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后期小学国语读本》写道：“全印度的人民呀！你们有祖宗开辟出来的广大的土地；你们有祖宗流传下来的魁伟的文化。如果你们要保存这分遗产，该载民族自决的潮流中起来奋斗。”
撰文：陈建维（东方历史评论）
清末民初之际，政府面对国外的军事威胁，及外交失利，同时也对国内政局难以掌握，国内有志之士奋起，燃起对于国家进行改革的希望与强烈期待。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多认为“在世界民族中，除了‘黑奴’以外，印度人是被动亡国最可怕的例子。其实际上，中国被满族‘奴役’以及对即将发生的西方人的‘奴役’的恐惧经常发生在对印度被英国‘奴役’的描述中体现。”
一九二二年顾倬在编辑《修正高等小学国文读本》时，特别从梁启超《灭国新法论》一文所记载包含波兰、埃及、印度、南非及菲律宾等五个现代国家灭亡的案例，节选了印度相关记载，定名为《印度灭亡纪略》，以使小学生明了“亡国问题”的迫切性及其可能的苦痛。
首先，梁惊叹在所举的灭国五例之中，“印度之灭亡，可谓千古亡国之奇闻。”其特别指出，“自古闻有以国灭人国者，未闻有以无国灭人国者。至于近世之印度，举其百六十万英方里之土地，二亿八千万以上之人民，以置于英皇维多利亚之治下者，谁乎？则区区三万磅小资本之东印度会社而已。”编者顾倬于文后附注补充提到：古代民族之迁徙而占据土地，虽然就现代观点来说并非属国家，但由于全体成员的团结，而具国家的外观形式。若人民取而独立，结果就不会亡国了。但印度是亡于商人之手，此例真是千古所无。
同样论点也在一九二五年俞复、戴克敦所编之《新小学国文读本》初级第七册《印度人谈话（一）》的课文中再次强调，该课文透过一名印度人为主角，诉说自身的故事：“四百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握我商权，亘百余年。其后英国继兴东印度公司以一商业团体竟将我印度置诸英帝国国旗之下，已一世纪矣。”
在一九二六年陈白、张德騵、顾柟、黄铁崖所编的教师用书《新小学国文读本教授书》针对此一部分，从其教授方法内容设计里，教师对学生说：“我国西南，有一已亡之古国，汝等之知否？”同学需回答“印度”。再出示地图以引导学生注意“以面积甚大之印度，而亡于英国，思之可痛。”将印度与亡国建立联结之关系，并使学生回答加深印象。顾倬提到读后反省之用，让小学生明了亡国之痛：“国亡而人民冥然不觉，尤为可痛。故于本段之末更推广言之，以促人之反省。”最后以“结笔沉痛”四字作收。一九二二年年初，中国面对华盛顿会议上山东悬案的交涉等问题，因此，顾倬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小学生：“方今海上列强野心勃勃，颇有欲印度我者，是则此文何可不急读之。”
一九二五年蒋为乔、庄俞所编之《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中，也以面积与土地的对比来呈现印度灭亡的事实：“亚洲之南。有滨海大国。曰印度。立国五千年。开化之早。实次于吾国。其地纵横四千余里。人口二万五千万。亦吾国之亚也。乃竟为英国所臣属。而不敢抗者。岂无故哉。”阅读之重点放在竟为英国所臣属，而不敢抗者，岂无故哉。在国语、社会教科书中，编者业已确立印度为亡国的基调后，接下来就是要处理为何发生的问题。在梁启超《印度灭亡纪略》文中认为，印度惨遭灭亡之因主要是从政治上与权力关系出发，在于英国并非凭借英国自身的力量，乃是靠着印度人打印度人，主要凭借两大法则，“此后英人之所以蚕食全印者，皆实行此魔术而已。”
一曰募印度之土人，教以欧洲之兵律，而欧人为将帅以指挥之。
二曰欲握印度之主权，当以本国之君侯酋长为傀儡，使率其民以服从命令。
