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黎娜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 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 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 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很多人来说，刘道玉的名字也许陌生，而对于武大学子而言，73岁的刘道玉是他们心中的一段传奇，一种向往。刘道玉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等，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但1988年，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被突然免职。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刘道玉带着他亲笔撰写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已是古稀老人，但刘道玉的思维依然敏捷锐利。“中国的大学要做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刘道玉就中国教育侃侃而谈。

记者：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您可能是第一位为自己写自传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但从1988年，您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后，这十几年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为何在您古稀之年要抱病写自传?

刘道玉：我经历过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也曾经当过“工具”。中国有句古语：“七十而从心欲不逾举”。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对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手写我心”。我从69岁开始着手写这本自传。写这本自传，是出于我的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为人所知的一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者：除了出于您个人的一种生平总结外，从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是也使您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刘道玉：我出这本自传，我想，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关注，一是大众认识到教育是兴国之本;第二是因为大众对中国的教育有着种种不满。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我感到很焦急。我认为，出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出来说一说了。

如果是校长我会留住陈丹青

记者：在大学教育界，今年的确出了不少震动的事件，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申请退学、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停招研究生等等。您对这些事件怎么看?

刘道玉：我认为，像陈丹青这些人的举动是出于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一种失去信心的无奈之举。我理解他们，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勇敢之举，因为他们洁身自好，不愿滥竽充数。

如果我还当大学校长的话，如果他们在我的大学里，我会劝阻他们，请他们留下，尽量尊重他们的意愿，给这些教授、学生更灵活的自主权。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教授、学生所在校方的一种回应，对此，我感到失望。

教育部应该放权

记者：“文革”之后，您为中国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考在中国已恢复了近三十年，现在公众对高考的批评却不少。

刘道玉：“文革”后，恢复高考是时代的需要。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也是必要的。现在教育部门也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这是添枝加叶式的，关键还是要从源头抓起。教育部应该要放权，让高校招生有自主权，比如一些重点大学可以自主出题、自主招生。选拔考生，不能再光看分数。现在经济都多元化了，考试也应该多元化。

大学校长应是职业教育家

记者：大学校长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职位。今年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一个“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您认为，理想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的?

刘道玉：我把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归为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是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而怎么样当好这个校长，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靠提拔、靠发奖金，这不行;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教育改革情结难消除

记者：十几年前，有人说您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被免去校长职务。现在，您还是把改革挂在心中。

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会把我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刘道玉基金会，让基金会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战线上是改革的弄潮儿。我想，我会呼吁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东风一定能唤得回!

为什么被免职后不做官或离开武大?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那些整我的人，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

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记者：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为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为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为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被免职最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记者：你得知被免职时是如何想的?

刘道玉：自从我选择改革那一天起，就没有凖备后退。我预料到我的下场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还没有满，突然地，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我校长职务。我本来不想当官，对这个校长职务本身我并不留恋，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订武汉大学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规划，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来得及实践 ——至今我那些设想还没有人提出来呢。

例如，我要改变“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现在我们实行的分科招生，其实是为了提高升学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学生学理科学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兴趣，如钱锺书、吴晗这些人为何选择文科?因为他们热爱。但1961年之后，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升学率，部分考生认为自己数理化基础不强，进大学把握不大，于是就转向文科。这就造成了某些学生的素质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学模式。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我当时凖备在文科建立五大实验室：以哲学系为基础建立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模型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拥有民事审判的正式权限，有法官、庭长、书记员一整套编制——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一流法学院就有民事审判权;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信息工程实验室;在新闻学院建大众传媒实验室，可以制作影视作品。这样就把理工和技术手段引进文科，彻底改造文科教学。

第三，如果说我八十年代中期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那么第二个十年想推出来的，是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多年以来我们的课程设置体系，都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授，我们90%的课程都是知识型的——像你们这一辈学生都是“灌”出来的，中文系弄那么多小说选读课，老师一篇一篇去讲主题、结构!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课程，将大部分、至少一半学时，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这些想法不能付诸实践，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没看到哪个学校想到这些问题，更没推出改革措施。

讳疾忌医不利于教育健康发展

记者：在你被免职十七年后的今天看中国教育，我承认，我对中国教育当局的思路十分困惑。从表面上看，主管更迭了好几届，都并未“因人废言”，没有由于你个人的悲剧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实践、你的教育观念，甚至也没有阻挠你率先创立的那些现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学推广、施行。但是，他们对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创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谈;他们与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刘道玉：时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关心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这既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关注，也反映出了民众对教育的不满。

大学合并，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扩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质量下降，学术腐败日益蔓延，学者剽窃抄袭时有报道;教授数量扒堆但素质却严重下滑，有些人不务正业，在外兼职捞外快成风。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但是真正原创性的、能够跟国外的重大发明创造相提并论的成果，几乎没有……当前的危机，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确方向，失去了严谨学风。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有缺乏民主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有市场经济导致消费急剧增长，人们一切向钱看;从学术上讲，没有自由民主，影响到学术的健康发展。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国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信仰奉献精神，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了，就是信钱。金钱成了人们最想要、唯一想要、永远没有满足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也经过了早期敛财致富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乱?他们的基督教对人们的道德起到了规范和制衡功能。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制衡都没有了。

根子追到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还得归结为最高教育当局决策管理上的失误。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究竟最先是谁提出的?教育部后来否认说没有这么提。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大学合并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但还是要强行合并，从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舰’，牌子是谁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续的‘升格热’，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的系升格成院……是谁点头的?建设“211”工程(即“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是谁订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是谁提的?还有，各个学校急剧扩大招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拉动教育消费的思想指导下，超过学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扩招指标，又是谁下达的?

现在不少重点大学积极参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会”，签订那么多毫无约束力的“意向合同”，这不是“产业化”又是什么?美国虽然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他们也没有要求学校自给自足，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反要求搞创收呢?现在大学都在搞“圈地运动”，校园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办公室越来越豪华，勤俭办学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据说某重点大学创办了三个“科技园”，还在全国各地建了五个研究院，大力发展所谓“成人教育学院”，实际上是降格以求的变相本科教育……这不是搞以创收为目的的“产业化”又是什么呢?国家安全靠国防，国家兴旺靠教育，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两个命根子，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谁都知道不能当成买卖;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怎么可以当买卖呢?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买卖!国家在这个买卖中巧取豪夺，教师在这个买卖中弄虚作假，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创建“一流大学”也是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喊出的口号，接着出现“千军万马争‘一流’”。“一流大学”是靠提口号建起的吗?哈佛大学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一朝一夕竖一个竿子就能见到影子的，它是长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

教育决策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致上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个分水岭。譬如“211”工程、“校长学者化”、“振兴教育行动工程”……都是在那时候;“一流大学”、大学合并、“985工程”、大学扩招、研究生大发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国大学还有一批职业教育家，他们都有比较强的决策能力，全心全意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后的大学校长都是“双肩挑”的学者，多数人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办学权，只能上传下达，照章办事。中国历来有刮风的习惯，上面一刮风下面就跟风，教育领域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教育问题，我就想用“醉汉”来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认;教育明明出了问题，教育当局也是不承认，反而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这是非常危险的，讳疾忌医，到头来只能酿成大病，现在中国教育就是一个患了浮肿病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