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下一个一百年，才能看到性别平等吗？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我们在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性别平等的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太可能见到。”（None of us will see gender parity in our lifetimes, and nor likely will many of our children. ）世界经济论坛在12月18日公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以如此悲观沉重的叹息开头。这并非虚言，报告估计，在卫生、教育、职场与政治领域，彻底消除性别差距所需的时间为99.5年，的确超出了我们这一生的时间——不过，相比2018年时估计的108年，这个数字已经有极大的提升。
这份报告是全球女性在2019年的写照，我们以为已经解决的旧问题如跗骨之蛆一样难以摆脱。女性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并非虚妄，南昌红谷滩杀人案与大连女子深夜被袭就是证明；时尚博主@宇芽的事件让公众意识到，扭曲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威胁女性安全的暴力源泉；尽管反性骚扰运动在2018年震动了整个社会，但华北电力大学再生能源院长戴松元性侵女教师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钱逢胜性骚扰女生的案件提醒我们，反性骚扰运动的沉寂绝不意味着性骚扰与性侵已经销声匿迹；而韩国女星具荷拉与崔雪莉的相继自杀，则与韩国保守的性别观念和资本浇筑密不可分。
令人心痛的是，性别歧视与性别暴力的阴影也已悄悄笼罩过女孩们的头顶。无论是千千万万女童还是她们远方的“姐姐们”，2019都是不平静的一年。偏远地区贫困家庭女童的受教育状况依然堪忧，女童被性侵、被伤害的事件仍在继续，从《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新生儿性别比数据可以看出，无数女婴未及降生就被“消失”。
当女性真正站出来发声，回应她们的却是羞辱、嘲讽与污蔑。Jingyao向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时，匿名者在网络上发布剪辑过的视频与音频，伴随着网民对她铺天盖地的辱骂与嘲讽；热依扎因穿吊带装遭到荡妇羞辱，在微博上反击时又引来更多攻击与羞辱；在日常的社交网络对话中，“田园女权”与“女拳”成为了许多人攻击女性的标准用语。令人窒息的舆论环境只会让女性对自己所受的伤害与歧视更加沉默，将问题归结于自己。
日前中国首例冻卵案开庭，再次掀起了社会对女性生育权的关注和讨论。而在今年五月，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的一项反堕胎法案成为了对生育自主权的沉重一击。在中国，堕胎看似容易，而这更多是实现这一行为的容易，而非女性自身的容易，堕胎女性依然面临着种种偏见和污名。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政策层面，女性来之不易的权利和空间正在被压缩、被挤占、被剥夺。这也提醒我们，在争取女性权益的道路上，困难重重，道阻且长。
没有人想到，为2019年收尾的是一系列震惊全社会的亲密暴力事件。在11月25日“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当天，@宇芽发布家暴视频与自白长文。前男友陈鸿（微博网名“沱沱的风魔教”）不断地贬低否定她的工作，阻断她的正常社交，并对她进行经济上的控制。半年后，他连续三次对宇芽实施家暴，并在每次家暴后向女方道歉示好。第四次的暴力陡然升级，监控录像显示，宇芽倒在地上试图逃走，但被男方从电梯里生生拖曳出来。在这一则视频中，陈鸿的前妻与女友也站出来控诉他曾对她们施加的暴行。次日，2018年被曝家暴的蒋劲夫再次被披露对外籍女友施暴。
亲密关系中暴力的普遍性无需赘言，触目惊心的数字频繁见之报端：30%的中国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受害者平均在遭受家暴35次后才会报警；家暴致死占妇女他杀原因的40%以上；中国每年有15.7万妇女自杀，其中六成是因家庭暴力。
与肢体暴力一样具有杀伤性的，是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控制，年底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让这一隐蔽却同样普遍的伤害暴露于公众视线之中。当网友纷纷为被精神控制者扼腕叹息，也有人质疑其是否太过软弱：“为什么不告诉家人朋友？”“为什么不分手？”这种提问方式，与在家暴事件中质疑受害者为什么保持沉默、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报警如出一辙。
然而，去谴责被害者，而不去反思环境是否为她们提供了反抗的渠道、甚至是否堵塞了她们逃离的通道，这种行为本身就宽容甚至助长了暴力的发生。实际上，正是社会对家暴的集体冷漠，一方面让家暴得以长期肆虐，另一方面也压制了受害者求救的呼声。长期从事反家暴活动的公益律师郭建梅指出，虽然专业人士们一直在进行立法呼吁，加大对家暴施害者的惩罚力度，但施暴者实际上很难被追究责任；即使追究责任，由于证据难以保留，也只能处以轻微的惩罚。@宇芽也曾表示，由于一些重要证据已经灭失，“沱沱的风魔教”仅被处以拘留二十天的惩罚。
