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阳丰年是彼时的东宫学士，日本有名的汉学家，因自己未能入选进入大唐的一员而深为遗憾，又为入选的国家级才干（国器）的朋友而高兴，看他们像鲲鹏一样飞走后，他含泪写下这首小诗。

如果说这首送别诗写得有些凄婉的话，那他的传世名诗《高士吟》即表现出了不逊于《大风歌》一般的豪迈之气：

这气概，真是超凡脱俗。

再来欣赏一首五言的《王昭君》吧：

这首诗的作者并非普通贵族，而是第53代日本君主淳和天皇（公元823年-833年在位）。这位日本君主，不仅自己爱写汉诗，而且还亲自编纂过几十卷本的汉诗集，以上几首，即选自他“御制”的《经国集》。

大量的唐诗被历任“遣唐使”及留学生、留学僧传回日本以后，成为岛国上层社会的学习的典范，其中最受追慕的，是白居易。据日本史料记载，《白氏文集》传入日本后，“被奉为宝典，其中的诗题、文题、辞藻、韵律、意境，无不成为模仿、揣摩、剽窃的对象”。

当时有一位文坛领袖级人物，写白氏风格的诗已出神入化，故被醍醐天皇称为“胜白样”，意思是胜过白居易的先生。这个人，叫菅员道真，是被任命为“遣唐使”而未能成行的皇宫文秘官员。看这位“胜白样”的作品，确实写得很像他白爷爷——白居易比他年长70多岁。诗题即白式的直白，叫《不出门》：

当时唐朝文化昌盛，文人优裕，开始兴起回文诗，即一首诗从头到尾读罢，再从尾到头重读一遍，竟然也是一首既合辙押韵，又平仄与对仗严谨的诗。读回文诗，循环往复，趣味无穷。写回文诗，虽属文字游戏，却要有高超的遣词造句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马上也学会了写回文诗，其存世最早的一首，无题，一七韵，读来意趣盎然：

读罢后，再从最末一字倒着往前读，则成了另外一首言前韵的新诗：

虽属文字游戏，但能做这等高雅游戏者，岂是寻常之辈？

再录一首17世纪幕府将军的文学侍臣新井白石的《诸葛武侯画像歌》，且看日本人对我中华文明的饱学与化用：

若不知三国故事，不通中国历史，即便中国读者，读这一首长诗，是不是也够吃力的？

笔者曾在鹿儿岛了解过当时萨摩藩（今鹿儿岛市）的教育情况。每个武士之子，无论乃父年俸几何，从六七岁开始，都必须严格遵从这样一个时间表——6时至8时，晨读四书五经和其它汉学著作；9点至10点到神社里祭祀；10点至12点，复习所学的讲义；午后2时至4时，户外活动，即爬山与涉水，包括不分季节的冷水浴；4时至6时，学与练习武术，即击剑、柔道等；晚6点以后禁止出门，在家长和兄长的教导与监督下读书与讨论。

正因每天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孔孟朱程、唐诗宋词，所以明治时代的军政巨头才大都能写出地道的汉诗。

被日本人誉为“明治伟人”一代人中，日本第一位元帅西乡隆盛声誉最高。在日本人笔下，此人不仅是“军人、政治家”，而且还是“哲人、教育者、书家、诗人”，大概是头衔最多的一位日本近代巨子。笔者曾在其故里鹿儿岛偶得《增补西乡隆盛汉诗集》，内有五、七言诗共197首，且大都可圈可点。

早年西乡隆盛参与了反抗幕府的斗争，被幕府判刑入狱。刑期中，他写过《狱中有感》，这首诗也成了他传世的第一首诗：

与“洛阳”相对的“南屿”，是鹿儿岛以南的一个小岛，当年关押西乡氏的地方。除此一处不为中国人所知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汉意无异。

翻阅西乡隆盛的汉诗，能看出作者有很深的唐诗功底。且读以下两首诗，一为以中国汉代张良为由头的七绝《题子房图》：

这首小诗，显然受画师所托，在一幅面容秀美的张良画像上的题诗。试想，若不知中国的张良字子房，不知他早年曾在圯上得一位老先生赐予《太公兵法》的典故，一个日本人，哪里会写下这样看似平白如水，实则颇值回味的地道的汉诗？

还有一首，是的七律《游赤壁》：

这首诗当然得自苏轼的千古名篇，但写的却不是中国湖北的赤壁，而是作者故乡鹿儿岛的锦江湾，那儿也有一片红色的岩礁，故名。通读其诗，其意境与韵句，尤其是颈联（第五、六句），真禁不住要拍案叫绝了。

不过，比起同时代的副岛种臣，西乡氏的汉诗又稍逊风骚了。副岛氏也是武士出身的明治重臣，曾任外务卿（外交部长），来北京和李鸿章签订史上第一个中日友好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以精通汉学为人称颂。据说他年少时不仅熟读子曰诗云，而且还能通篇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从北京回国后，他因与西乡氏的“征韩”主张被否决而与西乡等四大臣一起辞职。下野后，他因迷恋中华文化，跑来中国南北游历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其间与各地官僚以诗唱酬，显示了极高的汉学水平。他在华旅行，倒正躲开了以西乡为统帅的萨摩藩的武装叛乱。回国后，他被聘为帝师，专门为明治天皇讲授《大学》、《中庸》等中华典籍，后曾任内务大臣，以枢密顾问官退出政坛，78岁高龄谢世。暮年，他曾以《解嘲》为题，喟叹生命匆匆：

