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新（《读书》2020年3期新刊）

小说里阿布·塔希尔说的 “纸”，用的单词是 kaghez，如今几乎所有突厥语都是使用这个词（具体拼写会有小小差异，比如乌兹别克语 kogoz，土耳其语作 kağıt），其词源是波斯语的 kāghaz 。八世纪的阿拉伯人刚接触到东来的这种人造纸以后，称之为 kaghad （或作 kaghid / kaghadh ），显然也是借自波斯语。研究者相信，波斯语 kāghaz 又借自粟特语的 k'γδ' / k'γδ'kh 。不过也有人说，粟特语的这个词，与古回鹘语的 kagda / kägdä ，都借自汉语。借自汉语的哪一个词呢？夏德（Friedrich Hirth）猜是“谷纸”。夏德这个说法遭到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否定。劳费尔怀疑这个词是从内亚的“树皮”一词发展而来。可惜这个词的语源研究至今尚无重大推进。

按照近代文献中撒马尔罕纸的分类，阿布·塔希尔送给海亚姆的桑皮纸大概可以叫“撒马尔罕算端纸”（Samarkandsultan kogozi），属于最高等级，雪白、柔韧，极为珍贵。在小说里，海亚姆就是用这个本子，写下了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鲁拜集》。而这个撒马尔罕纸的初写本，在伴随海亚姆走完他艰辛颠沛的人世旅程之后，又走上更艰辛、更颠沛、更传奇的漫长旅程，直至最后沉睡于大西洋底，与“泰坦尼克号”大轮船一起拥抱黑暗与冰冷。

历史上的确有一部据说装饰极为奢华的英译本《鲁拜集》随“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马卢夫一定是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而编写出一个新传奇。即便用再多的珠宝装饰，一八八四年出版的这本《鲁拜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马卢夫创造的海亚姆手写本。为了唤醒古老的浪漫，马卢夫特别安排这部手稿使用撒马尔罕纸。在海亚姆的时代，撒马尔罕纸是他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纸，或者说，是最有名的纸。在那个充满知识冒险和政治动荡的世界里，以产纸著称的地方不仅有撒马尔罕，还有巴格达、呼罗珊和大马士革。不过，只有撒马尔罕最靠近纸的故乡中国。

东汉发明的造纸术可能过了五六个世纪才走出东亚，先后传至中亚和中东。如今相当常见的说法是，公元七五一年怛逻斯战役之后，阿拉伯军队带回撒马尔罕的唐军俘虏中有几个造纸工匠，他们培养的当地学徒不仅打造出后来享誉伊斯兰世界许多个世纪的品牌撒马尔罕纸，也最终推动造纸技术传播到中东和西欧，如李约瑟所说，造纸技术“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

虽然后人对怛逻斯战役在伊斯兰扩张史上的重大意义强调甚多，八九世纪的阿拉伯文史书却都不曾提到这个战役，更别说提到造纸了。相比之下，汉文史料的记录就多得多了，更难得的是还有被俘者记录自己的游历见闻，这就是杜环的《经行记》。怛逻斯之战，杜环正在高仙芝军中，被俘后经中亚到中东，在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区域中东、北非、东非等地游历十来年，才搭商船经海路返回中国。回家后他根据见闻所写的《经行记》，是非常有趣的文献。

可惜《经行记》已佚，仅部分文字见引于杜佑《通典》。据《通典》，杜环记录了在阿拉伯的唐人工匠：“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当然，他没有说明这些人是否和他一样属于怛逻斯战俘。更重要的是，杜环没有提到造纸匠，这成为怀疑怛逻斯战俘传授造纸术的一个理由。

最早把怛逻斯战俘与撒马尔罕造纸业联系起来的文献，出自以阿拉伯文写作的波斯学者萨阿列比（AbūMansūr Tha'ālibī，961-1039），他的《关于各地物产的心灵果实》一书，为“撒马尔罕纸”列了一个条目，是这样说的：“撒马尔罕纸使先前人们书写使用的密昔儿（Misr，今埃及）纸以及各种皮制的纸类都贬值了，因为它更柔软、更高质、更经济。这种纸只产于撒马尔罕和中国。”并引据一部今已失传的阿拉伯文地理书《道里邦国志》称：“纸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在齐亚德·伊本·萨利赫（Ibn Sālih）俘获的怛逻斯之战的俘虏中，有一人懂得造纸术，他教给了撒马尔罕人。后来这一技术得到推广，撒马尔罕人以此贸易得利。”