梁更在文末以“呜呼，彼世之媚异种残同种而自以为功者，其亦一游印度之遗墟也耶。”顾倬认为梁文，“述印度灭亡事实，感慨淋漓，文气亦极浩瀚。一结尤刺心刿目。”
然而，此一观点也于《新小学国文读本》初级第七册《印度人谈话（二）》中也出现，“英人致印，训练印人为兵，而以英人将之。国人反抗，英人辄以印兵前驱，使同胞自相残杀。上级悉为英人，而以印人供奔走。”会发生此一现象的原因，编者蒋为乔、庄俞认为主要是“英知印人之不知合群爱国也。”
从陈白、张德騵、顾柟、黄铁崖所编的《国文读本教授书》中，接续《印度人谈话（一）》确定亡国之事实之后而提出的亡国发生原因之一后，在《印度人谈话（二）》的”深究”部分里，编者则用问答的模式来协助教师理解：
问：印度何以由英人统治？
答：印度亡于英国，即为被压迫民族，英人治之，使不能恢复自由也。
问：何以训练印人为兵而英人将之？
答：将，司令者也。兵，听命者也。故以印人为兵，而以英人将之。欲使印人尽听命于英人也。
问：英人何故以印兵为前驱？
答：使印人同胞，自相残杀，则印人日少，其国易灭。
问：印兵和以忍心杀戮同胞？
答：迫于军令。
问：何以上级官吏悉由英人任之？
答：上级官吏，悉为英人，则英人有权而印人无权，得任意虐待印人，使日就灭亡。
问：印人何以愿供奔走？
答：一国人民，知识不齐，有识者热心爱国，故起而反抗，无识者但知自顾，故甘心奔走。
透过教师手册的内容，可以看出课文阅读目标有以下四项重点：
（一）印度亡于英国之下，因此为被压迫之民族，没有自由可言。
（二）印人须听命于英人。
（三）英人虐待印人，并使其自相残杀，促使其灭亡。
（四）由于不合群，不爱国，所以印人甘于为奴。
反言之，教师需要教导并让学生明了：若中国亡国之后，则无自由可言。且中国则必须听命于他国之命令。中国人必须要合群与爱国，才能得以存活。
在论及印度亡国之因时，除了上述因素外，从俞复、戴克敦编的《新小学国文读本》的《印度人谈话（一）》以印度人的口吻提到：“吾国民好谈哲理，耐苦修行。”
在陈白、张德騵、顾柟、黄铁崖编的《国文读本教授书》的深究部分中，透过问答，了解编者的意图，即讨论宗教与迷信问题：
问：印度国民何以好谈哲理，耐苦修行？
答：印度为婆罗门教佛教之起源地。婆罗门研究经典，于名理哲学，多所发明。迷信最深，故耐苦修行。
对于印度的想象中，以佛教或婆罗门教等宗教的表现最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到了清末民初之际，却成为多数中国人认为印度之所以亡国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陈白、张德騵、顾柟、黄铁崖编的《国文读本教授书》中，针对《印度人谈话（一）》教材的第五部分”应用”，建议授课教师命题发表：教师命题“印度灭亡之原因”令儿童缀文。其建议之范文内容可看出编者认为印度亡国的因素主要就是迷信：“印度地大物博，开化又早。如人民稍能振作，自不难为亚洲富强之国。但其人民崇奉宗教，好谈哲理，既流于迷信，遂多从事于无谓之朝拜，不复有所进取⋯⋯故印度之亡于英也，其主要原因实在宗教之盛行。”
到了一九三二年朱翊新所编《新主义社会课本》第四册的第二十九课〈印度人洗澡〉，在《藏人的迷信》一文之后，开门破题就写了“印度人也很迷信”等字样，课文主要是讲述“把一条恒河当作‘圣水’。他们相信在恒河里洗了澡，一生的罪恶，便可以消除⋯⋯”
一九三三年唐卢锋、戴渭清编《社会课本教学法》便针对此课，提出课程目的在于：
（一）使儿童知道印度人的迷信风俗。
（二）使儿童知道印度人民洗澡的地点与目的。
