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对美国和世界的前景曾有乐观的预想，站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他还能认出这世界吗？他所热烈歌唱的美国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闪光，他预言的人类共同的乌托邦也并未到来。如果他目睹了“一战”与“二战”，他会怎么说？在《荒原》之后，在卡夫卡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惠特曼？

惠特曼作为诗人的很多品质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现代诗人大多敏感、孤独、悲伤、脆弱，而从《草叶集》中浮现的惠特曼骄傲、勇敢，充满能量和希望，不迷惘，不虚无，有明确的目标和自我身份。他的健旺的语气，与比他小十岁左右的狄金森很不同。惠特曼少有异化的感觉，他在大自然里和城市里都如在家中。华兹华斯书写了大都市伦敦的异化感，而惠特曼自豪地称纽约为“我的城”（my city）。走在城市的人群中，他没有陌生感。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同伴，他没有社交恐惧症。他拥抱现代性，拥抱现代机器。在他看来，“现代”这个词是英雄性的（the heroic modern），是应当歌颂的，而“现代”的前沿与代表就是美国。

惠特曼笔下的劳动不异化、不辛苦，劳动者都强壮。他参与了美国南北战争（不是作为士兵，而是作为志愿的医护人员），目睹了惨烈的伤亡，但这并未打消他的热情。战后他没有感到幻灭，也没有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笃信自由、平等、民主与个人，相信这些将最终胜利。

钱锺书从“兴观群怨”的中国诗学中，提取了“诗可以怨”这一条古今中外名诗的特点，就是诗歌主要用以抒发郁结，这样的诗也容易写好。钱锺书援引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一种依据：文艺是作者日常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的替代。钱锺书所引的清代陈兆仑之言尤其具有启发性：“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浅深别矣。”“诗可以怨”是在中外文学中具有相当解释力的概念，惠特曼却是一个醒目的反例。然而作为纽约人、当代人，难道他没有感受到当代人的忧郁与危机？他如何以诗歌处理个人际遇，尤其是其中的伤痛？

惠特曼的自我定位是美国的国民诗人，扩而广之，是人类的诗人，甚至诗人自身就像大自然一样是无所不包的，神一般的。“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与你没有差别，也就没有隔阂。“我”歌唱自己，也就是歌唱一切人。“每个男人女人都是我的邻人”，“我的同志”（my comrade）。惠特曼与他人合一，他相信，自己要说的也是人人都要说的，他就是人人。他一直关注读者，他的许多诗都是对读者的召唤，虽然《草叶集》第一版销量甚少，虽然至少在较早的时候，大众并不承认他是他们的代言人或“同志”。

从这样一个视角，惠特曼作为一个独特个人的品质和他个人的悲喜，在他的诗中就并非很重要。他确认自己的诗歌主题是“事物是多么令人惊奇”。在这样的信念之下他写道：“我在宇宙中没有看到过残缺，/我从来未见过宇宙中有一桩可悲的前因或后果。”他歌唱人类的集体身份，歌唱一个超越了个人“小我”的自我。他爱自然的部分与华兹华斯类似，但爱人类的部分相当激进。他写自然的部分要少于写人的，人是他最重要的关注点。人人平等的观念使他尊重女性，尊重黑奴，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面。虽然他最著名的作品题为《我自己的歌》，然而这首诗并非歌唱惠特曼自己，而是歌唱每个人的 “自我 ”，也召唤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歌唱。正如他另一首诗的题目是《普遍性之歌》（Song of the Universal），他写的是普遍性，而较少写具体之人或物。

在《草叶集》中，名词常常以复数的形式出现。惠特曼多次使用“all”这个无所不包的、超越式的、淹没了个体的代词。他有一首题为《一个女人在等着我》（A Woman Waits for Me）的弘扬性爱的诗，诗题里是“一个女人”，而在诗的正文中则写道：“我要做那些妇女的壮硕的丈夫。”（I will be the robust husband of those women.）类似地，他的男性爱人们在诗中也没有名字或具体生平，常表现为复数。

