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江敏

编辑 | 杨悦

“寒门贵子”是胡靖在20年前对留学生群体的印象。

那时他在英国一所大学负责亚洲区市场拓展工作。“地铁里逃票的中国学生很多，他们最关心的也不是学业，而是哪里能打工。”他向界面教育记者回忆道。

从2007年回国工作后，胡靖发现热衷找兼职的中国留学生们“消失了”，他们的家庭环境也变得富裕。

借着国际化浪潮，出国留学在近二十年里快速走向大众，中国的留学总人数从2001年的约10万人，窜升至2018年的66.21万。

财富增长为中国学子们提供了燃料。据招行与贝恩发布的《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约50万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为15万亿元，这两数字在2018年变为197万人与61万亿元，增幅近三倍。

在K12阶段提供“本土留学”服务的国际化学校势头强劲。其范畴不只限于外籍子女学校，还包括招收本地学生的民办国际化学校（后统称国际学校）。校方会针对学生个性提供多种课程与双语小班教学，评价体系不以考试为唯一。学生们普遍进入海外高校就读，进入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也不少。

尽管其收费从一年8万元到30万不等，却吸引着大量生源。据德勤中国数据，2017年国际学校在读人数已达25万名，市场整体规模约436亿元。据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新学说的数据，其数量实现“大跃进”式增长，从1999年的86所达到2019年的861所。

繁荣背后，国际学校行业生态也变得复杂多样。老牌学校们占据先发优势，但也未出现绝对龙头。新玩家们高调出现，试图挣得更多生源，但败退者也不少。二十年里，资本与教育相互渗入，在国际学校身上呈现共进而矛盾的一面。

从外籍子女到本地学生

2002年李立维从台北来北京时，被两件事震撼到了，一个是长城的壮观，另一个是国际教育的匮乏。早在十年前他就在台北成立了自己的教育品牌，旗下拥有15所双语幼儿园及培训中心。但在北京和上海，民办教育机构寥寥无几，国际教育只限于外籍子女学校。

通过熟人介绍，他认识了协和教育的创始人胡卫，这位教育企业家当时在内地已开设多所海富与精英幼儿园。双方在国际融合这一教育理念上达成共识，本想品牌合作的李立维转而与胡卫一同开辟新路：参与创建一所民办中小学。

那时，国际教育圈还是外籍子女学校的天下。1999年，全国86所国际学校中，38所为外籍子女学校。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耀中国际学校、上海美国高中、上海中学国际部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但它们仅接收外籍子女，且学费高昂，几乎由外派企业支付。

中国加入WTO后，教育部开始允许中外办学，并在两年后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后称《民促法》），民办教育得以加速发展。

2003年，第一所协和双语学校在上海虹泉路办起来。校内硬件设施向外籍子女学校靠拢；办学上，除招聘外籍教师外，还引入海外教材辅助双语教学。

“当时很多韩国人来中国创业，他们不像欧美家庭，子女的学费由外企全包。我们提供国际化课程，学费又低，自然吸引了这部分人。”李立维向界面记者表示。当时协和将定位放在“中西融合”这点上，发展出“国际部与中西融合部”两部共荣的模式，同时招收外籍子女与本地学生。

但中西理念的差异让初创过程布满荆棘。

因为无可借鉴案例，小到卫生间内放不放厕纸，大到中外校长理念不合时该怎么处理等，都需要重新制定体系。本想待上三五年的李立维发现，他根本腾不出时间做其它打算。

同路人陆续多起来。在上海，平和双语学校于2002年实施全英语教学；世界外国语学校在2005年转为民办，成为均瑶集团旗下一员；2007年，包玉刚学校成立。国际教育在公立学校也开始变得时髦。在北京，人大附中国际部在2002年成立，十一学校国际部在两年后办起来。

 “这些双语学校在创办时都有点‘误打误撞’，却都发展成了名校。”胡靖认为，这些有年份的学校的确有先发优势。“广州碧桂园学校创办时是为了提升周边房产附加值，这离博实乐扩张还挺遥远；均瑶集团纳入世外是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初衷，没想到办成一所名校；平和也类似，想办成特色学校，结果走向国际化。”他评论道。

据新学说数据，2000-2009年，国内新增国际学校总数达到270所，民办校以117所的数量占大头，公立学校国际部从10所涨至84所。

从招聘外教用英语上课，到整件制引入海外课程，再到从各色课程里优中选优，国际学校们也在迭代。

“协和在闵行区的几所学校相隔蛮近的，但为区分市场，不同学校分别使用英式课程、美式课程、加拿大课程和IB课程。”李立维说。

教学稍有成效后，一批批生源接连而来，民办、国际学校变得比公立学校还抢手。 “从2003年建校开始，公办学校5月招生，我们就安排到3月，当教学品质出来以后，提前招生策略就吸引优秀生源，慢慢形成了良性循环，质量口碑肯定越来越好。”李立维解释。

据胡靖回忆，当年上海民办学校为了挖生源，可以三顾茅庐到学生家里谈条件。“学费每年8到10万，但对好学生免费，还给你奖学金。学生考上好学校，老师奖励5万。”这些都是公办学校难以实现的。

