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25年之后，我们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负面趋势，似乎是在通往后历史世界的道路上发生了偏移，变得更像是历史的回归。”
按：上世纪80年代末，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加拿大研究员、作家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1965— ）在《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一书中，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回应并反驳了福山的这一著名论点。
韦尔什指出，21世纪的世界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成为自由民主的开放世界；战争与难民、政治与经济的国际角力、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当我们感喟地球村的消逝与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抬头时，当我们重新回顾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描述并感到怀疑和迷茫，韦尔什提醒我们注意：“福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胜利主义者的论调。有些时候，还带着一点点的忧郁和悲伤。在后历史时代，他认为史诗般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也将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如果历史真的回归了，21世纪的人们又可以通过怎样的奋斗、追求怎样的价值呢？
文 | [加拿大] 珍妮弗·韦尔什 译 | 鲁力
似乎每代人都有这样的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我父母的那一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和战后重建的奇迹。我哥哥和姐姐的那一代，经历的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抗议运动，以及民权和妇女平权运动的胜利。到了我这一代，则是经历了冷战的结束。
在1989年的那个秋天，人们很难不去相信，这个世界上将要发生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东欧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骚动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似乎是一个宏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只是历史轨迹的发展走向仍不明朗。当时，我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11月9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民主德国拆除柏林墙的画面时，立即和几个同学跳上了前往柏林的航班，去亲眼见证一个帝国的瓦解。当我们第二天到达柏林的时候，柏林墙两侧充斥着派对的气氛，几乎要爆炸。汉莎航空的空乘人员向集会者派发沙发。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多人当时只是第一次出国采访——吊在临时搭建的转播台上做“现场直播”。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西方观察家，英国记者兼作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则将11月的那一个时期形容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街头派对”。的确如此。据估算，民主德国有将近200万人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周末前往西柏林——他们中的大多数花光了联邦德国政府送给他们的欢迎礼物：100德国马克。当回家的时候，我带上了一块柏林墙的残片，上面绘有涂鸦。我不禁有一种身处历史中心的喜悦感。
剧变发生得如此之快，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
受这些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影响，美国的政治评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他的中心观点是，1989年东方和西方对抗的结束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同样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进化终点的信号。他预测，我们将会看到传统权力政治和大规模冲突的衰落，这会将我们引向更加和平的世界。
10年之后，冷战的结束和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持续增加，的确显著降低了国家间战争和种族间战争的数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曾经的超级大国携手推动德国重新统一，终止了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美国也减少了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扩，接纳原先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加入北约。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拥抱民主制度，并被纳入逐渐扩张的欧盟（EU）的轨道—欧盟最早只是作为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存在，但是在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签署之后形成了统一货币，在外交政策、司法和移民问题上也加强了政治协调和合作。
多亏有了团结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联合国也从冷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一改变最初的信号，是1990年8月应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不再受制于美苏对峙——一致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对美苏两个曾经的对手而言，这一合作程度堪称史无前例，用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话说就是，“在半世纪之后……冷战咽下了最后一口气”。1992年1月，安理会举行了第一次首脑峰会。大使和国家元首们齐聚一堂，共同发布声明，重新确认对《联合国宪章》最初确定的集体安全目标的承诺。他们同时还授权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要求他就如何提升联合国能力、解决后冷战时期的冲突并维持和平提出建议。在名为“和平议程”（An Agenda for Peace）的报告中，加利指出，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结束长达数十年的紧张关系，给了联合国“新的力量源泉”，可以用来应对国际安全中的新威胁，并发展出新的机制和能力。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成立了人权高级专员公署（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用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障人权，同时还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用以增强联合国应对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就我自己而言，我继续沉醉在1989年神奇而又和平的革命荣光之中。在那些国家里，出现了民主选举。中央计划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宝贵的消费品——远离普通民众很长时间——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货架上。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相信未来注定将会和过去不同。
冷战的结束，同样也为结束跨越数十年的危机外交、核军备建设和花费巨大的干涉他国行动提供了可能性，生活在铁幕后的人也有了开启新生活的可能。在整个1992年的夏天，我在布拉格，向来自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热切的学生们传授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新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捷克的首都，在由曾经的异见分子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领导的新生民主国家里工作也让人陶醉。回首往事，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夏天。
即便是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残忍的种族清洗行为，也没有挑战“新世界秩序”这一说法。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教授，我继续分析和传授新秩序所带来的新结构和机制，包括联合国维和角色的不断扩展，以及欧盟合作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