教师用书里，编者以一对母女（鹤儿）的对话情境呈现印度迷信的原因：“气候既很炎热，又多高山大河，所以毒蛇猛兽时时出没，住在那里的印度人，常常感触到这些自然界的危险和害怕，没有甚么方法可以防御解除，便由疑惧而发生恐怖，由恐怖而崇拜鬼神；结果便发生了许多迷信的思想。”在故事中，不仅是发生原因，同时母亲继续讲述关于婆罗门教、恒河洗澡除罪化等宗教迷信的实际案例，最后再下一个脚注：“这不是更可笑吗？”重点是鹤儿在听了母亲所说的故事后，接着讲出其想法，这部分也是编者希望学生学习本课的主要心得：“恒河是一条河流罢了，甚么圣水不圣水！洗澡是要洗去身体上的肮脏，甚么消除罪恶不罪恶！这是我们孩子都晓得的，他们竟迷信到如此，真是笑话。”最后“实习”的部分里，编者希望学生能学习两项重点：
（一）使儿童自己破除迷信。
（二）指导儿童劝导他人破除迷信。
经由故事的学习，让学生能充分理解印度亡国及迷信的关联性，同时也期待学生能体认到宗教误国的严重性，进而拒绝迷信，甚至能成为阻绝社会迷信的时代尖兵，最终使中国得以强盛。
除了宗教迷信等既定印象之外，在一九三三年由蒋息岑、沈百英、施颂椒编的《新生活国语教科书》第四册中，透过《印度人的故事》一文呈现更多对于印度人的偏见：
（一）由于印度天气很热，印度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很少。
（二）印度女人喜欢带镯子，和穿鼻子；印度的男人喜欢用有颜色的布裹头。
（三）印度的小孩子上学读书，刚走到学校，便脱下鞋子，放在门外。
（四）小孩子上课不用纸笔，只用一根小树枝在沙上写和画。
（五）我们（中国读者）难得听到印度人读书的响声，非常难过。
在同期的孙慕坚、冯鼎芬、朱荄阳所编的《国语教学做法》，针对此课进行教学上的指导，除了上述的偏见之外，特别提到“印度地方的人都很懒惰。他们田里种很多很多的鸦片烟，无论男女老少十分之六七吸鸦片烟的。印度人只知享乐主义，而不知有国家有社会，所以要亡国。”为了加强学生对于印度等事物的好奇，教师指导学生在阅读时“应表出希奇的样子”。
大东书局所编写的国语教科书中的印度形象，是同时期中存在偏见最多，与实际印度生活差距最大的版本。课本编者企图用经过简化的外观，呈现编者自我想象的奇特印度生活。当时教师用书对该文的要旨为“使儿童知道印度人的生活状况”，但在一九四〇年王益生所编的《国语读本教学法》中，针对此课的要旨已经修改为”欣赏印度人生活的趣味”。从此处的修改轨迹，可知一九三三年的版本究竟存在多大的偏见。且一九四〇年版的《国语读本教学法》中，不再武断地表示“懒惰”二字，而多了解释：“印度地方的人，因为天气热，比较的懒惰。”而关于鸦片的问题，王益生也修正为“印度的田里，种着鸦片烟。印度人吸鸦片的也不少。”在“深究”的部分，除了课文中所提示的重点之外，还增加一项“体味”的观察。由此推测王益生对于印度的认识显然比一九三三年的编者更多了些。
相较于团体、国家的形象，教科书中对于印度多存在奇特的偏见；个人形象上的呈现内容就显然不同，其中尤以甘地在教科书中的形象就很值得探讨。
一九二三年黎锦晖、陆费逵编辑《新小学高级国语读本》第三册，选了一篇《甘地》，鉴于同时期的课本中关于印度的描述，多存在“亡国”、“鸦片”、梁启超认为“媚异种残同种”抑或是“只知自顾的短视”等印象，甘地在课文中的形象显然存在差异：
（一）生于富贵之家，却无富贵子弟的恶习。
（二）往伦敦学法律时，他母亲叮嘱戒绝烟酒，不近妇人，他便遵守母命，始终不变。
（三）生活简约。他的妻子很贤慧，竟能和他一样受苦。
（四）对于农民和工人所受的一切待遇，很是关心，每不惜牺牲自己去援救他们。
（五）因为印度人的风俗习惯等，和英人不同，有时连英人的旅馆食店也都拒绝他们。（他）便组织一个印度协会，叫印度人自相团结，自相救助。
（六）南非土人因反抗英人，发生了很剧烈的战争。甘地却不怨恨英人，也不鄙弃土人，招集了印度人组织救护队，成绩卓著。于是英人才尊敬甘地，对于印度人也不似从前那样蔑视了。