“学校设施设备好，课时又开得足，老师背景牛，为什么不选？”

资本快进

优势结合着出国留学大潮，让圈外资本也盯上国际学校。新学说数据显示，自2011年开始，民办国际学校数量增速以每年10%以上飞升，2014年起提速，并在2016年达到22.54%。

李立维对此感受明显。2013年开始，他遇到各路资方的“挖角”与邀约，但以集团化运营的协和教育发展也相当迅速。成为协和教育集团副主席后，他需要与团队一起管理9所学校的34位中外籍校长和上千员工。

在国内的国际教育圈摸爬近五年的胡靖则选择自主创业，在2011年创立雅力教育集团，并将业务集中在留学、大学合作课程与公立高中国际部三块，重心逐渐向公立学校国际部倾斜。

“当时政策允许公立校和外部机构合作办国际部，课程设置以学生考试能力为主，模式可快速复制，再加上收费相对独立国际学校要低，发展速度快起来。”据胡靖介绍，公校国际部发展最高峰时，全国运营该业务的民办教育机构约有七八十所。

2014年政策紧缩后，胡靖开始谋划独立办校。他的判断是，随出国留学愈发普及，国际教育将下沉到K12阶段的民办学校。

“新建学校是重资本模式，我们需要一颗‘大树’，以获得资金和公信力背书。”胡靖接洽过不少投资方，最后在2015年选择并入A股上市公司。

此时教育圈资本满天飞。原有业务增长乏力的A股上市公司通过收购跨界教育，实现双轮驱动；BAT也出手布局在线教育；创新工场、真格基金等私募基金出手多笔教育机构融资。

“也有想过走轮次融资，但后来发现国际学校并不适合。”在胡靖看来，轮次融资更适合快速复制的商业模式，但办学校就好比干农活，春耕秋收才能有所回报。

有钱之后，入场者还需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市场上讲出新故事。论资历和实力，新玩家很难与平和、世外、及协和这类前辈竞争，他们需要另辟蹊径。

英国私立学校提供了一种思路。

英国的私校不仅历史悠久、学生学术成绩过硬，且乐于在海外拓展业务。根据英国私校协会（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的最新数据，其成员校在海外开设69所学校，中国校区共有29个。校方主要以品牌授权等“轻资产”模式与海外“重”资本合作。而引进方可借与国际教育天然契合的英式品牌吸引生源。

英式新品牌和老品牌在这一时期动作明显。比如， 2013年惠灵顿公学落户上海浦东；哈罗公学则先后在9座城市建成或在建11所学校；老牌外籍子女学校德威则设立双语子品牌德闳，以覆盖本地生源。其中，惠灵顿公学是上海陆家嘴集团引进，上海哈罗则由上海外高桥集团推进合作。

这一趋势在2018年后迅速升温。当年特蕾莎·梅访华时，莱爵公学、阿德科特学校及米德尔顿公学、圣比斯公学、威雅公学等英国学校还与中国合作方签订协议。胡靖创办的雅力教育也是签约方之一，旗下阿德科特学校于2018年正式开校。

当然，也不是所有资方都需要新故事，自带“光环”的地产商们有自己的逻辑。在万科梅沙书院于2015年在深圳创办后，万科于隔年在上海开设双语学校。碧桂园则在2017年将教育业务独立出来，并以博实乐教育（NYSE:BEDU）于纽交所上市，目前已有7所国际学校和15所双语学校。此外，绿地和鲁能等房企也在积极布局。

“2014年之后，地产行业处于转型期，他们办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让学校赚钱，而是拉动自有物业的房价。”久宇思跨文化指导中心主任罗莎接受界面教育采访时说。

罗莎在2017年转行踏入国际教育圈。她认为，地产商在拿地、审批、规划和建设校园等方面有优势，在办学上也有宏观统筹的思维和企业管理制度，这与传统的办学思路完全不同。

劣势则在于，它们对新领域的认知未必足够。曾有地产商向胡靖提出疑问：如果一所学校每年能盈利2000万，资方配置10所学校，是不是总利润能达两个亿？

“培训机构可以，全日制学校做不到。”胡靖解释说，土地房屋可以做标准化，但学校管理团队、本土化需求都不一样。“你没办法把上海北京模式照搬到成都，越有本事的校长其个性也不同，难以复制。”

企图“批量化”办学的还不止地产商，民办教育集团也不少，港股上市的枫叶教育与成实外，以及赴美上市的海亮教育都借力资本加速建校。体量最大的枫叶教育在最新半年报中披露，其在全球已拥有100所学校。但无论是从其价格定位，还是学生学术表现，旗下遍地开花的新校很难与圈内已有地位的“前辈”相提并论。