稍早于萨阿列比的阿拉伯学者中，也有人提到中国工匠对造纸术传播的作用，只是没有说这些工匠出自怛逻斯战俘。十世纪的阿拉伯书志学家伊本·纳迪姆（Ibn al-Nadīm）在其文献学著作《群书类述》中说：“呼罗珊纸是用亚麻制作的，有人说始于倭马亚时代，也有人说始于阿拔斯时代；有人说很古老，也有人说是近期才有的。据说是中国工匠到呼罗珊造出来的。”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研究者，多半不相信怛逻斯战俘传授说，因为中亚发现了很多早于怛逻斯战役的纸张，其中当然有些可能是中国生产外销或由人携带西来，有些却可能是本地生产的。比如，发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穆格山文书所用的纸张，研究者怀疑其中有些是中亚本地生产的。反对怛逻斯战俘传授说的一个理由是，中国造纸原料以树皮为主，以废弃布料为辅，伊斯兰世界的造纸传统则相反。这种差异反映了一个适应本地环境的过程，应该很缓慢，不会是一个急剧事件的结果。

对怛逻斯战俘传授说的否定或怀疑，仅仅在严肃的研究者小圈子里占有主流地位，畅销书作者们还是更喜欢富有传奇意味的怛逻斯战俘故事，比如英国人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onro）的非虚构类获奖畅销书《纸之踪迹》。即使这种否定或怀疑会渐渐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也绝不会动摇撒马尔罕纸的历史声誉。写作于十世纪的波斯文地理书《世界境域志》说：“撒马尔罕产纸，销往世界各地。”十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aqdisī，或写作 al-Muqaddasī）在其名著《各地区知识之最佳分述》里也说：“花剌子模之弓箭，石国之陶盘，撒马尔罕之纸张，均可谓举世无匹。”

十六世纪初，帖木儿帝国的残余统治者巴布尔被乌兹别克人驱赶至南亚，成为不情愿的莫卧儿帝国创建者之后，他在《巴布尔回忆录》中深情地回忆中亚故乡：“全世界最好的纸出自撒马尔罕，造纸用的水来自黑水（Siyah Ab）旁边的 Kān-i-Gil。”十九世纪英国东方学家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最重要的著作是《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书中综合伊斯兰中古文献，特别是阿拉伯文地理书的相关记录，说道：“撒马尔罕纸享誉东方，其生产技艺得自中国。”

在十九世纪到中亚旅行的许多欧洲人中，万伯里（ármin Vámbéry）是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一个。先于奥斯曼首都沉潜十年的他，一八六三年，完全是以个人身份（没有任何政府和军队背景），假扮土耳其苏菲（dervish），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大不里士、德黑兰，混在一群新疆朝圣者中，加入庞大又复杂的商队，穿越喀拉库姆沙漠，先后抵达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随后又混进另一个庞大的商队离开中亚，经伊朗、土耳其返回欧洲。万伯里次年出版《中亚旅行记》，说：“布哈拉与撒马尔罕的纸张在整个突厥斯坦及周边国家都享有盛誉，以生丝为原料，又软又薄，特别适合写阿拉伯文。”这里把布哈拉与撒马尔罕所产的纸并举，可能有点误会，布哈拉不以产纸闻名，而此时撒马尔罕属于布哈拉埃米尔国，应该说 “布哈拉国的撒马尔罕的纸”。

不知始自何时，我对撒马尔罕纸的向往已深植心间。所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七日，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看完撒马尔罕东南那座粟特时代的古城以后，当陪同我们的年轻考古学者尼亚孜（Niyoz）问，有没有兴趣看看撒马尔罕的传统纸业作坊？我们立即同意了。九天来，我和罗丰、李肖、王一丹几个老朋友一起再访中亚，在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法浩特（Farhod Maksudov）和其他考古学家的陪同、帮助下，走访了许多考古遗址和历史古迹。到撒马尔罕，因来过很多次，本以为可看的已经不多，没想到还真有传统造纸作坊。