福山论文的核心，是对历史中的进步这一观点大胆而乐观的情绪。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他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作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步是通过一系列观念冲突和技术变迁引发推动的新纪元导致的。福山的观点是，历史（至少是历史学家们记载的斗争史）将终结，或者至少达到斗争的顶点。自由民主的胜利必须由三个关键因素组成：自由选举的政府、促进个人权利，以及相对宽松的国家监管。福山指出，理想的模式是“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和经济上物资的极大充裕，可以很容易买到录像机和音响”。一旦达成了这一目标，其他的矛盾和冲突都会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框架下得以解决。
福山提出这一大胆断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在西方社会内部，他的很多观察还都是正确的。一些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处于模糊的中间状态，这样能在基于基本社会福利“安全网”的自由经济政策，以及宪法保证的基本权利及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正如德国裔美国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说，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在政治领域极具韧性。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发展出了这样一套复杂的能力：向它的批评者们提供条件自由阐述意见，并在细枝末节之处做出改革——以此排除更为极端的反对意见。很多人指出，从内部对自由民主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极左或是极右等两极化的立场都会被反对。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于2009年1月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著名讲话，呼吁“脱离意识形态……的独立宣言”，而前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曾经自嘲，自己是“‘什么都做不了’主义”。党派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少，政治更关注的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优化”。
在全球层面，乍看上去，“历史的终结”似乎也颇具说服力。民主依然是最为常见的政府形式，对于那些生活在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人同样极具吸引力。推进民主和人权发展对于很多欧洲和北美国家，甚至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而言，都是外交政策的基础议程——至少是在纸面上。
但如果让我们放宽视野，这一图景似乎就不太一样了。事实上，看起来历史似乎回归了。
在中东，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于平民不加区分的、野蛮的袭击，对于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的清洗，以及大规模饥荒都变成了交战方战略举措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自由民主制度非但没有巩固——这是乔治·W. 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最初动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还面临着重大的统治失败。一些人认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冲击了1916年的塞克斯–皮克特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而正是基于这份协议，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才被瓜分成了英国控制区和法国控制区，日后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国家。
同时，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分歧再次阻碍了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作用，双方更多是相互指责，而不是开展建设性外交以寻求共识。
实际上，90年代初联合国的重生所带来的乐观情绪，也让那些成员国在无力呼吁对冲突、不稳定和大规模逃亡采取集体的决定性行动时，平添诸多困惑和失望。全球逃亡的人口数量——在2015年为6530万——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难民数量。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社会缺少集体行动所带来的悲剧显现无遗。五年以来，有超过25万叙利亚人死亡，超过6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内流离失所，有将近500万人离开叙利亚成为难民，而武装冲突却愈演愈烈。
但我们评估民主的总体健康程度，有一些关键的信号同样让人感到不适。一些在不久之前，还因成功实现民主转型而饱受赞誉的国家——比如说泰国或土耳其——现在出现了向专制主义倒退的迹象。即便是欧洲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受制于失业率高升、经济增长放缓、日益明显的财富两极分化，因而对移民和难民越来越不宽容。2016年1月，丹麦政府再次碰触了欧洲国家的底线，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丹麦警察在难民抵达丹麦时进行搜查，没收其有价值的随身物品作为安置费用。但是，最具象征性的可能是匈牙利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而欧尔班在25年之前，正是匈牙利共产主义和平转型的关键人物。2015年秋天，欧尔班投入1亿欧元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上设置电网，以阻止难民入境。正如加顿·阿什悲哀地指出，“欧洲原本以拆墙闻名于世，但现在墙又一次被建立起来”。
当然，有些人会指出——即便福山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观察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时，不应该被短期内的现象，或是前进道路中的曲折所固化印象。一个持久的政治体系的特征就是长期的可持续性，而不是在任意一个特定时间节点的表现。
尽管2008年时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过去的40多年里，经济产出总体上保持增长——不管是在哪个大洲。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的力量进入之前的共产党国家。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10年，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数量增长了几乎四倍。这一增长不仅是因为1989年东欧发生的革命，还因为从拉丁美洲掀起的政治浪潮，并一直扩展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从好的一面看，我们在中东看到的并没有驳斥“历史的终结”理论，而仅仅是路至中途。在自由民主发展历程的这个阶段，国家内发生的冲突还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并不能归咎于自由民主），或是过渡过程中导致的冲突——比如伊拉克——抑或介于历史国家之间或者“后历史”的原因。这一观点认为，尽管这些冲突很让人烦恼，但不应该使我们质疑到达终极终点的必然性。
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一乐观的论证——或是这一论证反映的线性思维。冷战结束25年之后，我们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负面趋势，似乎是在通往后历史世界的道路上发生了偏移，变得更像是历史的回归。
过去的10年中，如果以选举的真实性、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的程度来评估，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质量都在经历持续的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政治推动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民主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形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到达了近25年以来的高点。专制政权公开嘲笑民主的价值，并认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体现。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将这一趋势形容为“民主的衰退”。由于公开的政变或者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不断凋零腐败，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自10年前开始下降。
……
