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识界的左转与“旋转门效应”

但是，自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起，西方学者开始把右翼思潮和社会运动归类为民粹主义，其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民粹主义的右翼特征，鉴于其与历史上典型的民粹主义大不相同，于是，他们将其称为“新民粹主义”。

著名政治学家达尔蒙德没有把左翼民粹主义排除在民粹主义之外，但他特意区分了“好的民粹主义”和“坏的民粹主义”，这个“坏的民粹主义”标签是专门为右翼量身定做的，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得到豁免。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校正评判民粹主义的坐标，才能准确把握特朗普现象的实质。

校准民粹主义的坐标

这样，就形成了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即：（1）越平等越好；（2）越自由越好；（3）越民主越好；（4）越多元越好。

那么，在当代西方，什么才是民粹主义的要求呢？（1）仍然要求或推动社会更多平等，使其走向平均主义甚至弱势者的特权，从而使社会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并严重伤害经典的自由和人权；（2）要求和推动更多的自由，特别在个人生活和个性表现领域，鼓励突破传统禁忌、习惯和信仰，损害人类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人生活的放纵；（3）要求和推动更多的民主，不在乎牺牲民主的质量和效率；（4）要求、推动激进的社会多元化，特别是种族或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贬低和损害传统的主流文化，无原则地推崇各少数族群、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甚至将其神圣化。

这些激进左派、进步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者批评特朗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激进的）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个人生活方式上对自由选择的诉求和宽容、“个人选择的自由”）；民粹式的激进民主主义；（准）无政府主义（对秩序、国家和权威的解构）；（非/反宗教的）世俗主义（针对本土主流宗教）；无限制的多元文化主义（本土文化的虚无主义）；理想化的世界主义（全球意识或全球主义，反民族主义）；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原教旨式的）激进生态主义。

缪勒正确地指出：“当今民主的最大危险是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堕落的民主形式，许诺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即让人民来统治）。”不过，一般说来，这种对民主的理想化追求主要是左派的行为，右派不但不热心于扩大民主，反而由于其自由优先的立场而对扩大民主持怀疑的态度。可奇怪的是，缪勒在这里指的却不是激进左翼，而是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

将特朗普现象归为民粹主义还不完全是出于这种概念混乱，这种做法大多出于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的偏见。知识精英在不自觉地向左大幅度偏移，拥抱后现代主义文化，但仍然自以为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在他们心目中，特朗普属于非常另类的政客、局外人，令他们非常反感，而他的支持者则是一群无教养、粗野、充满偏见和易受煽动的下层民众，与他们这些精英在气质上格格不入，甚至连传统右派或建制派的精英也难以接受他们，于是，便很方便地将其归类为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价值偏好及其所锚定的民众

具体来说，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价值观锚定的是哪类民众呢？或为哪类群体所拥抱呢？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也存在着糊涂认识。传统上，人们将蓝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视为社会底层，认为他们最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大多数民粹主义也的确如此。但在当代美国社会，我们需要对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做一些调整。

如果按经济收入的标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或他为之表达诉求的群体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当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已经成了许诺福利的竞赛。而特朗普并不允诺福利，他允诺工作。除此之外，对民粹主义社会基础和价值诉求的分析，还要考虑文化维度。这也是当代社会的新现象。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它引发了西方社会整体上的文化变迁，即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伴随文化的变迁，西方社会出现了以价值观为坐标的新的社会分化，出现了新的政治议题、新政党和“新政治”，即出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向价值观政治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投票也衰落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按其价值观投票。

这样，当我们分析西方社会的政治分化时，就出现了两条轴线：一条是水平方向的，亦即传统的按经济状况划分的轴线；另一条是垂直方向的，亦即按新的价值观的归属划分的轴线。传统政治的焦点是经济问题，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等。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即以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社会划分。

在这些新的政治议程或文化冲突中，白人、男人、基督徒、蓝领属于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的主流，也是文化霸权主义者。在“新政治”下，他们是被新社会运动控诉的对象。面对数十年汹涌而来的后现代的新潮流，他们处于被审判的道德劣势地位。

