飙在微博发了一篇贴子，让生育过的女性聊聊关于生育她们都经历了什么。结果“开贴就是核爆炸”，这条微博半周内就有500万阅读量，1.3万条转发和1万条评论。
“在我的微博1万多条评论中，大概一半是自己的生产后遗症记录。这些民间记录和WebMD的统计很一致，甚至只有更惨。”在万余产妇口述故事的《生育中那些没人告诉过你的屎尿屁》一文当中，@花开富贵老娘发飙发现，产后问题其实人人都有，却很少有人公开谈论，因为人们会“假设所有的女性应该成为一个良好运转无怨无悔的生育机器，一旦这个机器有故障，这就是一种业障，这是‘做了亏心事’自招的，而这个运转不灵的机器是不应该有资格公开发言，应该默默地去维修。”
“生育机器”的体验并不是产后开始的，实际上，在怀孕时，孕妇就已经感受到了身体的客体化——孕妇的身体仿佛被征用，成为了他人的容身之所和需要被密切监视的公共空间。在《母职的想像：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一文中，作者林晓珊转引阿德里亚纳·瑞奇（Adrienne Rich）的研究认为，医学技术——特别是男性控制的技术——把生育变成了压迫的领域，男医生和男科学家制定怀孕规则，如吃什么、喝什么、如何锻炼以及分娩的规定。在医生的凝视和冰冷的器械之下，怀孕的身体被客体化，并使产前检查成为了现代医疗技术介入孕妇自身身体经验言说的一种普遍方式。这种方式不仅“进一步贬低了她（孕妇）和胎儿、和她怀孕的身体间的特许关系”，也“让孕妇及产妇在这些经验中往往缺乏自主权”。
怀孕的终点以生育之痛告终。在韩国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在生产之时身体里仿佛经历了一场台风或地震的肆虐。“从最后一节脊椎开始感受到疼痛，阵痛周期越来越短”，转眼间她已经紧抓着枕头边角，声嘶力竭。阵痛持续不断，即使是打了无痛针，也只能换取两个半小时的短暂平静，在无痛针失去效用以后，再次袭来的疼痛比之前更甚，金智英痛不欲生。“大部分女性被教育认为这些苦痛天经地义，”@花开富贵老娘发飙写道，有男性留言给她，表示不能理解这种每个女人都有的痛苦为何如此小题大做——“因为如果你选择生孩子，你就应该这么麻木地痛啊。”
孩子出生之后，母亲的身体便开启了新的工具职能。很多新手妈妈把自己戏称为“奶牛”，正如《成为母亲：一位知识女性的自白》作者蕾切尔·卡斯克所言，从产房中刚被推出的那个瞬间起，她的乳房便不仅仅是她的个人所有物，她成为了婴儿口中的奶嘴，可以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被展示、被观摩。她说：“我不在乎自己，我说。我没有主体性。”
为什么怀孕的女性缺乏自主权？为什么育儿的女性失去主体性？为什么人们假设所有女性都应该成为运转良好的生育机器？林晓珊指出，这是因为父权制社会所建构的母职制度实际上并非以母亲为中心，而是以孩子为中心。生儿育女往往被视为女性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在成为母亲之后，女性将一方面面临着获得成为母亲的新认同，另一方面必须为了孩子而将自己的需求置于一旁。
生了孩子的金智英发现，育儿生活是那么痛苦——宝宝只要没有人抱就哭个不停，她要抱着孩子做家务、上厕所，抱着孩子补觉。她每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母乳，因此没有办法好好睡超过两个小时的觉。即便如此，她还是得把家里打扫得更干净，一次次清洗孩子的衣服和手帕。金智英想，自己的母亲以及那些已经生过孩子的亲戚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真实的育儿生活是什么样的。电影里只会出现可爱的宝宝，母亲也只会说生孩子是一件伟大美好的事情。她实在不喜欢听到有人说母亲伟大或者了不起，一旦挂上那样的头衔，似乎女性连叫苦都不应该。
好妈妈首先应该是照顾者，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情感和劳动来集中抚养孩子。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由社会学家莎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的密集母职概念。我们在今天看，母亲的在养育之中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而如果我们深入历史去挖掘，就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其实是新近的产物。自从文明为母爱创造了足够的空间，这种理想状况就变成了道德要求。
母爱的概念也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在18世纪以前，相较于考虑儿童的需要，人们更期待他们拥有早熟的行为，当时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以至多数人并不理会一个死去的孩子。儿童需要爱、关怀和同情是近代的观点，父母以完全不同于今天小家庭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孩子。中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但密集母职的做法也是直到晚近才获得更多认可。过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下，职工只需要把孩子留在保育院里即可。市场化转型从再造家庭开始，企业制度改革与建构公/私领域同步，这也就是我们熟悉并亲身经历的“家庭私人化”。
在市场化转型之后，和再生产（包括家务、育儿、照料）有关的职能要退回社会，实际上也就是退回个人和家庭。绝大多数家庭不可能把再生产有关的职能实现市场化，只能依靠家庭内部分工来解决问题。就这样，家庭被塑造成了女性不仅可以安置身体，也可以安置主体性的地方。在《关于当代“女性回家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成因讨论》一文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少鹏提出，科学主义的“母性”加上传统性别观念的母职，市场化之后家庭重要性加强，独生子女政策也加强了对女人的母职的要求。
今天，尽管一些女性通过“代理母亲”或“团队母亲”的养育策略摆脱了体力性的照料负担，但母亲依然需要高度介入教育，并不断将自身的母职实践与媒体话语中的理想母亲形象、专家育儿信息等相互比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提出了“母职的经纪人化”的概念，指母亲的角色正逐渐变成一个新的经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进什么样的机构和培训班、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习同伴，都要靠母亲来经营。学校提供的服务和网络课程、校外课程等等构成了一个课程超市，作为精明经纪人的母亲可以为孩子量身选购，母亲成为了连接家庭、学校和市场的一个枢纽。这种经纪人化愈发强调了母亲责任的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情感卷入越卷越深、母职越做越多。
人们讴歌母亲，为“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且将其推上神坛，实际上，这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一种意识形态机制。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爱”就是让女性调动自己的能量，把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母性”，就是让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把孩子的成长看作是自己幸福的机制。比起分担育儿责任、改善母亲的生活环境，言语上的几句夸奖成本多么低廉。