笔者见识过他写的一首小诗，甚是可读：

伊藤氏留在人间的最后的文字，是三首汉诗，而且，是在我辽东半岛上，面对日俄战争的累累战死者的墓冢吟的绝句。其最后一首，是为俄军阵亡者所写：

在旅顺写完这首诗的5天之后，即1909年10月26日，他就在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被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当众击毙。

其实，随他一起到中国，并差一点也被安重根击毙的他的秘书森槐南，才是日本公认的一代汉诗大家。森13岁时即能写汉诗，16岁时以一首填词博得清国驻日公使黄遵宪惊呼：“真东京才子也！”黄大人乃清国有名的诗人外交官，能让他当面点赞，殊为不易。森槐南入仕很早，但一直不是什么大官。伊藤博文从当内阁总理大臣时即把他召到身边，及至他第四度出任枢密院议长时，仍请他做秘书官。有人说，伊藤公假公济私，想就近请教汉诗而已。

甲午战争三年之后，两位清国中级官吏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到日本考察军政制度。在东京，他俩受到了一群酷爱中华文化的日本文人墨客的款待。主人盛情，客人回应；诗词唱酬，谈笑风生。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森槐南，起身为客人吟了一首《沁园春》。这首酒席上的应酬之作，吟罢，不光感动了两位中国客人，更折服了在座的日本文友。

这首词，即被吾邦行家极为赞誉的“槐南词压卷之作”。《日本词选》（岳麓书社1985年11月版，彭黎明、罗珊选注）注解语如下：

这首感时抒怀，作于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春，时值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之后三年，德法英俄虎视眈眈，中国面临的情势相当严重。槐南在词中表达了对中国形势的忧虑和关切。此词豪宕顿挫，有苏辛之襟胸，杜甫之情怀。起句沉浮博大，结处抑郁伤感，中间波浪起伏，气势流贯，为槐南词压卷之作。

词中所表达的情绪，既有对中国沦为欧洲强国半殖民地的忧虑，又有对中日两国曾经“同室操戈”的惋叹。笔者一代人，少时都只读过甚至背诵过一首《沁园春》，便误以为乃天下最好之词。此番读日本人的同牌之词，方恨从前读书太少。且看此词尾，套用杜甫诗句，却更让人拍案称绝！

日俄战争是发生在中国辽东半岛的一场地区争霸战，日军以巨大的伤亡惨胜。乃木希典是长州籍的第三军司令官，也是有名的汉诗高手。战争期间，他手下有18000多人阵亡，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他于战时写的几首诗，曾在日本广为传诵。

2014年9月12日下午，笔者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见过他的一块诗碑。该碑虽底部被凿残，但诗文基本保存完整：

碑后的墙上，有图文说明，称此碑是1937年5月26日南山战役33周年时立于金州南山上。屈指算来，那时还没发生九一八事变，旅大还是日本人的租借地。不过，彼时，写诗的人已经死去25年了。

此诗因“甚有唐人格法，远神笃意，入人肝脾”（郑孝胥语）而为我国方家所称道，更被日本人奉为近代经典汉诗之一。

在日俄战争中，乃木希典还写过几首汉诗。下面一首，即他包围了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后，经过数月苦战，终于攻陷旅顺口北部的一座海拔203米的无名高地后所写。他按203的谐音，将该高地改名为汉字“尔灵山”，并慨然赋诗一首。

这首诗，也曾传诵一时。现存于蓬莱博物馆里的一幅吴佩孚的遗墨，即为佐证。吴氏乃秀才出身的蓬莱籍北洋名将，一生拒入租界，晚年以不与倭寇合作而为国人所景仰。这样一位中国儒将，却能手书日本前辈军人的遗诗，而且是以世人罕见的正楷，而非人们常见的行草录书此诗，可知吴氏对“乃木将军”的钦敬，亦可知这首“尔灵山”诗的影响早已溢出日本列岛。

攻陷旅顺后，乃木率第三军转战至辽北的法库县。深秋，望着日俄战争的硝烟正在散去，这个56岁的独目将军已经没有了“一将功成”的豪情，有的只是对“万骨枯”的喟叹：

皇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做山。

愧我何颜看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

1912年9月，在明治天皇驾崩后，他与妻子相约自刃殒命，殉了“皇国”。让笔者意外的是，这个能写地道七言汉诗的日本“军神”，诀别人世前，却没为他的同胞留下一首绝命诗。

仅从西乡隆盛、副岛种臣、伊藤博文、森槐南、乃木希典这几首汉诗（词）来看，明治时代的军政巨子，一定是些自幼饱读中华经典，出口唐诗宋词的人。他们不会说汉话，但却能以汉语写出汉韵的诗歌，这得需要很大的童子功。

笔者一直到近年，才在走读日本撰写《晚清三国》时，开始接触并惊讶日本对中华文明的汲取。明治时代之后，尤其二战结束以后，岛国政治家对汉学的学习与掌握水平已经大不比其先贤。在东京的日本宪政纪念馆里，笔者见识过几代日本政治家的书法，当代风流人物比百年前的同行们水平相差甚远。

现在日本的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仍有若干篇中国经典诗文为必修课。或许正因为此，2020年春援助中国的医疗物资外包装上，才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诗经或唐诗撷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