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自诞生之初，餐馆一直是为人们提供私密空间的公共场所。
美国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大德州餐馆 图片来源：Carol M. Highsmith, Library of Congress
3月15日，阿诺德·施瓦辛格在推特发布了一则居家视频并说道，“别下馆子了。”视频中，这位前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坐在豪华的厨房里，身边是他的宠物迷你马“威士忌”和小毛驴“露露”，他大声呼吁，“我们别出门，别去餐馆，类似的事情都别干了。”
施瓦辛格之所以发布这个视频，显然是因为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病毒极易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进行传播。为了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美国纽约、西雅图和丹佛等城市和州规定各餐馆现下只能提供外卖和自提服务。大卫·张（David Chang）和何塞·安德烈（José Andrés）等明星厨师很快关闭了自己的门店，星巴克也撤走了店内的桌椅。
我（指作者Rebecca L. Spang）曾在《餐馆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Restaurant）一书里介绍过，第一家现代餐馆诞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巴黎。两百年来，餐馆一直是一个能让人们和谐相处的公共场所。
但现在，餐馆危在旦夕。这个热情好客的产业——包括餐馆、咖啡厅、酒吧和街边小吃店等让人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能在隔离中存活多久？要是没了它们，美国渴望成为热情好客的国家的这个理想还能存活多久？
在1918年大流感疫情期间（1918-1919年间，全球约有5亿人感染流感，超过5000万人死亡），美国尽管许多店铺闭门谢客，餐馆却一直开门营业，是极少数始终未停业的公共场所之一。
当时，有些城市在严峻疫情之下依然举办了大型公众活动。在费城，“自由公债”（Liberty Loan）大游行依旧按计划举行，吸引了20万人参与。这之后的不到一周，市内所有医院床位都满了。
相反，圣路易斯在隔离措施上很早就做出了表率：政府关闭了所有学校、教堂以及其他大量人员聚集的场所。这些措施有效将新增流感病例降到了最低，也“拉平了增长曲线”——但无论是费城还是圣路易斯，都没有让餐馆停业。
在芝加哥，橄榄球比赛和摔跤赛事等所有被归为“公众娱乐节目”的活动都被禁止举行，但餐馆获准开门营业，只要求店内不能安排唱歌跳舞演出。
华盛顿特区关闭了学校、商店，叫停了公众集会，但允许饭堂和餐馆开放。市内甚至有数十家餐馆愿意共同向上班族提供设有限定菜品的菜单，让他们能够以小于1美元/天的价格填饱肚子：李子干、玉米片、吐司、咖啡——30美分；火腿、奶酪、口条、鲑鱼肉或鸡蛋三明治——10美分；汤、肉或鱼、土豆或米饭……
1918年，许多居民还住在提供膳宿的私人住宅，或者没有厨房的单间公寓里，餐馆在当时被视为维持战时社会运转的关键因子（1918年是一战的最后一年）。它们是维系社会团结的据点。
相反，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里，“去或不去餐馆”在美国却成了党派相争的工具。民主党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发推特劝告大家保持安全距离；另一边，曾荣获“内华达州小姐”殊荣的凯蒂·威廉姆斯（Katie Williams）——她现在是拉斯维加斯一所学校董事会的候选人——马上发推回怼：“我刚去了一家人挤人的红罗宾（美国休闲餐厅连锁店）……因为我身在美国，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对于包括奥卡西奥-科特兹在内的许多人来说，餐馆的属性首先是“公共场所”——人群聚集的地方。而威廉姆斯的回复则主张，虽然餐馆是公共场所，它们满足的却是每个人私人的胃口。比如，她想点一份红薯薯条是她自己的事情，其他人都管不着。
餐馆究竟是私密的还是公共的呢？
两年前，因为美国政府对待墨西哥移民的“零容忍”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柯斯特·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在一家墨西哥餐厅就餐时遭到抗议人士打断，当时，这两种针对“餐馆”的不同思考方式就已水火不容。
自从18世纪60年代在巴黎诞生以来，餐馆一直是为人们提供私密空间的公共场所，虽然这听起来很矛盾。在餐馆里，人们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餐桌，吃自己的食物，与同伴的交谈也是私密的。
今日的餐馆正处于抗疫的第一线，因为它们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让陌生人产生互动的场所之一。拼车应用程序的普及使搭乘公共交通的人有所减少。由于网上购物的流行，零售行业已经经历了数年的低迷，大量实体店倒闭，许多百货公司也岌岌可危。
据美国国家餐饮协会预估，从事餐饮业的美国人有1560万之多。目前这些人的工作都危在旦夕，餐饮业的老板也面临着破产和永久关店的威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就是餐馆的末日。为此感到悲哀和担忧的，不只是那些美食爱好者和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忠实粉丝，更包括那些真心认为资本主义和参与民主制能够和谐共存的人们。
从18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就围绕着多层次、不完美且只能达到部分和谐的公共生活而建立。
对“公共”的其中一种理解是“市场”：只要愿意付钱，就能买到商品。从这个角度看，餐馆与私人会所和家庭宴会迥然不同，它明显符合“公共”的定义。
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共”——比如“公共广播”——关键在于拥有某个共同的目标和国家的支持。但这些特性只能跟粮食救济项目扯上关系，与餐馆无关。
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也就是现代餐馆诞生的年代，许多人认为这两种对“公共”的理解是不相矛盾、殊途同归的。市场会扩大来满足私人需求，并随之产生公共福利：创造工作岗位，带动商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从历史角度来看，去餐馆是一种特殊的体验，人们通过去餐馆学会了如何与陌生人和谐共处。正如一位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所说：“这的确需要花时间去习惯……但当你习惯之后，你会很享受在巴黎餐馆就餐。”她赞扬了餐馆的菜肴和装潢，并且最让她震惊的是，自己竟然跟大家共处一室吃晚餐。
你走进餐馆，并成为店内众多顾客中的一员，这便等同于大声宣告自己归属于这个社会。别忘了一个世纪之后，民权运动的静坐示威就是从格林斯伯勒市的某个午餐柜台开始的。
自诩餐馆“缔造者”的马图林·罗兹·德·昌图瓦索（Mathurin Roze de Chantoiseau）经常称自己为“全世界的好朋友”。美食家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则在其著作《厨房里的哲学家》中写道，坐下吃晚餐等同于“一点一点地传播把各种各样的人每天聚集到一起的友爱精神”。
这些美好的描述从未完全变成现实，但自餐馆诞生的250年以来，它们为消费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看似有理的托辞：它能让人们得到自己渴望或者需要的东西。
如果这次疫情过后，留给美国人的只剩幽灵厨房（ghost kitchens，指专为准备外送餐而设的烹饪设施）和外卖订餐平台，那么我们便等同于放弃了那些理想，也失去了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中仅存的能让人们和谐共处的场所之一。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餐饮服务目前只是暂时中断，而没有终止和结束。
（翻译：黄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