无论如何粉饰和遮掩，妻子在育儿期间始终忍受着降低自己生活水平、把孩子所需优先于自我所需的“献身”的痛苦，确确实实存在。无人对妻子的再生产劳动进行支付，无论是丈夫、经由丈夫的资本还是国家。
再生产的责任被完全推给母亲，不仅家庭中的女性套上层层枷锁，职场中的女性也遭遇了更多限制和偏见。“妈妈别上班儿，妈妈别上班儿，妈妈就算上班儿，也挣不了几个钱儿。”山东电视台主持人闫立飞写的儿歌《妈妈别上班儿》就是一例——妈妈即使上了班，也不过是二流劳动者，“挣不了几个钱儿。”这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歌词也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首先，妈妈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上班？这部分和母职的要求有关。虽然丈夫时常被视为家中经济来源“顶梁柱”而逃避育儿责任，但实际上，丈夫工资曲线上升的方式和家庭周期完全不一致。在妻子专心抚养孩子失去收入的时候，年轻丈夫的工资很低；反而是在他结束孩子教育费的支出、孩子独立以后的高龄时期，工资达到最高。上野千鹤子以日本的例子指出，换尿布、喂奶这些养育责任会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减少，教育的责任会变得格外重大。教育的成本是货币成本，这时候，母亲也不得不用金钱来购买教育。这样，在后育儿期，女性进入职场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母职。
第二，为什么妈妈们被视为二流劳动者？宋少鹏认为，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不仅仅源于传统性别观念作祟，我们也应看到，现代社会的用工制度把人看作“无性化的劳动力”，把人设计成平等的人，但这个人是抽象的人——不考虑性别的人、不会生儿育女的人、不需要照料别人的独立的成年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人需要被人照料，无论老幼病残；从劳动力的再生产来说，也需要有人来培育新的劳动力——到目前为止，这类工作基本上仍主要由女性承担。虽然大多数人在口头上支持男女平等，但当问到具体分工时，人们仍支持传统的性别化分工，特别是涉及家庭内部的照料工作时。在“无性化”设计的劳动力市场中，需要承担照料责任和养育子女的女性就成了不合格的劳动力，这也是产生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的制度根源。
在《母亲的身份，是一个名为“应当”的诅咒》一文中，作者荞木援引丹麦一项名为《孩子与性别不平等：来自丹麦的证据》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展现了生孩子对男女收入的影响。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男女收入曲线在育龄前后才开始出现大的差距：女性在生育之后收入有一个大幅度跳水，同龄男性的收入却呈现为一条平滑的直线。最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20%。文章指出，如今工资差距的产生并不是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别，而是作为一个母亲和其余所有家庭角色的差别。
母职惩罚是存在的。上野千鹤子看到，“工作和家庭兼顾”的女性看起来是获利了，实际上却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她以日本“中断—再就业型”的女性生活为例指出，资本主义可以把结婚前的女性作为快销劳动力并过河拆桥，又可以以低廉的薪酬雇佣作为未成熟劳动力的“中断—再就业型”家庭主妇劳动力。对父权制而言，既可以在育儿期间确保丈夫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在孩子长大后，丈夫依然可以不负担家务劳动并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因为女性薪金相对低廉，作为家长的男性，其权威便更加稳如泰山了。
“妈妈就算上班儿，也挣不了几个钱儿。”女性在经济上成为显著的弱势群体，是因为她承担了三重负担——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女性期待的事业家庭双丰收，最后不仅没有成为自我价值的双重实现，反而成为了双重负担。荞木指出，除非社会将男女同等地视为照顾孩子和赚钱养家的人，否则这个差距将一直存在。
前一段时间，“冠姓权”在微博引发热议。一位博主认为自己不仅遭受了生育损伤、时间成本，还被剥夺了“冠姓权”，于是想给孩子改姓，妥协底线是父姓+母姓，但遭到全家反对。迫不得已离婚，放弃抚养权，只分割财产。只是为了冠姓权就离婚，这种行为对很多人来说不可理喻。虽然法律规定随父随母姓均可，但在父权制的大环境中，孩子基本随父姓，母亲被标记为外人。
上野千鹤子看到，父权制成功的秘诀正在于动员女性自发献身，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密集母职并非对女性自身有利，只是对孩子有利。这种母性意识形态要求母亲应该有献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诸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活力之类的话，不论是哪位母亲都听到过足够多了。可是父权制下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由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过去，不论孩子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如今，对女性来说，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而男性并没有因离婚放弃亲权而导致他们放弃父权制，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拒绝分担再生产的费用，将其完全推给女性。上野千鹤子指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母亲们从父权制那里夺回了孩子。因为，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为制度性的父权。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哈特曼（Heidi I. Hartmann）指出，“性统治（gender hierarchy）的再生产”发生在教会、学校、运动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事务所、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父权制态度并且将女性地位压低的场所，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场所。在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中，男孩还是会对母亲说：“你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这意味着，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当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孩子依然会置身于性统治的污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