天蓝气清，南山在望，正是冬天的好时辰。不到一刻钟车程，就到了撒马尔罕南郊这家花园般的作坊。一道水渠绕过屋前的杏树林，渠水清澈而迅疾，渠上一架水车“吱吱”转动。杏树林里，几只鸡在草间觅食，对于路边的车来人往浑若不觉。庭院入口竖立一个牌子，以桑木条为框，中间张立一面桑皮纸，纸上用蓝色大字标示着这个作坊的名字：Samarkand Koni Ghil Meros。王一丹解释说，kon / kan 是矿藏，ghil / gil 是泥土、陶土，meros 是遗产。这个纸坊与巴布尔说的世界最佳纸张的出产地 Kān-i-Gil 完全同名，因为这个距市区五公里的村子正好就叫 konigil 村。这大概不是巧合，很可能这里正是《巴布尔回忆录》所说的那个地方。

纸坊主人热情接待（当然是收门票的），给我们展示造纸的全过程。首先，每年冬季霜降以后，收割桑树上当年新生的枝条。这个环节我们看不到，但接下来都在作坊完成，都可以看到。在这里，第一步是剥取枝条上的桑皮，第二步是把桑皮外部的深色粗糙部分都刮掉，只剩内里淡白色的纤维层，剥出来的纤维层要晾干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晾干的纤维层放在大锅里煮五六个小时，再捞出来放到大木臼里捣碎。捣臼的大木杵使用水车动力，水车带动四五个大木杵，所以同时有多个木臼工作。怪不得门外渠水流得那么快，原来是为了带动这么大的木杵。

桑皮纤维捣成泥浆，再加水，就到了造纸最激动人心的阶段：以滤水网板捞取纸浆，摇晃均匀，水滤尽后稍稍晾干，一张新纸出现了。新纸要放在绵纸下平压二十四小时，压好再打磨，就是用牛角或海螺摩擦纸面，使新纸柔滑润泽。据罗丰后来说，这道工序在中国过去叫“压光”。纸坊的人介绍说，压光可能是中亚纸与东亚纸的最大不同，这是因为东亚使用毛笔，中亚使用硬笔。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罗丰说中国传统纸工艺中就有一种压光纸，是见于文献记载的。

四面通透的室内寒意甚重，我们沉浸在穿越的快乐中，好像是在一千年前的撒马尔罕造纸作坊观看中国工匠的嫡传弟子们表演，不知不觉过了一个来小时，回过神来已是全身冰凉。我们中只有王一丹热情参与了实际操作，先是跟着一个年轻女工剥取桑皮纤维层，后又拿起牛角打磨新纸，干劲十足。演示完纸的制作过程，就该进入销售环节了。纸坊有一间小卖部，除了卖不同规格的成品纸，还卖用纸制作的器物如钱包、提袋、笔记本、纸娃娃、纸面具等，甚至还有传统样式的纸衣服，色彩多样，有乳白色、蓝色、黄色和粉色。当然，种类不多，也相当朴素，看来旅游品开发还有很大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一切物件都是纸坊自制的，比如外包装用的卷筒和封皮，其原料就是剥取桑皮纤维剩下的粗糙树皮。

小卖部木桌上放了一张A4规格的桑皮纸，打印着一整页的英文说明，题目是“撒马尔罕纸”。节译如下：

读了这个性质复杂的说明书，我才明白眼前这个传统造纸作坊是近年才兴建的，并不是如Konigil（也可以写为Kan-i Gil）这个名字所明示的那样渊源有自、历史悠久。而造纸技术，特别是放弃丝绸、亚麻和布料，专用桑树皮，也是新近摸索出来的，并非可追溯至唐军俘虏的师徒间的言传心授。怀着这样的疑惑，我在众多网页中找到英国《卫报》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的一篇《乌兹别克斯坦重新发现失落的丝绸之路造纸工艺》，副标题“一个撒马尔罕工匠在中亚作坊复兴千年前造纸秘技”，似乎最可读。

可以理解的，这篇文章也是从怛逻斯战役开始，到撒马尔罕纸傲视四方，再到沙俄征服中亚引入现代造纸工业，造成传统造纸技艺失传绝迹。和前引纸坊自家的说明书一样，文章强调一九九五年教科文组织那次会议的推动作用，以陶艺家身份出席会议的穆赫塔洛夫听到会议讨论传统造纸工艺的失传，决心自己动手找回撒马尔罕昔日的荣光。他用了五年时间研究、试验，排除了棉花、亚麻、布料等，发现只有桑皮是最佳原料。二〇〇一年，他开建自己的造纸作坊，选址于Konigil村。他说这个选址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前撒马尔罕超过四百座水磨坊多数都在这一带，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造纸作坊也会设在这里。“一开始朋友们觉得我疯了，我妻子老是骂我，因为我们得存够钱让两个孩子结婚。我只好不停地借钱，甚至卖车、卖我妻子的首饰，才勉强把作坊建起来。”