“早年间国际教育圈的矛盾来源于教育家的不同观念，但现在则是教育家和资本方的矛盾。”在谈到这一时期国际学校的发展时，李立维评论。

标准难统一

资本催生了四百多亿的市场规模，国际学校的格局也在变化中。

从地理分布来看，北上广深国际学校数量占比约四成，比江浙多出近两倍。而在北京、上海两块高地，尽管未有绝对的龙头校，但各学校在生源、师资上也体现出微妙区分。

“包玉刚学校学生整体气质肯定跟惠灵顿这类英式学校不一样，而惠灵顿学生又跟枫叶的不同。”在罗莎看来，二十年发展已让国内国际学校的生源出现圈层差异，但其阶层高低却未必代表学校的好坏。

上外附中高中部的孩子多是学霸，学校更注重学术和第二外语学习，升学成绩也较其他国际学校更好 。“但去包玉刚学校的孩子，家庭富裕程度可能更高，这可能是国内唯一一所能接受正规捐款而获得入学资格的学校。”罗莎解释道。

而在北京，教育资源更倾向公立校，公校国际部的整体表现要更胜一筹。“想了解最前沿的国际学校，可以看北京十一中学和三十五中学的国际部。”罗莎认为，北京民办双语学校发展迅速，主要是由于公立校学位门槛高，“没有学区房和当地户口，又想寻求好的教育，多半只能选择民办双语学校了”。

国际学校整体队伍壮大，有人开始制定标准以挑出好坏，包括胡润百学、远播教育、京领新国际等在内的多家机构都曾做过学校排名，但业内人对此并未认可。

“百来个家长样本，再加上几十位专家，对这样的排名我表示怀疑。可能还不如妈妈群里的意见领袖，她们会逐校做踩点和调查，并收集大量入学家长的反馈。”她说。

李立维则认为，评价国际学校的标准并未统一，特别是在学生软实力培养上。另外，国际学校在内地发展年限太短，数据不公开透明，特别是年轻学校，很难在办学初期做出评价。

“新校会经历一次5年大考。前两年可以鼓吹品牌，但到第3、4年时，家长和市场需要看到教学成果。这次疫情会加速这一过程，新校能不能过关很重要。”罗莎说。

重新洗牌

井喷式发展后，逐利资本也在经营学校时暴露短板。

一些老牌国际学校在各地连开分校，但因资方和运营者不同，教学质量水平难以统一。

据罗莎介绍，论资历，香港耀中曾是国内最早一批国际学校，在落户北京后还发展成圈内的“黄埔军校”，2008年时就给教师开出约30万的年薪。但随关键办学人离开，教学骨干跳槽，其发展势头也难恢复。近年来转型后，虽开辟“耀华”这一民办双语品牌，但又面临适应新规、与新玩家竞争的局面。

新入局者面临更大挑战。“部分英国学校只提供品牌使用权，不匹配国际师资和管理体系，甚至连与国内对接的K12课程也无法完整配置。这些学校若不能落地、经营不顺、教学品质不过关，很难有好口碑。”李立维说。

此外，随新建校增多，市场上的教师资源变得紧缺。2014年后，李立维不仅自己遭“挖角“，其团队教师也有流失，课程主管被其它新校聘去当校长的案例时有发生。

 “经常听说北上广的老师半年一换工作，一年内薪资翻番。还有地产商办的学校，三年内换四个校长。”在胡靖看来，许多新建校对人才招聘更像是在“揠苗助长”。

资本缺乏耐心，使得行业氛围浮躁。资本与教育的博弈也显现出二者难以兼容的一面。

“做教育没有钱不行，但若资本追求短期进出，可能会死得很惨。”胡靖算了一笔账，以占地面积100亩为前提，办一所国际学校的价格从两亿到十亿元不等。即便轻资产运营，学校开办费也在5000万元以上。如果每年学校利润率在15%-20%之间，一所学校要运营五年以上才能营收平衡，逐步回本。

“许多投资人觉得国际学校的现金流好，可以先收费后教学，以为这样就能打包上市，认定过于简单了。”胡靖发现，从2019年开始，一些新建校招生工作还未完成就停工了。“老板们发现原来赚钱没那么容易。”

办学门槛挑战着资方耐性，政策调整则可能让剩余热情急速降温。公民同招政策施行后，几乎所有民办校被迫拉至同一起跑线，无法提前招生。政策还对民办学校教材和课程使用、海外资本介入，以及义务教育非营利等内容做出规范。接连“受挫”的业内人开始思考政策背后的深意。

“民促法出台时，我们天天在思考是不是政策后退了？琢磨后才发现，这其实是对市场的规范和优化。业内人眼光要更长远，看重办学能力，而不是赚钱能力。以前是挑好学生，现在是教好学生。”胡靖说。

在2018年开出第一所学校后，胡靖仍在寻求更多机会，雅力教育在义乌的校区也将于明年开学。罗莎入行时曾立下一个小目标——办一所国际学校。在英美澳加，芬兰和以色列等地拜访百所学校后，她开始思考教育创新的真正内涵。

李立维在离开协和后开始实践“地产+教育”的升级模式。“当有足够多的资金，你就可以建更好的校舍，提供最先进的管理，在全球招最好的教师，引进更多元的课程，做足教学教研，全方位以学生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