一方面这是由于亲密暴力私密的特性，导致造成的身体与精神伤害都很难留下证据，正如郭建梅指出的：“关着门才打，踢几脚，掌几个耳光，想打就打，可是伤情未必到达轻伤，甚至轻微伤也够不上”，更不用提精神上的羞辱与经济上的控制，受害者也常常由于恐惧和犹豫，无法及时留下证据；另一方面，尽管《反家庭暴力法》有相关条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基层执法部门依然容易将家暴归类为“家务事”，不积极保护受害者，更不用提建立包括医疗、心理干预、家暴庇护所在内积极干预的反家暴链条。从施暴者身边暂时离开的受害者，甚至可能被执法机关主动送回施暴者身边，等待她们的是更残酷的暴力。而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积极干预，孤立无援的女性根本无法从一段暴力的亲密关系中逃开，更不用说收集证据，将施暴者绳之于法。
这部分源于社会中根深蒂固对“完整”家庭的追求，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辱骂、控制和家暴只是“小事”，离婚被视为“不成熟”“任性”或者“巨婴”行为。今年12月1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依然存在“离婚冷静期”，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实际上，该条文的设置在2018年就已经引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限制了离婚自由，可能让婚姻关系中已饱受欺凌的一方受到进一步伤害；赞成此条款的专家则表示，对于家暴的状况可以设置例外，且不会对离婚程序有太多的影响。
然而，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于11月25日发布的《试用离婚冷静期制，雨花台法院成功化解一起离婚家暴案》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实践中，“离婚冷静期”已经应用于家暴的案件。在女方被男方殴打至颧骨骨折并起诉离婚之后，法官还要求双方回到共同的居住地“冷静考虑”15天。在第二次庭审时，男方自信地表示“夫妻关系已经比较和睦”，而女方再次要求快点离婚，因为“这段时间好点，是暂时的，自己不想再挨一次打”。在这样的状况下，法官由于“如果判决离婚，被告很可能情绪变化，产生较大的怨恨，对法官及原告都不利，造成不稳定因素”，提出了三个月冷静期的方案，要求双方继续尝试修复关系，如果中间男方有不良行为，女方可以随时取消。
虽然最后原告还是坚持离婚成功，但这一过程无疑让人揪心。许多反家暴工作者与研究反复强调，一旦发现家暴应迅速保护受害者，为其提供庇护所与申请人身保护令，防止施暴者对其施加进一步的伤害与精神操控。从该案件来看，司法部门似乎并不了解家暴的严肃性，在已经发生过殴打至颧骨骨折的恶劣事件、男方毫无歉意还以为“时间一长就会和好”的情况下，坚持希望双方共同回家“慎重思考”，完全无视可能变本加厉的暴力与精神控制，甚至还将其当成成功案例公布——正如许多反家暴者所哀叹的，司法机关的落后理念与消极态度，正是未能形成有效抵御家暴的力量的原因。他们将其看成“家务事”，希望受害者原谅施暴者的“小错误”，施暴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共同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如果受害者不原谅，那么受害者反而成为有过错的一方。
这种“原谅”与日前饱受争议的“疯狂英语”李阳前妻Kim对李阳的原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12月20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Kim明确表示，她的原谅是不想让家暴受害者经历所引发的仇恨与怨怼，继续影响她的生活，她希望内心释然地继续自己的人生，而这必须建立在施暴者已经接受法律惩处、受害者已经安全健康的前提之上，她绝对不原谅家暴。同时她也坦言，直到今天，李阳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今年屡屡见诸报端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事件再一次告诉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感化施暴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不可能指望被害者凭自己的力量，提前识别隐藏的施暴者，或独立逃出亲密暴力的魔爪。除非让平等健康的性别意识在全社会普及，让大众认识到爱情的基础在于平等；除非建立对被家暴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为她们提供从医疗、心理干预、庇护所到法律的帮助，让《反家庭暴力法》的条文成为现实，否则控制、伤害与暴力将永远是女性最恐惧的梦魇。
2018年上半年，反性骚扰运动在中国学术界、公益圈和媒体圈接连爆发，并以主持人朱军对“弦子”性骚扰事件为转折点，迅速平息沉寂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运动的终结，在2019年，以学术界为主要战场、以社交媒体为斗争武器的反性骚扰运动仍在继续。
