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雯

作家野夫最近经常在朋友圈刷屏，平均每天更新20多条状态。

为了自己策划和编剧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这个53岁的男人放低了姿态吆喝：“惭愧，这几天刷屏，大家理解一下，求生不易。”他的要求不高，只希望电影能和市场搏个平手。

这部以他为原型、在他家乡湖北利川拍摄的电影，是他与故乡跨越30年的隔空对话。

9月10日，在北京的首映式上，湖北省恩施州州委书记王海涛到现场致辞：“正像人们过去从沈从文的小说、黄永玉的画、宋祖英的歌中了解湘西，现在也会从野夫的小说和电影中了解恩施。”

这几乎是野夫受到的官方的最大礼遇，但他内心清醒：“现在你成了名人，学问比过去没有增加，但是浮名多了。”

在电影的演职员表中，他用了真名：郑世平。

致敬

“80年代初，人性已经开始松绑了，但还不能飞翔。那时候的爱情有一种纯净的美。”野夫坐在家乡利川的茶室里，右手熟练地夹着一根烟，一字一句地说，“你可以用一切词语形容这部电影，纪念、缅怀、祭奠，它是我对1980年代的致敬。”

电影讲述的故事，野夫耿耿于怀了30年，这也正好是他离开利川的时间。

因为这部电影，野夫的一帮朋友决定到利川看看。9月2日晚7点，身着黑色上衣和亚麻色休闲裤的野夫飞快地走在前面，带朋友到土家菜馆雄起酒楼。大八仙桌上杵着烟囱，上来就是一坛52度的土家玉米酒和一锅五花肉炖排骨，炉火嗤啦啦地响，野夫倒上酒，一饮而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利川。”

这个留着平头的中年男人步履矫健，手却有点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是以前在监狱留下的根。”与野夫相识50年的兄弟廖松告诉记者。

在野夫所有的文字作品中，这段经历和缘由都语焉不详，在电影中也同样被模糊处理，只剩下男主角胡子拉碴地走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上，时代的痛感被肢解得七零八落。

电影片头的本名郑世平，则一直勾连着中年男人野夫人生的爱与痛。

廖松看了电影，说女主角和野夫的初恋女友有几分神似。诗人赵野也见过真人，称之“虽然岁月沧桑，韶华已逝，眉宇间几分英气尚存”。

但野夫不愿意多谈爱情，说知天命的年龄已经不提爱情了。“这种爱，只是对已逝年代的一种找补，它只是一种确认而不是为了实现什么。”

1985年，野夫入学武汉大学作家班，从此远走高飞。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海南当警察。1989年，郑世平选择脱下警服，而后入狱5年。回归社会后开始了10年的北漂生活，成为名利双收的书商野夫。

但骨子里他还是文人，觉得“人世虚无，应该对前半生的人与事有所交代”，于是回归文学。以《江上的母亲》始，野夫将利川的风物融进50年的社会激变中，通过数量不多的散文就征服了读者。

同是土家族的作家冉云飞与野夫相识近20年，他提前3天来到这座鄂西小城，参加电影在利川的首映。“毫不夸张地讲，20年后野夫之于利川的意义，就是今天沈从文之于凤凰的意义。”他说。

如今在利川，“野夫”是一个比郑世平更响亮的名字。“连我二姐都叫我‘老野’。”野夫说。偶尔，只有年长1岁的廖松会叫他世平。他俩都是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生。

野夫现在生活在大理，但每年都会回利川，找老朋友喝酒。他习惯住在蓝波湾大酒店，从窗口望出去，能看见外婆曾经在山头的孤坟。他用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的一句话“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来描述自己客居于此的安全感。

48岁那年，野夫出现老花眼，也开始频繁失眠，索性经常半夜起来喝酒写文，在白纸上熬出一帮在历史口径上讳莫如深的小人物。

“我地理上的故乡和精神上的故乡都在利川。” 他说。

寻找

但在老屋重建、尘土飞扬的家乡小城，人们已经不太认识这个在利川没有房产的老乡了。

“你不留在北京看阅兵？”出租车司机问。

“我来找利川的作家野夫。”

