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一批曾经的独立电影人开始逐渐被体制接纳，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此次甚至完全是按照商业片的思路在进行宣传，接下来的宣传期，贾樟柯要跑几十个城市做宣传，文艺片导演商业片化。这样的潮流，已经被海外媒体捕捉到。影展被解散，网络被监管，主流电影“爆发式”繁荣，电影人们已经几乎没有余地逃开这个现存的电影体制了。独立电影展都没有了，独立电影人们会越来越少吗？

（注：本文来自Variety，原标题："Indie Film Looks for New Outlets"，娱乐资本论进行了编译 记者李静玉）

“我愿意告诉你是因为我把你当朋友，而且我知道你不会透露我的名字”。

在中国讨论独立电影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活动。

从2001年加入WTO到如今的14年间，中国电影工业得到了大发展，在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那些国有电影制片厂不再是唯一合法的电影制作方。现如今，电影生产制作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官方数字显示，电影产量可以达到每年六七百部，今年的总票房则有望超过380亿。

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年，中国的电影人们与大众电影市场的观众真正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发现，现代流行娱乐可以产生上亿元的收益，奇幻电影《捉妖记》（《捉妖记》的导演许诚毅也是《怪物史莱克》的创造者之一）更是以总票房24.4亿的成绩，取代《速度与激情7》成为最高票房纪录持有者。

随着潜在市场回报率的提高，各电影流派的边界不断扩展，众多体制外的电影人开始进入到体制内来。

那些曾经被封杀的导演如今都成了“局内人”，包括姜文、娄烨等，而另外一些导演，包括张艺谋和宁浩，他们曾经有个别电影被禁，而后来电影事业又得以恢复。

作为独立电影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以及中国电影15年剧烈变革的记录者，贾樟柯是从上海电影集团为他的前两部电影获得了安全稳定的资金支持（上海电影集团是一个力量雄厚的国有企业），他的现金支持来自于日本的北野武事务所，电影的销售与发行则是由法国的MK2电影公司来做，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他的《天注定》在中国国内得以放映。

他最新的电影，相对温和的《山河故人》有望于今年秋天在国内上映，贾樟柯也认为这部电影有机会代表中国电影参与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电影人都想要迎合大众电影市场，许多想要通过故事片和纪录片来表达政治的、社会的、或者个人观点的电影人们已经形成了独立电影或者说地下电影的一个圈子。他们知道即便他们能找来投资，他们的电影也一定通不过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在中国，电影在剧本阶段就需要获得政府的审查通过，而在上映之前还需要一道审查，因为这样无可避免的命运，独立电影人们纷纷寻找另外的电影放映途径。

已经完成的电影想要在海外电影节放映同样需要获得批准。

在中国，曾经有过独立电影节，然而大部分独立电影节都被关掉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于2013年三月份被叫停，随后南京独立电影节于11月被叫停。2014年8月，备受瞩目的北京独立电影节在举办期间被打断（这是北京独立电影节的第十一届，举办地点在北京远郊），当地的警察切断了电源，搬走了现场设备，短暂扣留了三位电影节主办人，包括创始人栗宪庭和朱日坤（被扣留的三人都没有被起诉）。

电影节的取缔引起了国际电影节巨头的关注，这其中包括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导演Rutger Wolfson，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导演Dieter Kosslick等，Dieter Kosslick还签署了请愿书以示抗议。

尤其对独立电影活动造成伤害的是，警方没收了栗宪庭电影基金的档案，栗宪庭电影基金从某种意义上记录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历程，也为许多独立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资金支持。栗宪庭的联系人和档案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官方认定，为国内独立电影人提供信息资源的角色，并为一些对中国独立电影感兴趣并愿意放映中国独立电影的海外电影节安排活动，包括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

在过去的一个月，一个北京国家电影节的“副本”在纽约重新活跃了起来，边缘电影院（Cinema on the Edge）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播放了27部电影，这个众筹的活动由朱日坤和学者Shelly Kralcer共同发起（朱日坤现凭一张VISA卡居于美国）。

“在以前，如果有什么事不是被明确禁止的，那么它是有存在的空间的，”Shelly Kralcer说，“但是现在，任何不是被明确准许的都可能受到打压。”

下个月举办的汉堡电影节也计划放映一系列中国独立电影。但是汉堡电影节举办者表示，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正常联系不得不暂时停止，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合作方受到了压力。汉堡电影节还是会继续有选择性地放映电影，也希望一些电影人们来参展。

说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就算中国电影得以在海外电影节放映，中国独立电影却不是为了德国、美国的知识分子所拍的，然而，把这些电影带到中国观众面前变得越来越难。

“我们没有任何优势，有的只是压力，”一位要求匿名的信源人说，“还是有人在拍独立电影，但是少了，因为真的很艰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影展。”

中国几乎没有艺术影院，或者戏剧纪录片文化，总之，这个国家的主流圈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没有上映许可的独立电影，类似于北京国家电影节和南京国际电影节这样的活动是主流之外最好的选择，但是现在这些活动也变得太过引人注目，甚至危险。

讽刺的是，电子科技的发展降低了电影制作的成本，也帮助了独立电影的制作，但是在独立影展这方面却是无能为力。

所以，对于中国独立电影人来说，他们现在更喜欢非电影节形式的影展，比如在家里放映，在咖啡店、在图书馆等等，没有朝三暮四的公众的关注，而专注于二线城市，放映那些在过去几个月完成的电影，在相当大程度上相反于大规模的公映的操作。

最近，中国的电影审查员们也在实施一种多方面“百花齐放”的策略，类似于贾樟柯、王小帅这样的关注度高的独立电影人可以得到公开放映电影的机会，虽然公开放映证明了他们的受众是很小撮的一部分（四月底，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上映，与《速度与激情7》以及《复仇者联盟2》正面PK，结果只拿到了一千多万票房，对此王小帅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相比于贾樟柯这样的颇受关注的独立电影人，那些更不被人关注的电影人们则更容易被威胁，被吓退。

这样也许比正面对抗更聪明一点，因为一个单方面的专制立场可能会导致一个大家不想要看到的结局。

“独立电影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而不是审查制度，”评论家、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布展人Tony Rayns说，“中国的独立电影产生于1989年，事件之后，没有任何一家电影制片厂愿意聘用一个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

Tony Rayns还指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未来也还是只能原地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