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这部作品超出了御用文学的范畴，带进了太宰治对东亚文化、文学、宗教的思考，尤其是对鲁迅弃医从文、鲁迅与基督教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按：作为日本文学界颓废无赖派的代表人物，除了《人间失格》，太宰治还写了鲁迅传记《惜别》。这部作品广受争议。本来喜欢他的竹内好气愤他为了迎合日本当时内阁情报局的需要，败坏了鲁迅形象；剧作家井上厦却认为这是他最爱的太宰作品，太宰把鲁迅写成这样，是因为“非常喜欢鲁迅”。不管争议如何，作者认为这部作品显然超出了御用文学的范畴，带进了太宰治对东亚文化、文学、宗教的思考，尤其是对鲁迅弃医从文、鲁迅与基督教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文 | 长安（《读书》2020年1期新刊）
贝特鲁奇不懂中文，《末代皇帝》里除了几句应景的汉语，从皇上到太监都讲英语，说荒诞也荒诞。李安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倒讲汉语，南腔共北调，华夷口音加中州正韵，炖得一锅五湖四海什锦汉语，未必就比《末代皇帝》讲英语更不荒诞。贝特鲁奇戴着镣铐跳舞，跳得还有滋有味。每次讲到现代文学的背景，挑来拣去，往往还是选《末代皇帝》做影视教材。
话说回来，太宰治也不懂中文。这位短命文豪活着的话今年就一百一十岁了。作于一九四四年的《津轻》写乱世里重回故乡，绝望与希望交错，温馨热闹亦以孤独虚无做底子，隽永幽微，以至佐藤春夫断定“有了这本书他就是不朽的”（《稀有之文才》）。从《津轻》里总能品出那么一点儿鲁迅味儿、《故乡》味儿。或许因为写《津轻》那会儿太宰正研读鲁迅、为创作《惜别》做准备？鲁迅足迹遍及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香港、上海等中日两国城市，《惜别》讲到的仙台时代只有一年半，却是留学生周树人最终决定弃医从文的人生转折期。一部《惜别》，中国人读它多半因为写的是鲁迅，日本人读它多半因为是太宰治写的。太宰写鲁迅，文豪写文豪，“无赖派”写“民族魂”，不是传记，不是评论，而是长篇小说，似应出彩。
太宰作品早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晚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风格相近，逞才使性，多写一己的颓败苦难没落毁灭。创作《惜别》的中期（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适值中日战争，太宰告别从前的颓靡生活，迈入第二次婚姻，锐意靠一支笔打开生路，几年里家庭生活及创作风格皆趋平稳，佳作不断。不少研究者认为中期乃太宰的巅峰期。
一九四〇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鸥》中名叫太宰的主人公自述：“感觉像被塞进一辆高速列车，没人告诉我开往何方。列车轰轰隆隆，过山地、过海滨、过铁桥……呆看飞来飞去的风景，手指在车窗画侧脸儿，画了又擦。……枕下，车轮疾驶，声声凄怆。”小说中两次提到的“过山地、过海滨、过铁桥”乃童谣《火车》中的歌词，太宰于列车粗暴的轰鸣中听出哀切的女童合唱，勾勒出一幅荒凉幽暗的战时心像风景。战后，太宰在《十五年间》一文中回顾道：“真是个混账年代。那段日子无论在爱情上还是在信仰和艺术上，我行我素都难上加难。”
棘手，是因为《惜别》乃是为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而作的、将“大东亚共同宣言”小说化的尝试，曾被归为国策文学、御用文学。相关史料不赘述，只引一段执笔希望者说明会的场景：“按时赶到会场，已聚了好多作家。‘伊藤，这儿空着哪！’在讲习桌上托着腮，不耐烦地坐在讲习椅上的太宰治用异乎寻常的大声招呼我，并向我招手。……川端先生来得最晚，先生扫了眼众人，略带笑意，找个位子坐下。那天出席的五十多个作家都提交了提纲。”（伊藤佐喜雄：《日本浪漫派》）。小说类有六人中选，太宰摊上的主题是“独立亲和”，其他还有“共存共荣”“文化昂扬”“经济繁荣”之类。最后只有太宰一人交差。《惜别》由于出身不好，在太宰作品中有些像二等公民。时过境迁，出身问题不再被揪着不放，但出身的烙印还在，小说主人公周树人诚恳地赞誉日本“国体的实力”“国体的精华”，如今读来也触目。