（七）英政府于南非颁布新法令，引发印人不满，甘地不肯重行注册而遭判出境，但他选择自首，英政府深恐激起变乱，允将取消前议。来年印度人在南非的地位，几和英人一样。甘地在南非二十二年，赤手空拳，居然做出这样的成绩，尽可以自慰了。他临行回印度时，对印度人演说：“⋯⋯我并不仇视英政府，因为藉此适足以胶固我们的爱和同情。⋯⋯”
（八）甘地日夜希望印度人民有自治的全权。他相信要享自治的权利，必须先尽国民的责任。
（九）面对英政府未见实行印度自治，甘地抛弃和平主张，而采激烈手段。一九一九年宣告施行“不合作运动”。后来英国印度总督竟下辣手，捉拿这一位“不合作主义”的首创者。最后法庭判处六年徒刑，不做苦工。——甘地也便安心乐意的再过他的囹圄生活。
教科书编者透过对于甘地的描述来给予学生教导，因此，总结上述九项摘要中，可以得知，在第四项特别点名对于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关心与协助。同时，对于社会弱势的关怀与勇于对抗政府强权，与阶级平等待遇等概念等的描绘，都可以看到编者具有左派思想。再者，一反过去对于印度人的想象——不团结、吸鸦片、性淫乱、不反抗强权等，在甘地的身上一尽革除，塑造其完美形象。这类左派形象，别于在其他出版社所发行的教科书中的甘地形象。当时的教科书内容并无统一的制定标准，出版社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反而可呈现多元化的教育目标，形成更多的讨论之处。
一九三二年沈百英编写初级小学的《国语教科书》第八册中，其《甘地》一文则将重点放在不合作运动及印度独立可能性的描述上。先以印度遭英国灭亡，成为殖民地，印人成奴隶，“照他这样衰弱，处在强大的英国掌握之中，势必至于永远受英国统治，不能翻身了。”接着印度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做甘地，引出重点，他领导民众，实行革命，要求独立。这书写过程与孙文领导中国革命类似，与学生的经验符合，进而认同甘地的特殊性。
接着分两阶段描述甘地的革命行动：一、由于英人不同意给予自治权，所以“先叫印度人做一种‘非武力的反抗运动’⋯⋯不和英国人合作。像不做英政府的官吏，不买英国货等等都是不合作的条件。”
二、甘地看透英国政府没有诚意给印人自治权，更进一步“又倡导一种抗英的运动，叫做‘非武力的反抗运动’⋯⋯就是不用武力对英革命，只是大家不和英政府合作，一切衣食都用自己做出来的。”编者的结论为“全印度的人如果能够始终在甘地指导之下，用这种‘非武力反抗’和英人奋斗，要求祖国独立；那么印度独立的实现，一定可以成功的。”
同样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同年胡贞惠所编写高级小学的《国语教科书》中的《甘地》一文，但课文份量较沈百英版本简单，重点也放在“不合作运动”，而其结论在于“甘地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不能和英人反抗，不得已想出这个‘不合作运动’的方法来，是很可怜的。但是他这样方法，简便易行，却很有效力啊。”说明面对英国强势的作为，如此艰困的环境中，甘地仍能坚持下去，编者对于甘地的做法给予正面肯定，也可反映商务印书馆的立场。
左派的思潮也在一九三二年世界书局苏兆骧所编的《高小国语读本》的《印度的民族革命领袖甘地（一）》一文里出现，文中描绘“印度自被英国并吞以后，三万万的印度民众，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已历七十余年，亡国之痛，难以尽述。”遭到灭国的主要原因是“民性和平，人心散漫，从来没有反抗的举动。”然而这样的局面，自从甘地提倡“不合作运动”而开始改变，印度人称甘地为“大灵魂”，与神一样崇奉他。每本教科书处理甘地的面向都不尽相同，本篇编者苏兆骧就特别以几个不同的观点来呈现甘地的想象，例如“他的家资很厚，但他要求印度民众不受物质的支配，竭力提倡节俭。”