“我们利川还有作家？”她反问道。这也是接下来几天里，其他几位出租车司机的共同反应。

9月3日，阅兵仪式开始后，大大小小的电视屏幕前，坐满了围观的人们，家具店门外的新藤椅和小板凳上，坐的不再是顾客，而是观众。

这条弥漫着爱国情怀的街道，曾经是利川唯一的老街。青年野夫在这条街上威名赫赫。

有一次，恩施的女朋友来利川看他，刚下火车就被几个小混混盯上，一路跟着到了野夫单位，才知道这是野哥的女朋友，吓得直跑。

“我以前在恩施追女朋友还找他帮忙呢，我们是地方一霸。”廖松回忆，他们那个年代表达爱情的方式，通常就是两个男人决斗，要么一对一，要么叫一帮兄弟群斗。野夫经常为朋友而打架斗殴。

野夫的左眼上方还有当年留下的一厘米伤疤。“我打架厉害，用现在流行的词汇叫做古惑仔，对手不敢明着来，就只能偷袭。”他说，有一次去医院看朋友，黑灯瞎火，出门就被人埋伏，一刀子下去，就留下了一道疤。

他经常和廖松在老街上喝酒。小县城生活乏味，黄昏时候酒是必需品，“拜把子兄弟经常一起喝”。有次有个同伴不想出来，野夫和廖松拿着酒瓶去他床上洒酒，“被子湿了，没办法了，只能出来喝酒了”。

那时候，除了酒，他们还有诗歌。野夫和朋友成立地下诗社“剥枣诗社”，手抄、油印那些意气风发的诗句，热火朝天地赞颂着青春、爱情和自由。他们会走两天的路坐火车去还未被开发的张家界，会在没有任何探险工具的情况下用十几个小时徒步穿越原始的山洞，会拎着杆猎枪去树林里打猎。

“没有经历过的人真的没办法体会。”野夫说，“现在都还想回到那时候，太舒服了。”

但他也知道，离开至今依然十分封闭的公母寨，是年轻人必然的选择。“即便是今天，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基本都不愿意再回去。”

这几乎可以解释电影中女主角为何极力希望男主角能够去远方追求理想。

两人年轻时在公母寨分别的那个夜晚，低头沉默代替了书中克制的丽雯突然的嚎啕大哭——这是策划人、编剧野夫和导演霍建起分歧最大的一场戏。“这个情节是真的，我离开公母寨的那天，她突然就扑到我怀里大哭，我想吻她，始终犟着不肯。她知道，如果吻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根心理防线就断了。”野夫靠在公母寨溪边的铁索桥上，叙述着这个故事的真实版本。

如今的年轻人要比野夫幸运，他们可以从铁路和高速公路离开利川。30年前野夫“出峡”，到武汉用了4天时间，坐车去万州，然后在长江上坐船顺流而下。

公母寨的乡民得知必须去县里电影院才能看到野夫的电影，都讪讪地表示：“那看不成咯。”

看见老乡民，野夫迎上去问：“有没有人记得以前在乡公所烧饭的老田？”乡民想了很久，从记忆的故纸堆中挖掘出了这个人：“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旁边有人说：“30年了，大概早去世了。”

老田也被野夫放进了电影里。这个在乡政府陪伴关雨波的老知识分子，因为书法好，帮人抄了大字报，“反右”清算时，大家都不承认，鉴定笔迹后，全部赖在了老田身上。屈辱多年，妻离子散，平反后，也不过还剩残年。六七年前，野夫回来过一次，但没有找到这个人。

老田就像80年代野夫在利川小城留下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

情谊

如今，代替他们在利川县城露脸的是电影广告招牌。

县城大街上颇有山寨气息的“周六福”和“周大生”等金器珠宝店门口，拉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横幅，工作人员散发着具有节日气氛的促销广告。