战后，性情中人竹内好很快即不满自己的鲁迅研究，一九四九年说“从前都是乱写的，对不起读者”，“关于鲁迅，我只写出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写出了自己不知道却又想知道，以为只要努力总会知道。对我的鲁迅论最不满意的就是我自己”（《一个挑战》）。一九五三年又说太宰塑造的鲁迅为“东洋虚无主义者”，还承认鲁迅作品“虚无色彩浓厚”（《写于鲁迅忌日》）。尽管如此，竹内当初给《惜别》定的调子依然影响深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太宰研究及鲁迅研究的进展，对《惜别》的评价亦有变化，藤井省三就认为《惜别》是“日本鲁迅接受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鲁迅与日本文学〉前言》）。
《〈惜别〉后记》中太宰说：“《惜别》的确是应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委托而作，不过就算没这番委托我也会写。一直在收集材料，且已构思良久。”这番表白往往被认为此地无银，不过诚如佐藤春夫所言，“诚实是他文学的核心”（《太宰的文学》），不妨将这番话读作太宰的真心话。深爱太宰的剧作家井上厦说：“反复阅读，真正喜欢的还是中期作品。最爱写仙台医专时代鲁迅的《惜别》。此作在太宰作品中显得粗糙，直接挪用鲁迅《〈呐喊〉自序》，借用部分太多，但到最后显露的还是太宰本色，让人欣慰。再读《惜别》，还是感动，就写了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剧本（《上海之月》）。”井上还说：“直觉告诉我，太宰非常喜欢鲁迅。”（《在“人间失格”与“人间合格”之间》）解释了太宰写《惜别》的动机。
太宰没去过中国，在日本也几乎没离开过东北和关东。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太宰在写给弟子堤重久的明信片中说：“‘鲁迅’快开工了。现正试做支那怪谈。”所谓“支那怪谈”即《竹青》。除了慎重的热身写作，同年十二月下旬太宰还前往仙台访故地、查旧报，做实地调查。《惜别》一九四五年初动笔，二月下旬完工。
太宰的小说多写他自己，《惜别》里三个日本学生田中卓、津田宪治和矢岛身上也都多少有些太宰的影子，后二者的姓名亦仿佛来自太宰的原名津岛修治。太宰意在“描写一位纯情多感的年轻清国留学生‘周君’”（《〈惜别〉之意图》），而这周君所思所想亦与太宰有所契合。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一样个人色彩浓厚。平凡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仙台鲁迅记录》（简称《记录》）包罗鲁迅仙台留学时期各种资料，长达四百三十三页，简直巨细靡遗。《记录》与《惜别》参差对照，青涩周树人便呼之欲出。
当时仙台医专学生每月生活费一般十日元左右，有二十日元算富裕，周树人据说领有三十日元（山田野理夫：《仙台时代鲁迅的师友》）。青涩周树人也有惬意时分。他去剧场森德座看歌舞伎，与其他学生一样，在站席看。医专附近有家点心店晚翠轩，里面还有报纸可看。“常见周树人坐在那儿，见到熟人就笑一笑。”《记录》里的这些记录都与《惜别》气氛相似，而《记录》里特意提到太宰治没有访问过鲁迅当年同窗，可见太宰想象鲁迅功夫了得。
鲁迅初到仙台时曾在致友人蒋抑卮信（即《仙台书简》，写于农历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中云：“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疏懒与酬对……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颇在意彼我之别。《记录》与《惜别》中都有为周树人送别的内容。《记录》中有一张五人合拍的送别纪念照，周树人当年所在班班长、教室里座位就在鲁迅后面的铃木逸夫在接受采访时说，照片上的几个人都是一般同学，周树人没什么朋友，当天大家照了相吃了点心就匆匆散去，什么都没喝。铃木还说：“周树人与为他送别的几个人都没打招呼，可能跟班上的任何人也都没打招呼，大概也没向医专办事处提交退学通知或退学申请就离开了仙台。”看来懒于应酬的鲁迅直到离开仙台好像也没交什么朋友。《惜别》里则是在田中的住处开了饯别会，众人高唱《仰望师恩》，津田率先哭倒在地，大家依依不舍，充满青春的伤感。周树人平淡孤寂的留学生活被太宰点染得竟有些温情脉脉了。