随着这一顽症不断发酵，自由民主也受到更多的挤压。在很多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已经降到历史性的低点，民粹主义政党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选举投票上，都在占据史无前例的优势。这些政党已经从国家政治的边缘地位迈向舞台中央，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正常看待民族主义和排外言论的大讨论。民粹主义政党——不管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兰自由党（Freedom Party），还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纲领对西方政府及其创立的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民粹主义崛起的最新表现是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的胜利，他们成功获得了（主要是）英国工人阶级投票者的支持，而这些人相信主流政党和精英官僚阶级忽视了他们的关切。右翼民粹主义同样影响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典型表现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民粹主义政客夺取了民主的两大核心理念。第一个是人民主权。他们都认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他们又指出，在官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民被剥夺了统治和决策的权力，并被转移到所谓的专家和国际组织中的精英手中。今天，每一个民粹主义政客的公开言论中都包括“夺回控制权”。在英国脱欧公投的第二天，奈杰尔·法拉奇宣称结果是“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正派的人民”的胜利。
民粹主义者挟持的另一个民主思想是公正。正如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家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解释的，民主需要两种形式的平等。第一种是政治参与平等，或者是他所说的“平等的政治声音”。但是平等的声音只是平等的一部分，民主同样需要对公民利益的平等考量。简而言之，所有的声音都需要被政府听到。否则，立法者的决定就不会被视为公正或合法的。民粹主义政客坚持认为，今天的自由民主政体，已经忽视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仅仅是满足那些富有的精英阶层的需求。
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财富的扩散——如果说得稍微客气一点——很不平等。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崛起，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每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却从8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事实上，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贫富差距都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最高者的财产总数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到2014年年底，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富有的10%的群体的财产是最贫穷群体的10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80年代这一比例为7：1）。更严重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群体—即所谓的1%——占有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30年来从未有过的高点。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替代的评估手段，即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的财富不平等（wealth inequality）——即不仅仅是工资差距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多年来资本积累引发的不平等——在发达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甚至更为尖锐。在1945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态度，并认为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可以防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就业率和实际工资下降，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技能和资格的努力并没有转化为在经济上更好的收益。其结果是，皮凯蒂预测，我们继承的财产——而非我们通过工作取得的收入——是决定我们生活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很类似18和19世纪时的情况。机会平等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都会更为严峻。
在国际舞台上，自由民主的表现——在解决争端、建立和平和推进人性价值方面——同样惨淡。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大量战争难民流离失所，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又越来越多地重新出现。尽管今天战争数量在减少，但是在2008—2014年间，由于暴力升级，以及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的漠视，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了三倍。仅2014年这一年，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100000人——这也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国际人道主义法确立于1945年之后，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未来有人发动“全面战争”，特别是针对普通平民的战争。国际人道主义法包含一系列的限制原则，确保军事行动时充分考虑到普通人在武装冲突期间的生活。更具体的是，它要求冲突中的各方鉴别平民（以及学校等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确保给予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人士保护和通行的便利，并尊重保护医院设施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中，平民遭遇的暴力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闻所未闻的程度，冲突各方还在相互较劲，看谁更能突破底线。在今天的武装冲突中，下列事件越来越常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爆炸性武器，对学校、市场、医院和医护人员发动袭击，针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水处理设施），以及拒绝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补给物资进入平民集中被困地区。平民所遭遇的这些伤害，不是由所谓“战争迷雾”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悲惨后果，而是交战方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些还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2016年1月初，叙利亚迈达亚（Madaya）瘦骨伶仃、饥饿的儿童的照片被媒体披露，让很多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的施压力度，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是这些平民的境遇仅仅是冰山一角：2014—2016年间，叙利亚每天被武装冲突围困的民众数量在45万—65万。
过去五年发生的这些现象，不仅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特定案例。事实上，这些现象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同时也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困难但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这些现象也给冷战的结束，以及“历史的终结”理论所承诺的和平的未来打上了问号。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经历的艰苦奋斗，以及做出这些决定和妥协——不管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以保证能够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见、限制战争、权力服务于集体利益而非某些狭隘的目标。
……
当我们重新回顾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描述，需要记住的是，福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胜利主义者的论调。有些时候，还带着一点点的忧郁和悲伤。在后历史时代，他认为史诗般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也将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问题都得以解决，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类看上去就开始类似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最后的人”：“限于自我陶醉中的消费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没有更大的渴望”（或许在很多情况下，是去网上购物）。
然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回归》一书第一章，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