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巴里·瑞（Barry Reay）致力于研究性与性别的历史。他的新书《跨性别美国：反历史》（Trans America：A Counter History）探讨了跨性别者的过去和现在，从19世纪的前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属于跨性别者的时刻，到90年代的跨性别转变，再到当前文化的所谓转折点，内容丰富而多样。

跨性别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巴里·瑞：1949年，跨性别者首次被命名为Transexualis。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transsexuality一词变得更加广为人知。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是transgender一词，最近更流行的是trans或trans*。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段短暂的历史。但是，跨性别者无疑也有前史。显然，过去有一些人对他们指定的性别（出生时指定的性别）感到不安，并努力适应我们今天所说的“真正的自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前，人们确实在思考他们的身体结构以及改变（或调和）他们身体结构的可能性。有些人致力于以“另一个”性别的身份出现或生活，或者实际上他们觉得/知道自己是该性别的成员。使这一切复杂化的是，这些早期的跨性别倾向，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通常被认定为同性欲望，是同性恋的一种。

我从19世纪开始写我的故事，以展示和探索这一前史时期。不过，我其实可以从更早的时代写起。我的主要观点是，这段历史的存在，是跨性别者被命名之前的感觉和倾向的存在，不能真正描述为身份或完全形成的主体性，但无论如何，它们是跨性别者历史的一部分。

在你所说的前史中，“仙女”（fairy）的角色是什么？

巴里·瑞：写《跨性别美国》时我突然想到，在跨性别者被称为跨性别者之前，一些东西已经被纳入了同性恋史。一提到“仙女”，人们就会想起它是同性恋历史的一部分，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出色的著作《同性恋纽约》（Gay New York）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书《纽约浪子》（New York Hustler）也同样难辞其咎。在20世纪20、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的大城市里，女性化的“仙女”和变装者（两者不同）随处可见。他们的出现表明，跨性别者的存在并没有被隐藏起来，而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仙女（和变装者）在整个跨性别历史之中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展示了跨性别者在被命名之前的那个时期的多样性。

这本书中的主要人物是谁？他们的故事值得更广泛的认可吗？

巴里·瑞：卢·沙利文（Lou Sullivan）是一名同性恋跨性别者，在同性恋跨性别者很少的时期，他相当出名，但他的跨性别者叙述和日记值得更多的认可。这让我一开始就对跨性别者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还有其他一些人的故事和观察交织在《跨性别美国》的框架中，这些内容应该被更多人了解。例如朱丽叶·雅克（Juliet Jacques）、雷·斯彭（Rae Spoon）和CN·莱斯特（CN Lester）。有一些重要的跨性别者人物，比如苏珊·斯特莱克（Susan Stryker）——她作为一名研究者、理论家和核心参与者，对跨性别史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

书中有许多次要人物的故事也值得更广泛的认可：圣昆廷的囚犯阿蒂（Artie）、俄勒冈州跨性别男子艾伦·哈特（Alan Hart）、自称“没有阴道的女孩”的“仙女”珍妮·琼（Jennie June）、男扮女装的卡克特（ Cockettes）、相当顽固的早期跨性别患者帕特里夏·摩根（Patricia Morgan）、卡萨苏珊娜地区的变装者、新奥尔良露珠酒店的女性模仿者。跨性别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你在书中写到，黑人工人阶级文化“特别容易接受”性和性的灵活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巴里·瑞：我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但这肯定是存在的，无论是在拉丁裔文化还是黑人社区都是如此。比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哈莱姆俱乐部和地下酒吧、同一时期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的黑人女性模仿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变装皇后、变装舞会和女性模仿、80年代和90年代的俱乐部表演者，以及同一年代的纽约跨性别者街头文化，这些都是在摄影师杰夫·考恩（Jeff Cowan）、内藤胜（Katsu Naito）以及电影制片人苏珊娜·艾肯（Susanna Aiken）的摄影、大卫·瓦伦丁（David Valentine）的人类学作品《肉菜市场女孩》（Meat Market Girls）中捕捉到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家族 [house，一般由一位较年长的同性恋/跨性别者担任母亲的角色，收留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跨性别者，以家族的形式参与变装舞会] /舞会文化在美国多个城市盛行，包括著名纪录片《巴黎正在燃烧》记录的世界、丹尼尔·波德尔（Daniel Peddle）的电影《勇敢者》（The Aggressives）中黑人和波多黎各女性的男子气概、21世纪洛杉矶的Studs影院等等。这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表明跨性别者的历史比跨性别的历史要漫长而广泛得多。