复数，多，是惠特曼的力量之一，他的句法也促成了这样的效果。他的诗歌风格是此前的西方诗歌史上不曾有过的。大量并列的名词、同位语、分词，如同滚滚不穷的海浪（catalogues）。在排比之中，诗行的前后顺序并非固定，在长诗中多一行少一行对全局也没有大影响。他的句法不是碎片与切断，而是难以句摘，有一种贯穿的淋漓之气和强烈的激情。他不甚关心炼字、炼句。甚至许多诗如同同一首诗，是对同一主题多角度的反复表达。我们可以将博尔赫斯诗歌中有惠特曼风的排比列举法与《草叶集》对照，更能看出两位诗人各自的特点。博尔赫斯大量列举静态之物，句子不长，不追求力量，而惠特曼则有一种“奔流到海”般的腾涌。

惠特曼的复数与长篇列举，形成宏大而众多的效果，在这中间，单个人的面目一闪而过。他的诗歌写法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针对具体事物的精雕细琢，如福楼拜做到的那样。我们可以说惠特曼的视角是全景照相机式的，而不是显微镜式的。他很少写一朵花、一只鸟。以他的诗《一只沉默而坚韧的蜘蛛》（A Noiseless Patient Spider）为例，这首十行的小诗写一只蜘蛛，但并非像华兹华斯或狄金森那样对自然界中微物的凝视，而是以这只在虚空中释放蛛丝的蜘蛛，比喻诗人的灵魂在无限空间中寻找落脚之处。蜘蛛在虚空中结网，诗人的灵魂也如此，诗的结尾的声音是有信心和安全感的，仍归于自我。类似地，另一首写于一八八八年的诗《老水手柯萨朋》（Old Salt Kossabone）写自己的一位已经去世的祖先——他九十多岁的时候日日坐在扶手椅上遥望大海，最后一天看见一条挣扎的船终于找到了方向，然后就死去。这首诗的目的也并非记录一位祖先的生平故事，而是以他作为惠特曼自己面对死亡的榜样。

惠特曼的诗具有某种英雄性和公共性，诗人尤其书写失败的英雄：“失败的人们万岁！/战舰沉没在海里的人们万岁！/自己也沉没在海里的人们万岁！”在对南北战争的死伤者的描绘中，诗人不只感到他们生命的可贵，也感到北方士兵为之而死的事业的可贵。那种失败就具有了崇高感，诗人本人也被英雄们所激励。作于一八七六年的一首诗《在遥远的达科他峡谷》（From Far Dakota’s Canons )，赞美在达科他州的一次印第安人袭击中，一百多名美国士兵英勇战斗而死。在这首诗中也出现了诗人的自我：“就像在艰难的日子里坐着，/孤单，闷闷不乐，在时间的浓厚黑暗里找不到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惠特曼对日常生活的阴郁描述，近似于华兹华斯对一些低落时刻的描述。但惠特曼几乎是有意识地在当代寻找英雄性。在这首诗中，他书写的英雄就鼓舞了他。在此诗的几个段落中，包含着“我”与那些死去的英雄两类人物，英雄在西部的战场，“我”在东部城市的房间里，形成鲜明的对照。勇于赴死的无畏战士，正是他觉得自己应具有的面对生活重负的态度。惠特曼笔下的华盛顿、林肯、格兰特将军也是英雄式的。在英雄主义视角下，日常生活的痛苦也变得可以忍受。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惠特曼乐于以士兵自比，为什么他在战后对战争岁月有留恋之意。惠特曼不是反战的。这固然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可以视为一场正义战争、民主国家的阵痛，一种为未来付出的值得的代价，同时也因为恰是在战争中，惠特曼强调的人们之间的同志关系（camerado）能够实现。《列队急行军与陌生之路》（A March in the Ranks Hard-prest, and the Road Unknown）一诗，非常真切地书写了战地医院里的情景、气味、死亡。在美国诺顿出版社二○○二年版的《草叶集》中，编者对此诗中的战地场面颇为赞誉，加脚注说这些描绘很“现代”，不亚于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和海明威。但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是，惠特曼所写的战争是正义的，在正义战争的框架下，血腥与残酷可以得到解释，而不导向绝望与虚无。

惠特曼也多次写到死亡。他关于死亡的诗时间不一，显然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主题在他晚年的时候尤为凸显。虽然他没有明确的关于死后的主张，但对于他而言，死亡不是终结。一八八八年的《将结束六十九岁时的一支颂歌》（A Carol Closing Sixty-nine）一诗中，他说自己身体虽然衰残，但欢乐与希望之歌仍将继续。他的这种态度使他能够承受死亡的到来。一八七四年的《哥伦布的祈祷》（Prayer of Columbus ）以哥伦布的第一人称书写，而哥伦布显然也是惠特曼。诗中“我”老朽失败，但仿佛看见“在远方的浪头上航驶着无数船只”。作为熟悉纽约和大海的诗人，惠特曼多次以水手、船、航行等意象，将死亡比为重新出海。惠特曼以英雄主义和探险者的身份对待死亡。虽然他不舍此生，但死后未来的不确定性变为一种期待，死亡是另一种开始。

