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复杂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迫使教育者只能扎根本土，不断地追问：“我们的教育能够做得更好吗？”
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文德（Fred Dervin）
记者 |
编辑 | 黄月
媒体人周轶君在她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所展示的芬兰教育制度，无疑是大众梦寐以求的完美教育模式。无论是主张没有竞争、鼓励创造的教育理念，抑或是家长、学校与老师之间彼此信任、互相尊重的“信任文化”，都让中国观众们不禁心驰神往。在许多人眼里，这个遥远、寒冷的北欧国家已不仅仅是网民口中“最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或是辉煌一时的手机巨头诺基亚的母国，而俨然成为新的教育圣地。
这并不是芬兰教育第一次被溢美之词包围，自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自2000年起实施以来，许多国家对这种跨国标准化测试青睐有加，相信它能够有效评估学生的课业水平，确定本国教育制度的绩效。芬兰连续多年在PISA中表现优异，自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许多教育研究者也开始发掘芬兰教育中重视平等、拒绝竞争等理念对学生能力的促进，来自全球各国的教育者纷纷访问芬兰，探寻成功奥秘。教育由是成为了芬兰最成功也最受瞩目的产业。
然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文德（Fred Dervin）却对这个久负盛名的“芬兰神话”提出了尖锐质疑。在《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教育》一书中，他对本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全方位且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直指芬兰的教育就是“编造梦想”以售卖自己的“教育商品”，因为所有对芬兰教育的美好想象都是片面的，甚至是国家主动营造的，而芬兰的教育依然面临许多与其他国家相似的挑战：学校间不平等程度加深、高中与高等教育的竞争激烈、对外来移民的忽视与歧视、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推广教育这个“国家品牌”并从中盈利，政府、学界与媒体竭力维持“芬兰神话”，这些亟待讨论与解决的问题也就被大众所忽视了。
文德对“芬兰神话”的基础——PISA测试——提出诘问：“如何能用统一的标准测试全球呢？测试内容由谁决定？测试是为了谁？”从这些问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德关注和呼吁的是对全球教育多样性、多元化的尊重。在全球不同地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良好的教育并不能依靠单一的标准评判，也并非照搬理念与制度就能实现。尽管中国民众常以芬兰教育反观自身、反思中国教育的诸多弊病，文德却非常赞赏中国的教育制度，认为它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希望中国大众对自己的教育制度更有信心。
毕竟，正如他所总结的：“芬兰的教育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就像中国一样。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尽善尽美的‘教育天堂’。”
界面文化：你认为芬兰教育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文德：就像所有国家的教育系统，芬兰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我选取其中几方面作为例子：
学校间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差别也越来越大，这在有许多移民背景学生的学校中更为明显；社会的阶级再生产现象非常普遍，富有的家庭更清楚自己的孩子应该学什么、去哪里学；
界面文化：你曾多次提到芬兰教育在移民问题上的不足，移民如何影响了芬兰的教育？
文德：移民总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大多数人处理它的方式，使之成为了一个问题。在芬兰，并非所有移民都被一视同仁。如果你去一所国际化的精英学校，那里的孩子有许多资源，他们会接受最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尊重。但如果你去到贫困的移民聚居区，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往往被视为“问题”，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针对这些孩子的种族主义行为正在出现，有时候是隐形的，例如老师们和他们交谈以及谈论他们的方式。有一项研究表明，黑人孩子会厌倦他们的老师总是以“一个贫穷落后、充满饥荒的‘国家’”这种方式来谈论非洲。
因此，移民们对芬兰教育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本身被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与对待。
界面文化：你将芬兰教育神话归因为芬兰出口教育商品的需要，当教育变成一项国家商品，会有什么后果？
文德：我们（芬兰人）将会对自己国家的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谦逊，且以“半真相”替代“真相”。比如，芬兰教育的推销者们声称芬兰教育是免费的，但这不是真的，纳税人为福利国家与免费教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教育产业的目的是在境外推销教育服务、教育资料与教育机构，这可能导致他们用“善意的谎言”去推销芬兰的教育。就像苹果公司不愿意承认他们的产品存在潜在缺陷，推销北欧的教育就意味着要掩饰那些没那么成功的方面，例如社会群体与性别间扩大的学业成绩差距。
此外，根据芬兰教育和文化部的说法，高等教育机构将被鼓励积极参与并扮演教育出口商的主要角色，学者们有关芬兰教育的言论与活动，可能会受到市场化的影响。这将导致芬兰教育出现一系列的后果：一套预制好的关于芬兰教育的论述不断发展与传播，但由于自我审查与操控，这套论述失去了对教育系统的批判性；渴望自己现身于外国媒体上，因为可以用于宣传广告；过于强调芬兰的独特性；一种特殊的教育工业将逐渐形成，那些培养教师的学校与人员都是为那些慕名而来的“教育访客”挑选好的。
界面文化：芬兰的“信任文化”一直是个谎言，还是最近才开始被侵蚀的？芬兰的学校、老师、家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文德：“信任文化”是一个为外国市场编造的完美修辞，它在芬兰社会中只是选择性地运作。芬兰白人对本民族充满信任，但对外国人（包括黑人、亚裔人以及俄罗斯人）则缺乏信任。许多中国教师在芬兰教授中文，虽然他们是完全合格的老师，却无法在芬兰得到终身教职，因为他们的学位得不到芬兰的认可，所以他们必须进修以得到芬兰大学的学位。
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信任正在改变。今天，许多父母批评、干预老师的教学，并因此质疑他们的教学能力。