另外，“甘地见自己赤手空拳，时常遭到禁锢，而抗争的结果都很美满，于是深信徒手革命是唯一的救国方法。”这两点也是苏兆骧希望学生去思考的重点，然而从其中却看出苏兆骧似乎对于甘地的思考模式颇有意见。同时，苏兆骧在接下来的另一课《印度的民族革命领袖甘地（二）》中，解释了甘地观察到印度民众受治于英人的原因，“因为互相存着歧视的观念”，因此他竭力倡导民族主义，“令他的门徒努力调和异种异教的人，使全印人民同心合力，抵抗敌国。”特别留意的是在此段中使用的是“令”字，呈现上对下的权力关系。从苏兆骧的用字来看编者认为该宣传民族主义的过程，并非皆如甘地所想象的，仍需要更多更高的权力在推动。
再者，苏兆骧叙述甘地关心民族重大议题，同时也关注例如禁止童婚、解放妓女、预防病疫等社会较小的问题。苏兆骧在此段留下对于甘地的一句关键评语：“有人说，甘地所以能领导民众的缘故，就因为他能照顾民众的一切。”相较于前段挥舞着民族主义的大旗，难以说服印度民众；苏兆骧认为甘地能有效领导“就只是因为他能照顾民众的一切”，呈现编者对于甘地的特殊看法。最后，课文讲到“一九三一年，英皇召见甘地，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印度问题。世界人士预料甘地对英帝国主义者定有一番抗争哩。”作结，不过这与事实差距甚大。显然苏兆骧版本的甘地形象别于其他版本的正面肯定，呈现另一种不同的面相。
到了一九三四年朱文叔、吕伯攸、上海中学实验小学及苏州中学国语教材研究会所编制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国语读本》高级第三册，便将重点放在“甘地的刻苦生活”，与前述重点放在“不合作运动”的教科书完全不同。编者从其貌不扬的外貌出发，谈到简约饮食、穿着简便、居住简单等面向来呈现甘地生活艰苦卓绝的一面。至于甘地所提倡之不合作运动，于文末最后一段出现，但却以“一九一九年的时候，这种主义，曾经风靡全印度”作结，推断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对于该运动已经不感兴趣，或编者并非肯定该运动的延续效应。
最特别的是一九三三年由南京市立中区实验学校所编的《社会课本》，其中将列宁与甘地放在同一课做比较与叙述。编者认为“他们两人同事二十世纪的大政治家；同做了惊天动地的救国事业。但是他们两人的主义和办法却绝对相反的。”相较于列宁“恨极了俄国帝室⋯⋯他所采取的手段很辣，虽然他本心不好杀人，却有杀人的胆量哩。”然而甘地则是“恨极了物质文明，处处主张复古⋯⋯他虽然屡次被英政府的仇视，捉去坐监牢，但他毫不畏惧，也并不因此变更他的主张。”编者从结论里，表明透过列宁以为对照组，来映衬甘地的伟大与值得学习：“他不像俄国列宁敢于杀人，他是极力反对武力抵抗，到处劝人戒杀，全印度的人都很信仰他的。”
相较于整体印度而言，国语及社会科教科书里的形象，仍属负面居多。不仅包含亡国、懒惰、不团结等既定刻板印象；而对于个人的书写则呈现不同的面貌，存有传统英雄面向的叙事为主。一方面，希望学生在阅读课文后，能针对整体亡国后的印度进行讨论及自我反省；另一方面，又提出甘地等人物传记，提炼其中可供学生阅读后的学习使用，以至于在国语及社会科教科书里的印度形象，充满团体与个人的矛盾视角，也让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印度的想象更为分裂且更难以定义。
（作者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候选人，曾任职于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