除了战争、死亡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或许更难以乐观处理的是当代平庸的日常。惠特曼的诗是诚挚的，但不包含很多的个人色彩。在《草叶集》中，人类的每一分子都是诗人的朋友，但他写具体人物的诗并不多，最突出的就是写林肯总统的，亦有写格兰特将军的（格兰特战后也担任了总统）。林肯与格兰特都是公共人物，并不是惠特曼私人生活中的人物。惠特曼很少在诗中具体写到他的父母、爱人、朋友、兄弟。他仿佛与一切人都亲密，而并没有固定的亲密者。

在《有那么一个孩子出得门来》（There Was a Child Went Forth ）一诗中，惠特曼列举各时节的自然风物与人，并很罕见地写到了父亲和母亲：“父亲，健壮，过于自信，男子气，难对付，发脾气，不公正，/打人，尖锐地大声骂人，苛刻论价，诡计多端。”在这里我们仿佛窥见了惠特曼的秘密，找到了他原生家庭的缺陷，然而这一点私人信息埋藏在他的大量列举之中，父母在众人众物之中并不醒目。惠特曼在母亲去世八年后，有一首纪念自己母亲的十行小诗——《死亡也走到你门口时》（As at Thy Portals also Death），写自己的母亲“那理想的女性，务实的，富有精神性的，对我说来，在所有大地、生命和爱情之中是最好的”。但这样一个完美的母亲在惠特曼的诗中很少露面，只有这一首小诗是专门为她而作。

虽然惠特曼不断提到“我”，大部分诗都采用“第一人称”，但他并没有在诗中融入很多的个人生平信息。他很少说到自己生活中的具体欢乐烦恼，从他的诗中很难勾勒出他的生平或年谱，连他的个性都是不怎么清晰的。他自己或许也看到这一点。在他的诗《在我随着生活的海洋落潮时》（As I Ebb’d with the Ocean of Life ）中他写道：“真正的我尚未被触及，被说出，完全没有被抵达。”（the real Me stands yet untouch’d, untold, altogether unreach’d.)

博尔赫斯有一文一诗论及惠特曼的作品和他的生平之间的这种差距。博尔赫斯曾翻译《草叶集》，在译序中说，看过“炫目与晕眩”的《草叶集》的读者再去看惠特曼的传记，会有上当之感。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到处游荡，爱人众多，而在生活中他并未去过多少地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博尔赫斯由此认为有两个惠特曼：普通记者惠特曼，以及“惠特曼想成为却并不是的另一个人，一个有丰富爱与冒险经历的人，一个游荡的、热情的、无忧无虑地在美国游历的旅行者”。博尔赫斯的诗《卡姆登，1892》（Camden, 1892）也循着这样的思路（惠特曼一八九二年死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垂死的惠特曼看见镜中老朽的自己，但感到满足，因为“我曾是沃特·惠特曼”。两个惠特曼，与博尔赫斯许多作品中的多重自我类似。博尔赫斯的言下之意是，生活平淡的惠特曼创造出了另一个与自己迥异的文本的自我，作为一种补偿，这也是惠特曼的天才所在，而那个日常的自我在诗歌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博尔赫斯是将惠特曼进行了“博尔赫斯式 ”的解读，正如博尔赫斯在另一首诗里将塞万提斯描绘为忧伤失败、失去了祖国的人。

我更愿意相信惠特曼并非在诗中掩藏了日常的自我。如果我们在一切过往的诗人中都看到一个当代的脆弱失败的诗人，文学版图将趋于平面化、单一化。惠特曼异于当代诗人的部分，也许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的另一种资源。