民粹主义如何反精英、反建制

特朗普来自体制之外，没有受到过体制的规训。他以政治素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并在竞选中恣意抨击建制派精英（包括本党的建制派精英）的腐败、无能甚至出卖国家，猛烈攻击华盛顿，提出“抽干沼泽”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也受到精英阶层的普遍抵制。这似乎坐实了他属于民粹主义者的身份。无疑，特朗普的这些表现，都容易让人将他与民粹主义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仅凭这点就认定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是不够的。就如缪勒所指出的，“如果将抨击当下的精英就视为民粹主义的全部，那么，在美国，事实上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毕竟，所有人都‘反对华盛顿’”。的确，在美国的竞选活动中，候选人抨击精英，反对华盛顿，几乎是规定动作。尤其是在野的候选人，普遍以此表达不满，动员民众。尽管如此，反精英毕竟是民粹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他们并非一般地反精英，而是反对“精英－大众”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也就是精英处于优越的主导地位，享有引领大众、控制大众的特权的制度安排。

特朗普抨击当下的精英，特别是建制派精英，但他并不反对“精英－大众”的结构秩序。相反，作为保守主义者或右翼势力的代表，他的执政重视权威与秩序，维护具有明显抑制民粹冲动内涵的美国宪法的权威，维护传统的代表制和宪政民主的价值，所以，他是“精英－大众”秩序的维护者。

看起来各界精英大多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这成为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者的重要证据。在美国，精英们在政治上分为左右两派，每一派都会受到另一派精英的反对，这是正常现象，但像特朗普这样遭到左右精英阶层的普遍敌视，应该如何解释呢？诚然，美国的精英集团大多属于左派，但为什么许多右翼建制派精英也反对他呢？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特朗普一派被左右派精英联手阻击的主要因素，是超出于传统左右之分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即特朗普一派基本上持现代主义或物质主义价值观，而精英集团则比较多地持后现代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不看到这个现实，就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在向后现代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是，精英与最下层结盟，后现代与前现代合流。

保守派的精英大多也拒绝特朗普，甚至出现“never Trump”运动，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证明特朗普是与精英对立的民粹主义者。但是，这些建制派的精英由于其政治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以及长期在体制内生活，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后现代观念的熏陶，被后现代潮流所裹挟，也就是说，程度不同地“自由化”了，属于自由化的保守派。他们虽然号称保守派，但已经不能承担起抵制美国日益左倾民粹化的使命。

在特朗普执政后，经济上的保守派（维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和政治上的保守派（支持小政府、维护基本人权与自由）精英发现特朗普以坚决的态度和大胆的手段，实现了他们多年没有实现的计划（如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政府监管），而文化上的保守派（尊重欧洲裔白人基督教传统、抵制多元文化主义）精英也发现特朗普是他们的同路人。

所以，特朗普虽然向草根阶层寻求支持，表达了他们的呼声，但他领导的并不是在“精英－大众”结构中的底层反抗精英、试图打碎这个结构的民粹主义运动。他抨击体制内的精英（建制派），但并未破坏使精英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结构。如前所述，在当代美国社会，精英的主流与底层民众是盟友，精英阶层本身已成为推动美国走向民粹化的重要力量。而特朗普领导的运动不是底层对精英的反抗，而是中层或中低层民众在底层和精英的夹击中突围。

民粹主义与多元主义

最近几十年才在西方流行的第三种多元主义，即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也是一种后现代现象。大致说来，我们可以将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界限看作特朗普一派与其反对者的界限。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看来，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是基督教文明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行为，它是美国文明的败坏性因素，使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严重侵蚀和削弱，从而带来文明的危机和衰落。特朗普一派人出于对美国传统文化的珍重和对美国文明的自信，反对和抵制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特朗普的批评者以多元文化主义冒充多元主义，混淆了特朗普对不同类型的多元主义的态度。

关于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有影响，涉及民粹主义对人民的理解。这方面，缪勒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缪勒认为，民粹主义反对多元主义，主要表现是将人民视为道德化的、同质的共同体，同时垄断对人民的代表权，唯有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不拥护他们的，就不是真正的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这是识别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