如今我们可以从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跨性别者能见度增加的强烈反对中学到什么？

巴里·瑞：这是一个令人沮丧但重要的跨性别史时期，除了我的这本书，还没有人真正写过。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是，即使是在能见度较高的时期（我考虑的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即所谓的跨性别转折点），也可能会出现反应和反弹——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教训涉及到那一时期人们对待跨性别者的态度和做法，在美国医学史和精神病学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黑暗的时期。可悲的是，其中一些态度至今仍伴随着我们。让人们知道跨性别者历史上的这段黑暗时期是很重要的。

手术的发展如何与更广泛的历史交错？

巴里·瑞：这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问题，我不敢肯定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手术只是跨性别者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在跨性别者的历史中曾反复出现：从20世纪初零星的身体改造尝试，到跨性别者时期相当粗糙的手术特权，再到更复杂但提供选择的手术解决方案（包括复杂的面部手术）。手术是跨性别者的核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他们想要这种形式的治疗，也很少有跨性别者能够负担得起手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手术不再被认为是跨性别的关键，这一点已被载入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指南。尽管如此，各种形式的外科手术（包括自我手术和未注册医生的手术）在跨性别史上仍然很重要。我认为埃里克·普莱蒙斯（Eric Plemons）说得很好：“虽然手术不能定义跨性别者，但在他们许多人的生活中，手术是很重要的。”

你所说的“医学模式”是什么意思？这本书是如何抵制这种做法的？

巴里·瑞：医学模式指的是由医生和心理医生定义和确定的跨性别者，医生决定谁适合治疗、如何治疗，甚至决定了他们所谓的病症的定义。医学模式不仅决定了跨性别者（至少是那些寻求医疗帮助的人）的现实情况，而且还会影响他们的历史（从他们的经历如何被记录的意义上讲）。

如果历史学家、其他评论家和研究人员都依赖于来自医生、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资料，包括大量医学和心理学文献，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被资料来源和医学模式所俘获。绕过这一点的方法，要么是忽视医学文献（这将适得其反），要么是批判性地与主导范式的脉络背道而驰。至关重要的是，也有由跨性别者自己撰写的文献，往往是对医学模式的批判，但并非全部如此。

当然，《跨性别美国》讲述的是那些生活中几乎对医学模式视而不见的人，或者那些有意识地创造出不遵循性别和性行为、不遵循跨性别和跨性别者的主导类别的存在和观察方式的人。街上的跨性别者的数量，与在诊疗室和手术室的人数一样多。

为什么跨性别者的历史会被抹去？

巴里·瑞：我希望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阅读跨性别者的回忆录和评论时，我印象最深的（我在书中举了例子），要么是没有任何历史感，要么是觉得回忆录或评论家对之前存在的其他跨性别者视而不见。关于历史被抹去的答案可能存在于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中，但似乎有这么多年轻的跨性别者在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性别，渴望榜样或其他可能解释他们感受的例子，却忽视了自己的文化或过去中的例子，这似乎是个悲剧。毫无疑问，现在的互联网提供了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例子，但我不确定它是否足以说明过去的可能性。

你的书是如何应对这一趋势的？

巴里·瑞：我希望在书中传达跨时代历史的深度和多样性。我认为这部作品可以为那些认为自己孤身一人的人，提供CN·莱斯特所说的“陪伴带来的安慰”。当然，人们必须先读一读这本书。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