与此交相辉映的，是“《1980年代的爱情》回乡之旅”的大字烙在朦胧的山水画上。主创野夫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出现在环绕旧城的牌子上。在利川唯一一家电影院门口，《1980年代的爱情》和《烈日灼心》的宣传海报紧挨在一起。摆放海报的影院人员对野夫知之甚少，只说：“这是一部讲利川的电影。”

房地产开发商显然更懂野夫的价值。在距离市区21公里的宜影古镇度假村的新建楼盘上，开发商挂着“野夫工作室”的大横幅，图片是电影中女主角仰望天空的脸庞。“施工时横幅会取下来，以后建成出售时会再挂上去。”工作人员说。

对于度假村而言，野夫这样具有“大理气质”的文人无疑是一种招牌。野夫不拒绝这些。他告诉记者，“未来如果想集中一段时间写作，也许会回到这里，过一段面山而居的日子。”

此外，他的名字也会被口头提及。在利川腾龙洞景区的表演介绍中，野夫再次出现。三年前，他曾为利川民歌宣传片《龙船调的故乡》撰写解说词。他对土家族的民歌十分推崇，后来将哭嫁、跳丧等传统习俗都融进了电影。

不过，廖松回忆，“拍摄《龙船调的故乡》时，老野很郁闷。”

那段时间，廖松帮忙盯这个项目。他直言利川和恩施官方对野夫不够重视。

“这个是事实。”野夫坦言，“现在好多了，每一任领导都不一样，不能泛泛地讲，毕竟因人而异。”

反倒在客居的地方，他获得的尊重更多。“举个庸俗的例子，大理去北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会说在我们这儿生活着土家野夫、叶永清，如数家珍，他觉得我们大理包容了这些人。但恩施这边就不会说，甚至还怕我们这种有点敏感的人物会不会惹事儿。”野夫说，“当然，我不介意这些，我是一个受歧视的人，你没坐过牢，你不知道那种感受。”

1995年，减刑出狱的野夫在廖松家住了半个月。

多年以后，社会头衔是作家的野夫回乡和当年的江湖兄弟喝酒，对方说：“嗨，什么作家不作家，不就是当年街上经常打架的兄弟吗？”

有一次，他拉着好友苏家桥参加饭局。饭桌上，朋友们出于好意，苦口婆心地劝野夫“改邪归正”，换一种更柔和的姿态生活。野夫默不作声，苏家桥却拍案而起：“你们根本不了解野夫！”

“我和大家没有共同话题。”离家多年，叙旧变成了一种必须和无奈。所有人都只能跳过社会剧烈变化的30年，隔靴搔痒地聊着安全的话题。

即便如此，赵野还是觉得野夫比大多数人幸运。“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十六七岁就离家上大学，从此和故乡再没有任何关系。‘乡愁’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并无具体所指，只有形而上的意义。野哥则不然，他在家乡有很多朋友，身份形形色色，却都和他有一份山高水阔的情谊。”2006年，他跟野夫到利川后，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完成追溯记忆的小说时，野夫正在德国莱茵河畔。“隔得越远，回望往事的时候，反而更加宁静，可以集中精力地来写，形形色色的人。”写完的那天，他才觉得放下了一段前尘往事。

抵抗

这次带着电影回乡，野夫特地跟朋友去了自己出生的村子。

原本是川鄂交界的繁华街道早已凋敝，一栋白色欧式小洋房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现代标志，另一个标志是被随意丢弃在小溪边的纸尿片。“在农村，这都是强势文明的象征。”同路的冉云飞说。

3岁前，野夫生活在这里，但他对此没有记忆，已无法在那些破败的吊脚楼中找到自己出生的屋子。他与这里唯一的牵连是早夭的哥哥——被一针不经皮试的青霉素要了命，骨殖留于乡野，孤坟不寻。