首先，垄断对人民的代表权的说法比较含混。如果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垄断对人民的代表权，将其他政治竞争者非法化，那就是假民主或威权主义，而非民粹主义。

其次，所谓将人民道德化、同质化，否定人民内部的多元结构，这一点恐怕并不适用于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这里的人民，既包含了政治身份，也包含了文化身份。对人民政治身份的同质化的理解，是将某一个阶级或团体视为人民本身，不承认其他阶级和团体为人民。

特朗普反对的只是激进左派推动的多元文化主义。这里双方的分歧在于：文化的多元化是否有个限度？美国文化应该是个大熔炉，还是一个大拼盘或马赛克？左派批评特朗普的时候，常把界限和程度问题说成是肯定与否定、有与无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左派推动的多元文化主义步步推进，越来越极端。至于有学者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作为他将人民概念同质化的证据，就更不着边际。特朗普所做的，是遏制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潮流，以缓解美国文明面临的危机。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价值观抱有信心，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们？我们是否还有对我们公民的足够的尊重，并为此而保卫我们的边境？面对那些想颠覆和破坏我们的文明的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勇气来守卫我们的文明？”这里表达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忧虑与诉求，与民粹主义不相干。

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

在这里，我们仍然需要确定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坐标。美国激进左派是在什么意义上将特朗普归结为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的？简单说来，左派进步主义者攻击特朗普，依据的是全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标准，或者是少数族裔的立场（这是“政治正确”的立场）。只要不符合这个标准，或与这个立场相悖，便被贴上种族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标签。

无疑，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代，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过时之物，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已经严重衰落了。但直到目前，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仍然是民族国家，主权国家间的界限还具有首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一个极端。如果说特朗普的言行凸显了民族主义立场的话，那么它也是对美国精英中流行的理想化的全球主义的一种矫正和制衡。

这样，对特朗普的评价，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全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问题。我们需要判断，在当代美国，是全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过界了，还是民族主义过界了？是需要进一步推动全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还是需要保护和复兴民族主义？ 

特朗普曾在讲话中明确地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结果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抨击。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话语的禁忌，这本身就是一个表征，证明全球主义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自私、歧视、排外、好斗的代名词，是有害之物，甚至与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族主义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结果，发达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普遍下降，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移民对美国的认同比较低，这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认同的严重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希望提振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并不意味着走向激进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左派的全球主义（全球意识）是一对相互制约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一方自称爱国者，攻击对方卖国叛国；另一方以人类博爱自诩，攻击对方种族主义、排外。公允地说，在民族主义日渐衰落的时代，右派处于守势，只是对日益增强的全球主义趋势和日趋严重的国家认同瓦解的趋向进行抵制而已。

滥用种族主义标签，其实是左翼民粹主义的主要舆论动员手段。当一个标签或口号成为主流话语的靶子，它所标识的事物遭到普遍痛恨或厌弃的时候，政治斗争中的常规方法是将这个标签贴到对手的头上。

其实，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无视移民带来的严重问题，否定边界和国民身份的意义，不负责任地主张开放边界、废除海关与移民执法机构（ICE）、无原则（或非法）地保护非法移民，高举道德大旗，无原则地许诺非法移民的福利，甚至将正视移民问题的讨论都作为违背政治正确的禁忌，这种主张和公共政策，才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民粹主义的政策偏好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平民政体时，谈到过“极端平民政体”或“极端形式的平民政体”。它更接近于当代所说的民粹主义，是平民政治向民粹政治的发展。

民粹主义者出于底层立场，一般反市场、要平等，甚至要求实行平均主义政策。其公共政策立足于下层民众的利益，积极扩大社会福利。

特朗普的公共政策包括：尊重市场和私有财产、大幅减税、消减政府规模、压缩政府支出、收缩政府权力、清理大量行政监管法律和规章、清理和整顿社会福利开支、通过重建制造业以增加就业、通过发展经济以提高劳动者收入、重视社会安全和秩序，这些都是保守主义或传统自由主义政策，与民粹主义不相干。在特朗普执政后，有评论家就指出，他是以民粹主义姿态竞选，以坚定的保守主义观念执政。而保守派的领袖也纷纷认同特朗普的政策，认为他做得比以往的共和党总统都好，在执政一年时间里，“几乎完成了保守派所要做的一切事情”。