作坊最初注册为一家非盈利的 NGO（非政府组织），虽然得到了美国和日本公益基金的小额资助，主要资金还是靠穆赫塔洛夫自己募集或者掏腰包。他招了十几个工人，付工资成了一大挑战，因为造纸的季节一年不超过六个月，但工资要付全年。另一个困难是培训工人，按本地习俗女工一结婚就停止工作，新招的工人需要重新培训。二〇〇五年安集延骚乱事件之后，政府严控NGO和境外基金，造纸作坊的运转遇到极大困难。于是，穆赫塔洛夫决定把纸坊注册为一家企业，自己投资经营，与旅游业联系起来。

每年都有超过五千游客慕名而来，纸坊还建了餐厅、花园和小卖部，据说经营规模还会扩大。穆赫塔洛夫告诉记者，那之后遇到的困难是原料，由于蚕丝业的重要性，国家对桑树管理甚严，收割桑树枝每年都需要申请政府许可，他们只好自己租地种植桑树。工业造纸的寿命一般是一百年，穆赫塔洛夫说，我们造的纸呢，是两千年。而且，他说，我们这种纸还可以防老鼠啮咬，因为老鼠消化不了桑树皮。

其实我们见过这个穆赫塔洛夫，在小卖部买纪念品的时候，就是他在算账收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六十三岁）更苍老一些，表情淡漠，一句话不说，对我们也不怎么留意，尽管我们刻意搭讪。要么是经营这家纸坊过于操劳，要么他始终保持了工匠的性情，没能变得更像商人。纸坊现在靠吸引游客生存，收门票和卖纪念品几乎是仅有的收入，这样的生产规模也绝不可能有多少剩余产品在其他渠道销售，但看不到他们过度包装自己。从《卫报》采访来看，穆赫塔洛夫的确是一个老实人。

很显然，穆赫塔洛夫从未宣称自己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获得了古代造纸的秘术，但他深信自己找到了古人的最佳法门。这有点像我们研究历史，虽然不能穿越到过去检验或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却有一定的技术规范保证我们不会大幅度走偏。正如研究者确实能够揭示真相，现代工匠当然可以通过试验和研究复原某种久已失传的古代工艺。但是，甚至不需要太多提醒，仅仅依靠逻辑常识，我们就能明白：这一复原过程中，有太多需要跳跃的地方，而每一次跳跃都可能偏离真正的目标。

值得留意的是，尽管这家Konigil遗产纸坊并没有掩藏自己的真实历史，也未曾宣扬自己是任何一家古撒马尔罕纸坊的嫡传，从没有说过自己历史悠久，然而，既然他们打着恢复古撒马尔罕纸的旗号，只要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光临、越来越多的记者报道，最终，也许不需要太久，他们与怛逻斯战俘之间的联系会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牢不可破。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形成的——断裂的可以变得连续，间隔的可以变得通畅，不确切的可以变得确定无疑。

时间之河虽连绵不绝，河中的波浪水珠之间却处在持续的分分合合中。讲述时间的故事，就是要在这一团混沌中找出秩序、意义和连续性。想到这一层，并没有减弱我们对穆赫塔洛夫遗产纸坊的敬意和兴趣。这个事例只是再一次提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无论是遥远的、切近的、古老的、眼前的，都处在持续的重组中，每一次重组既与过去有多重关联，又与眼下、与未来万缕千丝。

第二天早餐时，前一天因病没有出门的罗丰打听我们一天都做了什么。我和李肖大大夸奖了一番纸坊，还提到所买的纪念品纸张。王一丹说她也买了很多纸。罗丰动心了，作为新近成名的书法家，到了世界名纸的故乡，岂能入宝山而空手归？他提出再去纸坊一趟，显然是要以专家眼光采办名纸，我们自然乐观其成。也许因为是周日，纸坊只有一两个人值班，寂静中飘浮着泽拉夫尚河水从帕米尔带来的寒意。穆赫塔洛夫不在，渠水推动水车的声音格外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