对这个哥哥，野夫感情复杂。那是他连结这片土地的血脉，但同时也让他感觉自己是替代品：如果哥哥还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郑世平。

“贫瘠的年代，有一个儿子就够了。”他说。站在穿村而过的马路上，他在烟雨迷蒙中回头望了一眼，然后转身背对村子，摊手笑道：“这就是故乡。”

3岁后，野夫被父母带到汪营镇生活了10年。每次回利川，野夫都会去汪营镇老街走一圈。

但这里还记得“老郑家”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房东、一起长大的熊九娃在街上开鞋店，见野夫回去，热情地握手。野夫觉得温暖：“在大理，不会有人这样问你，即便它包容了你。”但他知道，能和熊九娃聊的内容也不过是隔壁老王去哪儿了、街头老张得了什么病。

野夫和街上一个老人聊起往事，提起曾经一起长大的樊家声。“你是樊家声吗？”野夫转头问不远处站着的一个男人，正要上去握手，却见男人茫然地摇头，隔壁服装店里一个女人走出来说，“樊家声几年前就死了。”她是樊家声的老婆。

“他们这代走出去的中年知识分子与故乡都是‘隔’的，表面客气，但无法亲昵。”冉云飞说。

野夫将这种亲近寄托在食物上。每次回汪营镇，他都要吃几碗酸辣凉粉。

这几年，写作汪营镇故事的想法不断在野夫的脑海里盘旋。他想去掉这种“隔”，近距离回忆这里发生过的事情。包括他和父亲。野夫从小就看着父亲在汪营镇街上被批斗，所有人都喊“打倒郑麻子”。

“我爸出过天花，大家就攻击他的生理缺陷。”野夫回忆。后来他买了个小步枪，装了石灰，朝一米开外一个喊口号的小孩直接打过去。小孩随即被大人们送去医院洗眼睛。野夫被从医院回来的妈妈暴打一顿。父亲从煤矿上回家后问：“你为什么敢在孩子眼里塞石灰？”得到的回答是，“他说要打倒郑麻子。”

父亲一下子就沉默了，对正等待挨打的儿子说，“出去，吃饭。”

“若干年后，我理解了父亲，那一刻，他理解了一个孩子受到的羞辱，理解了一个孩子的愤怒。”回忆起这些旧事，野夫眼圈有些发红。

在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中，他借一个在各种政治斗争中起起伏伏的老知识分子的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哪里黄土不埋人啊？有什么故乡他乡的？”

“其实，故乡是很多人的一个情感陷阱。”野夫说，“这是命运给我的提醒，是对故乡清醒的态度。”

他要留存一份抵抗。“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间，回到故乡的知识分子会被整得更狠，流落在外乡的还可能侥幸求生。”野夫见到的很多长辈的故事，都是如此。他庆幸落难的时候，还是有人对自己非常的好，随即又话锋一转——“但每个人的故乡都会有势利的一面，所谓世态炎凉，你都会在你的人生中遭遇到。罗马有句谚语：村子里面无伟人，一是在村里人眼中你什么都不是，二是可能会嫉妒。”

因为在外面有点名气，很多老乡会找野夫帮忙。“有些忙，你是帮还是不帮呢？可你算啥呢？一介布衣。”

野夫曾在博客上写：“我的故乡过去传说的赶尸佬，就是要把那些充满乡思而流落异乡的游魂，千里迢迢地也要接回家山。”

但现在，野夫打算终老于大理苍山之上。

他托命于早年认识的一位白族兄弟，哪天自己长醉不复醒，就埋到苍山脚下，女儿多年后归来，就能问白族兄弟，坟头浇上三杯土家自酿的玉米酒，就算入了土，回了乡，完成了一个命运流离的江湖文人回乡的旅程。

“我的归属不在出生的地方，不在汪营镇，也不在利川，其实你不知道在哪儿。怀乡怀的是精神故乡，不代表他愿意回到故乡生活，像沈从文离开湘西，一辈子不回去。”野夫说，他要享受客居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