亚里士多德指出，极端平民政体的另一个特点，是掌权的平民的放纵，以为自由就是任性而为。这一点，也符合当代民粹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个政策的原则就是，只要仅涉及我个人的事，就得由我任意而为，社会无权干预。

在文化政策上，特朗普打破长期“政治正确”的禁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激进的文化革命浪潮予以抑制，重视传统的家庭、社区和宗教的价值，重建美国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重视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恢复美国建国者开创的传统。这些做法，英格尔哈特视之为对后物质主义潮流的“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 ），不过英格尔哈特仍然将其归为民粹主义。在笔者看来，特朗普所引导的潮流，只是对后现代汹涌潮流的遏制，是向现代主义或物质主义的有限回调。它不是民粹主义，而是重建保守主义堤坝以遏制民粹化潮流所作的努力。

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一些口号和许诺，也被视为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这也是使他背上民粹主义恶名的原因之一。如果他做出这些承诺本身就没想实现，只是为了收买人心，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可以认定这属于民粹主义的煽动。但从他执政近三年的情况来看，像他这样坚定执着地履行竞选承诺的政治家是少见的。而且，被一些反对者甚至著名专家视为不负责任的竞选许诺，在他执政后大多都实现了。专家曾预言特朗普上台后经济必然崩溃，大幅度减税是灾难，贸易战必败，4%的经济增长是吹牛皮，让制造业回归是挥动魔法棒……如今专家的这些预言大体上都被特朗普的政绩击破了。特朗普在竞选时，看起来的确像一个煽动家，漫无边际地做出承诺，但执政后的政绩证明他对美国的问题有比较准确的诊断，也有独特的药方。据此，人们也应该调整对特朗普的判断。

民粹主义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特征

民粹主义政客往往是具有威权人格的政治强人，或者是某种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偏执的信仰者。他们往往有很强的权力欲和表现欲，倾向于扩大权力，显示权力，塑造卡里斯玛型的政治权威。

就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来说，特朗普比起经过多年体制内磨炼、行为中规中矩的希拉里和老成持重的桑德斯更像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的心理有着某种自恋、偏执、不宽容（睚眦必报）、好斗等威权人格特征。他有时言语粗俗、夸张、刺激、情绪化。他的行为方式也不时脱出常轨、特立独行、四处树敌、不善妥协。他摆脱政党体制的约束，甚至与共和党的建制派公开闹翻。他也不依赖于传统媒体的中介，而是靠自媒体与选民直接沟通。其出台的一些政策主张具有颠覆性的效应，等等。人们如果依据这些表现判定他为民粹主义者，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他身上，体现了某些常见的民粹派领袖的风格。

民粹主义领袖的标准形象是摇唇鼓舌的煽动家。当特朗普脱稿演讲时，其民粹主义的得分是最低的。也就是说，从修辞上看，特朗普竞选言论中有限的、不稳定的民粹主义成分，主要是受其顾问和撰稿人的影响，而他的本色表现却很少有民粹色彩。

即使从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角度来判断，也不仅要看领导者的人格特征，还要观察他的追随者的群体心理和行为方式。特朗普的追随者并没有表现出一般民粹主义运动常见的脱逸出制度框架的阵发性、无序性和狂热性集体行为，甚至也不热衷于街头政治、运动式治国。而反对特朗普的激进左翼的行为方式倒具有更多民粹主义色彩。

当今美国社会问题成堆，危机深重，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以来，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日益剧烈，有人称之为“文化战争”，或者是“软内战”的开端。这是美国在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危机和冲突，难以弥合。在这种情况下，对立的双方都有一些过激的言行，这并不意外。未来出现更严重的冲突，采用更激烈的手段，也是可以预料的。我们需要将这种由社会撕裂带来的偏激言行与一般的民粹主义者的行为方式区分开来。

总而言之，给特朗普打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或者是曲解了民粹主义的内涵，或者是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特朗普现象属于美国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不是民粹主义，相反，它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