界面文化：你对芬兰教育有许多尖锐的批评，芬兰教育有哪些方面是真的全球领先的吗？
文德：这取决于谁来定义什么是“世界领先”，以及我们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比较教育吗？ 教育不仅关乎学校里正在发生什么，也与周围的社会息息相关。 我从许多中国人那里听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某种形式的芬兰教育，并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快乐”（他们并不快乐！）。 如果他们想接受芬兰的教育，就需要改变自己的社会，比如，开始交很多很多税。 他们愿意这样做吗？ 可能不会……芬兰的教育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就像中国的教育一样。 我们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尽善尽美的“教育的天堂”。
界面文化：你提到的这些问题是仅仅存在于芬兰，还是出现在所有国家？有什么办法处理这些问题吗？
文德：大多数国家在教育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平等，某些孩子的学业表现糟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于，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希望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教育的意义又是什么？而不仅仅是PISA测试告诉我们的那些。我们还应该停止崇拜其他国家，而现实地看待自己做得不错的地方。我在芬兰和中国两地长居，在芬兰，我们炫耀自己的教育有多么完美；在中国，人们却认为中国的教育水平不好，存在很多问题。我觉得好的思考方式应该是两国对自己看法的综合：我们都有优点和缺点。
我们需要开拓更广阔的生态系统，系统地消除关于“最佳”教育者的神话。我建议我们彼此合作，互相学习我们可以为彼此带来的好处。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共享、协商和构建“好”和多元的实践来为良好的教育做出贡献。这意味着，中国也应对自己已经取得令人钦佩的教育成就更有信心。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多次批评了像PISA一样的标准化测试，那我们应该如何评估PISA这种测试在教育中的角色？
文德：这个话题我可以写一本书。 PISA的优点之一是它使人们谈论教育，但它在大众中引起的强烈兴奋，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人们低估了测试结果的复杂性，并对其有所误解。关于测试的设计方式，我想知道，让一家机构设计针对不同国家和文化、说不同语言、有不同生活、面对不同挑战的不同孩子的同一测试是否公平？这是一种使我恐惧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巴黎（而不是菲律宾的马尼拉）的一个经济相关机构就决定了什么是“好”和“坏”的学生……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让公众对这种测试与它得出的排名保持批判态度，而不是将其视作理所当然。
在中国出版我的书会很有趣。我在中国遇到了很多开始批评PISA的人，因为现在中国在PISA中排名第一。而当芬兰排名第一时，每个人都喜欢PISA……
界面文化：有哪个国家在教育方面让你印象深刻？
文德：中国教育就让我印象深刻，但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做得足够好。我希望他们能逐渐对自己有更多信心。中国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当人们说“中国教育是……”时，我总是质疑他们，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教育太难一概而论了。
界面文化：对比芬兰教育，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基础与高等教育？
文德：中国的教育非常多样化，有不同类型的学校和大学，不同类型的师生。我去过中国各地不同的学校，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一直令我感到惊讶。例如去年12月，我去了北京的一所学校，学校的设计方式、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孩子们在课堂上的积极参与等方面，几乎与芬兰学校没有差别。
在中国，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老师似乎很敬业、勤奋。当然，和其他地方一样，我猜想这里也会有“糟糕”和“懒惰”的老师，但是我遇到的那些老师似乎都在教育方面表现优异。
许多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批评中国的教育过于刻苦并且强调竞争。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有选择吗？而且为什么在今天艰苦奋斗和竞争被视为一个问题了呢？我接受的教育就是竞争性十足且强调勤奋的，但我很高兴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它极大地帮助我实现了许多目标。我喜欢中国高等教育的灵活性。学生在硕士阶段学习的专业可能与本科不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学生无法改变专业，即使可以也很难。
我喜欢苏轼的这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在比较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教育太复杂了，无法进行简单的比较。
例如我们会听说，丹麦、芬兰的孩子比中国的孩子更快乐，但说这些话的人通常从未去过丹麦/芬兰，或遇到过丹麦/芬兰孩子。但不会有两个学校是相同的，即使是同一所学校中的两个教室也会有差异。在北欧国家，某个教室的情况根本无法代表更小更偏远地区的教室里的情况。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北京中关村的一所学校根本不能与偏远地区的学校相互比较。如果要比较两个事物，那么它们各自就需要同质化，这会导致过分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而它们之间也可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很容易导致对不同事物之间差异的污名化（“中国竞争太激烈，对孩子不利”）。显然，教育系统太复杂了，不能被认为是同质的。
界面文化：桑娜·马林（Sanna Marin）日前当选为芬兰新任总理，同时也是世界最年轻的政府首脑。她声称“希望能实现免费日托”，并会向公共教育投入更多资金，你认为她会改变芬兰的教育系统吗？
文德：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我们需要对她说的话、或据说曾说过的话谨慎小心。因为她是一名女性，又很年轻，所以有很多来自芬兰的炒作新闻，或许你可以明年再问我这个问题。我所知道的是，现任教育部长——与往届一样——没有太多的教育经验。但是她并不独自做决定，她的教育顾问会与她一起做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