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1924年，鲁迅在北平搬进了位于西城二环的住所，他在《秋夜》一文中这样纪录道。如今，枣树已经不见，院子里只剩下他亲手种的白丁香和黄刺梅。

鲁迅故居所在的白塔寺地区，是北京的文化历史保护区之一，而白塔寺是其中的灵魂所在。比故宫还早建100多年的妙应白塔寺，始建于元代忽必烈的叱令之下，曾是皇帝常去的落脚之处。它的建筑师是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尼泊尔人阿尼哥。

白塔寺地区东起赵登禹路，西至西二环辅路，南到阜成门大街，北至受壁街规划路，是一个34公顷的巨大区域。和东城规则的横纵街道相比，白塔寺街区的数条胡同像一张被撞破的蜘蛛网，极易让人迷失方向。你会忽然懂了鲁迅在这里写下的《彷徨》和《野草》有多么应景。

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街区——它与北京金融街只一街之隔，在红色的摩根士丹利和黄色的浙商银行的钢筋大标对面，满眼竟是老旧的居民平房、早起倒痰盂的人们、每日清晨五六点时开张的散户古董交易市场和菜市场。灰墙土块、狭窄的胡同、胡乱堆放的液化石油气罐和几十步一遇的公共厕所组成了这里的风貌。

高冷和市井间树立起如此明晰的边界，也有跨越的时候。“临近阜内大街的金融街白领们午饭后常到胡同和故居里散个步。”鲁迅故居的管理员告诉界面记者。

但很快，消完食的白领们又回到了对街的摩天大楼里。

平日里如非这些白领，白塔寺一带和热闹根本沾不上边。但9月24日，第一次加入北京国际设计周就作为主展场的白塔寺展区开展，宁静悉数被打破。胡同里，贩卖鞋子、装置艺术品、模型、手机壳等各类创意小物的市集挤满了狭窄的道路，年轻的中国摊主和外国摊主相互交谈着，有时还会忽略前来问津的客人。英国V&A设计博物馆的来客和巴塞罗那来的城市专家在街旁举办着讲座，认真的年轻人们低头速记着。

这些从事设计工作的人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改造这片老城区。

北京设计周将白塔寺项目的主题定为“再生计划”，希望能够借设计周的契机加速古城的改建。从旧屋改造成新居的“最美四合院”之一——华黎四分院项目——就是其中的标本，它隐藏在胡同深处，它是这个展区的重要作品之一，门上贴着的海报上写着设计周的标语——“将院落打造成未来生活中心”。

加入设计周更像是一个面向社会的人气测验。其实改建从两年前就在政府的主导下已经开始，西城区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来落实具体改建工作。

“改建的前提是依然保留它居住的功能，而非做成南锣鼓巷式的全商业化。”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部策划经理包鉴达告诉界面记者，“我们希望通过建筑的改造、景观的提升、部分低端业态的外迁，加上适当引入匹配的文化创意产业，来加速该区域的更新和再生。”

低端业态包括胡同里随处可见小卖部和小饭馆，单桶卷纸卖2元一个。据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白塔寺策展团队的集体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白塔寺街区的人车混行比例达到了86%、采用煤气灶煮饭的比例是100%。街边的熟食摊没有盖子，汽车在一旁飞扬着尘土疾驰而过。

这个社区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居住在白塔寺街区的有约1万户人家。过去被称为老城根的白塔寺街区很少有规整的四合院，多是十几家混住的大杂院。

“可谓是三教九流，当然也有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居民。”包鉴达说。

今年50多岁的王大爷在胡同里开了一间食品店，他的房子是父辈在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下入股转为公有财产的。店门不大，里头的货品倒很丰富。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位顾客来买些打火机、餐巾纸之类的生活用品。对于街区的改造和设计周期间的热络，王大爷并不太关心。

“改建？我们都没太管，这几天是挺热闹的，拆迁也没怎么拆。几十年来我没觉得周围有什么大变化，也没觉得白塔寺怎么样，守在身边就不珍贵了。”王大爷对界面记者说，“我的店能自给自足，20多年从未盘库，吃喝就够。当然要再买房肯定不够，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60年代，吃野菜的都有，现在挺好。”

也许正是涉及复杂的产权问题。在白塔寺街区的改造中，虽然引入文创产业和商用店铺还是要拆迁部分住房，但此次的外迁政策显得并不强硬。政府和居民采用的是协商拆迁、给予配套补贴的方式。

包鉴达向界面介绍：“曾经的拆迁伴随着很多问题，配套设施跟不上，人们不愿意走。但这一次，政府在回龙观等区域为拆迁居民提供的小区拥有医疗、教育等较好的配套。有些居住环境太恶劣的愿意搬走，当然不愿意走的也可以不走。”

王大爷店铺的不远处站着一个刚洗完被套的中年女人。

“给的太少了，只给我们13万。”不愿透露自家面积住宅的大姐抱怨道，她从嫁过来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0年。她在胡同边的铁丝上晾好被套，一转头竟撞见路过的旧邻居张大姐。言语中听出，张大姐已经搬离杂院有一阵子了。