仙台医专考试严格，《记录》说“一学年有近一半留级，这些人里又有近一半离开学校”。周树人第一学年的平均成绩中最高分为伦理学，八十三点零，乙等；德语六十点零、化学六十点三、生理学六十三点三、组织学七十二点七，均为丙等；最低分为解剖学，五十九点三，丁等。没有戊等且丁等不超过两门就可升级，所以周树人得以升入二年级，而与周树人一起拍照留影的几位都是留级生，有的还留了不止一年。关于鲁迅《藤野先生》里提到的漏题事件，《记录》记载：“解剖学由敷波、藤野两教授担任，周树人的成绩是‘丁’，可见周树人得以晋级乃藤野先生做了手脚的谣传根本站不住脚。造谣者显然是因为嫉妒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热心指导。”而“周树人面对流言蜚语并未采取什么行动，在铃木看来他平静如常”。谈到藤野先生，班长铃木说，“别的老师倒没什么，藤野先生常出问题”，“从没见过藤野笑”，认为漏题事件是留级生的恶作剧，因为大多数学生都对严厉执拗的藤野先生心怀不满。《惜别》里藤野先生严格又正义，一本正经地教诲学生：“东亚本来的道义像一股潜流暗自流淌，我们东洋人根本上都是相接相连的，背负同样的命运。”此亦藤野，彼亦藤野，倒也未必矛盾。至于鲁迅《藤野先生》与《〈呐喊〉自序》都提到的幻灯事件，《惜别》的处理是按图索骥，从《藤野先生》中捡出“拍掌欢呼”这一情节，又写周树人“打开教室侧门悄悄溜到走廊”，田中尾随而去，二人就在校园里的山樱树下聊天，仍近乎温情脉脉。铃木则强调看幻灯时安安静静，没人喊万岁。那么事情就有些罗生门味道了。竹内好当年要是读到这些回忆，不知该作何感想。
除了关怀东亚、书写友情，《惜别》对周树人弃医从文的理解、对周树人与基督教关系的思考亦可称道。在太宰式鲁迅想象中，迷惘徘徊的青春时代，文学与宗教乃“支那最初的文明病患者”周树人的两大关心所在。
太宰与鲁迅皆出生于地主家庭，都曾接近或参与左翼，亦皆深谙虚无与绝望，又都以书写逃避虚无、抗拒绝望。太宰曾在作品中将自身与耶稣同化，而鲁迅所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里面似乎亦藏着耶稣的影子。在情绪相对平稳的中期以及疾风怒涛般的晚期，太宰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基督教，“不信神的爱，只信神的罚”（《人间失格》）。鲁迅则一直关注基督教文化，留日时期尤为关注，作于东京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皆涉及基督教。基督教对太宰和鲁迅来说文学性似乎都胜过宗教性。
战后，国之衰败、价值系统之崩溃已令太宰颓靡，农地改革后津岛家痛失土地、风光不再，更令太宰失落。耽读契诃夫的太宰于是创作了东洋版《樱桃园》——《斜阳》，为故家的没落也为日本的旧时代唱挽歌。《斜阳》之外，短短两年里太宰还完成了《维庸之妻》《人间失格》等佳作，作为畅销作家红得发紫，同时又在几个女人之间疲于奔命，踉踉跄跄。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弟子小山清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太宰说：“如今生着病，跟女人也纠缠不清，真个是半生不死。”周树人三十六岁成为鲁迅，以《狂人日记》正式登场；太宰治三十八岁入水身亡，留下未完的《再见》。太宰若有机会修改《惜别》，将那些读书报告化为小说的有机成分，《惜别》这部“跨越国境的友爱故事”、这本别样的“鲁迅前传”或许会更可读。
在《鸥》里太宰治还说：“我现在不是人，是一种叫作艺术家的奇妙动物。”汉学家皓首穷经，到头来也许仍不免物我两隔；艺术家偶一路过，或者就是个心有灵犀、心明眼亮。太宰治的《惜别》常会让我想起贝特鲁奇的《末代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