惠特曼也有纯然书写痛苦与焦虑的诗，但很少，篇幅也不长，且不进入细节。《泪水》（Tears）一诗特别沉重，写一个人晚上在海边痛哭，而白天他那么整齐有序（regulated），我们不知此人痛苦的具体缘故，诗中也没有说那人是谁。《然而，然而，你们这些懊丧的时刻》（Yet, Yet, Ye Downcast Hours ）中，惠特曼说自己对懊丧的时刻十分熟悉，但语焉不详。在别的诗中，他告诉我们他完全理解那些邪恶的人，因为他自己也“充满邪恶”，但同样没有细节。《你们这些在法院受审判的重罪犯》（You Felons on Trial in Courts）写“我”与那些罪犯和妓女一样，“在这张看似冷漠的脸下面地狱的潮水不断在奔涌”，然而从这首诗看惠特曼并无罪感，而是接受这些底层犯罪者，将他们也纳入世界的神圣秩序。

更多的时候，生活苦痛只在《草叶集》的字里行间出现，较少作为诗的主体。惠特曼的处理方法之一是将其埋藏在长篇的列举中。在《我自己的歌》中，他列举了众多健康的劳动者，包括木匠、农夫、纺织的女子，然而在其中我们发现了几个不和谐的人：一个被送进疯人院的疯子，手术台上一个血肉模糊的畸形身体，还有“自杀者趴伏在卧室里血淋淋的地板上，/我目睹了尸体和它黏湿的头发，注意到手枪落在什么地方”。《草叶集》中共有两处提及“自杀者”（suicide），然而“自杀者”并非这两首诗的题目，没有被突出地集中书写，也并不醒目。在《我自己的歌》大量健康的人物谱中，几个不和谐者几乎被淹没，是大幅群像里的几张痛苦的面孔。我想这并非是惠特曼将世界的阴暗面隐藏在诗中，而是在看到这些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许多健康者，他的心思和笔都没有在黑暗的部分过久停留。当诗人的视野放宽，容纳了众多的人与物时，黑暗也仿佛得以冲淡。或以他的名诗《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ly Rocking）为例，诗中之人从鸟和大海那里听到的是爱与死的主题，与惠特曼大部分诗中的明亮色彩不一样。此诗加入了鸟的哀声，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这也是《草叶集》从开篇到此唯一一首哀伤痛苦的诗，然而那是一只鸟痛失爱侣，而且那是使一个诗人觉醒的时刻，是他的起步和开始。鸟是诗人的启发者和唤醒者，这也减弱了诗的哀伤。

在惠特曼的几首关于忧郁的诗中，我们瞥见了熟悉的忧郁诗人形象，读到了华兹华斯的很多诗中、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夜莺颂》中的那种对尘世生活的抱怨，读到孤独。然而惠特曼很少表达逃世的想法。他没有想变成西风、夜莺，没有在过去寻找梦境。他是未来导向的，不像欧洲浪漫主义者有时指向中世纪的过去，也没有想象到远方无人的幻美之地躲藏。在他的大部分书写忧郁的诗歌，也就是“怨诗”中，他都找到了鼓舞自己的办法。

他有时以士兵的勇敢对待痛苦。《啊，贫穷，畏缩，闷闷不乐的隐避所》（Ah Poverties, Wincings, and Sulky Retreats）列举日常的许多痛苦，最后宣布：“我还会作为一个赢得最后胜利的士兵那样站起来。”他的“怨诗”中常自带解决方案，尤其是老年，当他非常看重的美好身体变得衰朽的时候。《你那欢乐的歌喉》（Of That Blithe Throat of Thine）写一个北极探险者听到一只孤鸟的歌声，诗人也如那被冰雪包围的北极探险者一样，被老迈所包围，但那只鸟给诗人以教导。鸟鸣改变了一切，包括“老年被封锁在冬天的海港内——（冷，冷，真冷啊！）”。《致日落时的微风》（To the Sunset Breeze）中，“我，老迈，孤独，患着病，给汗水浸得筋疲力尽”，但一阵清风吹来使“我”重生。这些诗有杜甫的“秋风病欲苏”之感，甚至题目都不是痛苦的。诗中对老年困境的描写令人动容，但诗人主动突围和自救。惠特曼把诗笔献给那些安慰之物，而并不在痛苦之上过多“逗留”。他是可以安慰的，不沉溺于自怜。

我想，我们不应当将这些品质视为惠特曼的幼稚，或者他“不够现代”。我们所处的现代阶段并非多么令人自豪，我们对悲伤知道得更多，而不是快乐。也许我们可以从惠特曼身上获得灵感与鼓舞，以减轻我们的现代负担。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呼唤勇气和乐观，不过多耽留于悲伤与怨诉，更注目于我们共同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悲喜。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博尔赫斯这位与惠特曼如此不同的诗人，会乐于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而且视惠特曼为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