“我觉得条件如果给得好，我就愿意搬走。谁不愿意住新房子啊。”寒暄过后继续赶路的张大姐对界面说。

 除了“无能为力”派，上了岁数的老街坊多用“习惯了”来解释留下的理由。王大爷说他的店铺的对面是70岁的前东城公安局副处长，已经在这里住了50年。而在另一条更临近白塔寺的四合院里，已经60多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李兆熙正在清理院子里落下的银杏。

“晒开了就是白果，多潇洒。”从他的院子屋檐看出去，白塔寺正好露出它藏式的金边和白肚子，“很少有人来白塔寺这边，北京人也少来。它就是个地标吧。”

“解放前住在这儿的都是拉凯子车的无产者，都是穷人。食品安全是个问题。你看路口那个卖鸭脖子的，都变成橘黄色了，他们跟里头掺东西，我们不敢买来吃。但农民工都会买来吃，因为便宜。”李兆熙对界面记者说，“住在这里的人，外地做小买卖的中年人居多，都是拉家带口的。”

人们对改建看法不一。伴随着经济发展，旧城的人口流动频繁，让“远亲不如近邻”已经从这片区域中人们的口中渐渐消失。虽然一院十几户，彼此相隔不过几米，共用一个厕所，但不知道隔壁人到底干嘛的大有人在，那份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正在丧失，城中村里的熟人社会也在瓦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死城。

临近下午2点，白塔寺西边的一条胡同忽然堵得水泄不通。原来那是一所社区小学放学了，不远处的菜市场还是人丁兴旺。几个赤膊大汉支起了桌子，准备下象棋。贴着天猫Logo的送货车灵巧地穿行在狭窄的巷道。

什么叫再生？说明已经死过。从经济意义上判定，白塔寺街区的确死了。它的商业价值仅限于内部循环，但它的“旧”和“危机”，从来和“不安定”无关。它是活着的社区，真实而独立，有自给自足的系统。只是，它不再满足现代城市的定位罢了。人们需要它散发更多的吸引力，比如吸引游客、开些文创店、或默认几十个人共享十几平米的空间是不好的。

流向郊区的拆迁户将住在一起，而留下的人们必须面对接下来的改造。裂变的白塔寺街区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缩影，这种模式在上个世纪初的欧洲十分普遍。

1942年，芬兰建筑师沙里宁提出“有机疏散”的概念，提倡将城市中心的家庭疏散到新区，以享受更适合的居住环境。这个理论曾经对英法等欧美国家在二战之后改建旧城产生重大影响，巴黎开始拆除城中心的部分古建，将人们疏散到郊区，建造所谓的卫星城。

然而70年代后，人们发现疏散到新区的人们还是依然依赖市中心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郊区变成了睡城，上班族每天花过多时间在路途上，交通拥堵严重且能源消耗增多。而像美国城市一样疏散到位的，又陷入旧城中心衰退的困境。

“因此，没有一个模式能够照搬。政府也没有完全想好确切的路子。在北京市内，白塔寺也不会复制南锣鼓巷的方式，南锣是以民俗风貌的重现为主，而白塔寺可能会引入设计等产业。”设计周设计之旅的负责人之一、中国设计交易市场副总裁梁胜武对界面记者说，“它和对面的金融街很近，但不会做金融相关的事。”

除了名声已经在外的南锣鼓巷，北京大栅栏地区也很火。大栅栏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设计周的活动。外媒评价说那是一个正在苏醒的北京老城区。服装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开始在大栅栏建立工作室，定期做些展览和寄卖。咖啡店和简餐也慢慢入驻，去吃饭的时髦年轻人又多了许多。

而近期，孙中山和宋庆龄最爱的文宝老字号“三多轩”也已经入驻白塔寺区域，然而它的格局还远未到和大栅栏和南锣鼓巷一样谈复兴和再生的阶段，在此之前，提醒人们还有这么个地方似乎更加紧要。

“1997年，政府提出’打开山门，亮出白塔’的口号，把门前挡住它的商场给搬走了。现在你看到的两层楼的白塔寺药店，其实以前有五层，也是对白塔造成了遮挡。2013年，大楼被拆除了三层，并按照古建修缮了。”包鉴达回忆道。

白塔寺又亮出了它的尖。一家荷兰的国际创意设计公司——熔岩注意到了。熔岩的创意总监Celine Lamee对街区产生了浓厚兴趣，她的团队印刷了一本调研报告。

报告里写着：居民大学毕业占比26.6%，佛教信仰比28.6%，无信仰比例56%。胡同里的中国家常菜馆有12家、面馆10家，意大利餐厅1家，还有若干其他菜。该社区有71%是北京本地居民，男女比例基本对半开......这些数字听起来比现代社区还要健康。

Lamee把报告拿到了设计周的白塔寺集市上卖，30元一本，取名叫数据巷（Data Alley）。一对老夫妻站在摊位旁边，顺手翻了翻。但爷爷似乎对热闹的市集不太感冒：“我知道这在干什么，看见人南锣鼓巷眼红了呗。”口音听出是北京当地人。一旁的奶奶斜了一眼，“那是你自己的解释。”两个人嘟嘟囔囔差点要吵起来。

集市旁的护国寺小吃生意还是那样好，但也许只有出生在这里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它们最原始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