3月10日，网友@不语在行-动在微博上曝光时任华北电力大学再生能源学院院长戴松元多次性侵女教师。女教师多次要求停止关系，并声称自己已经怀孕。戴松元要求受害者流产，致使受害者重度抑郁，多次自杀未遂。随后，有网友发出聊天记录证明，戴松元曾多次在微信上语言性骚扰女学生，向她们发送不雅照片。3月28日，华北电力大学发布通报称，已免去戴松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职务，相关违纪问题由纪委立案审查，严肃处理。
与之类似的事情一直在发生。12月6日，微信公众号“莫愁江湖”发布举报信称，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钱逢胜不但通过微信多次向女学生发送极其暧昧的信息，还在校园里将女学生锁在车内进行性侵，事后还继续展开性骚扰。12月9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宣布开除钱逢胜，并撤销其副教授职务与教师资格。
诚然，两个衣冠楚楚的施暴者得到惩罚是大快人心的，但从这两个事件中我们也能窥见，反性骚扰运动依然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首先，在这两起事件爆发后，许多之前的受害者也站了出来，声称他们的性骚扰行径已经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这些男性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不仅在长时间内未受到阻拦或禁止，还以优秀学者的形象继续网罗更多受害者，直至此次在公共舆论中闹得沸沸扬扬，学校才对他们进行了处分。
可见，高校内部对教师的不当行为没有健全的举报机制，受害者的举报需要漫长的调查与流程才能有所反馈，在此过程中，受害者得不到保护，甚至会被威胁“不要影响学校声誉”以息事宁人，结局往往是不了了之。神奇的是，长期的不作为和毫无力度的校内调查一旦遭遇社交网络的愤怒民意，便能在短短数日内迅速查清真相，当机立断对施害者加以处理。然而，无论是戴松元还是钱逢胜，他们受到的依然仅仅是来自学校的处分，法律对此保持沉默。长达十余年的数十位受害者所期盼的正义，是单纯一个免职和辞退处分就能实现的吗？（暂时）失业就是施害者对其全部恶行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责任了吗？
从这两个案件中我们也能发现，受害者发声是如此困难，常常会受到来自亲朋好友的压力，甚至是来自内心的自我贬低。钱逢胜在一开始语言骚扰受害者时，受害者便有所觉察，因此向朋友和同学询问，而朋友则只觉得她“想多了”；在被性侵后，她又不断自责自己没有奋力反抗。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今天在社交网络上许多人攻击、污名化女性的典型方式——在性骚扰与性侵发生之前，女性对男性动作与言辞的小心谨慎是“神经过敏”，是“女拳出击”；在性侵发生后，女性由于害怕而不敢反抗被认为是“身体很诚实”的表现。这种攻击往往让受害者被羞辱感与自责感淹没，更加无力站出来面对施暴者并控诉他们的恶行。
12月2日，北大数学中心博士生导师冯仁杰被举报以欺骗的方式与多名女学生交往，并以起诉和“同归于尽”威胁恐吓想要举报他的女学生。在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咨询后，举报者决定为自己发声，向有关部门举报，然而多次举报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直到在微博曝光，冯仁杰才得到了迅速处理，北大撤销了其教师资格并与其解聘。
上述三起案件当然不是高校性骚扰和性侵的全貌，只是因为施暴者教授光环与禽兽行为之间的惊人落差，才在舆论中激起了一致的愤怒，而更多微妙的、持久的伤害隐藏在受害者的沉默和机构的包庇纵容背后，无人知晓。无论是高校机构赋予教师的权力，还是智识经验为教师带来的光环，都会让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始终笼罩在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学生很难对教师有充足的防范，容易被老师操控，在被侵害后也很难得到及时的帮助，这种权力不对等由此成为了滋生性骚扰与性侵的温床。
西方许多高校制定了严格的师生交往的规范，严禁性骚扰与性侵行为，更不容忍师生之间的恋爱关系——其考量正是出于担心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学生容易被不怀好意的教师“捕获”。
相较而言，职场的权力关系显然更加不平等，性骚扰的情况同样猖獗却更难追责。这是因为大众对高校教师有更高的伦理道德要求，也更容易相信学生的控诉，而在职场环境下，受害者除了要面临丢掉工作的威胁，也往往被投以怀疑目光。3月7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召开的“涉职场性骚扰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通报会上，法院表示职场性骚扰引发的劳动争议逐年增多，但由于证据不足、受害者态度暧昧的原因，用人单位以员工性骚扰为由解雇员工的胜诉率大约只有30%，许多女性受害人选择隐忍或离职，很少选择诉讼。
“态度暧昧”是指责性骚扰受害者最常见的说辞，它指的是表面看起来受害者很轻松，并没有大众心目中完美受害者应有的反感、羞涩或愤怒的反应。舆论对刘强东性侵案受害者Jingyao Liu的攻击，也正是因为她“态度暧昧”，没有奋力反抗，因此一定是“仙人跳”。
权力的极端不对等使得上位者有更多资源操控受害者，并压制她们的反击，而受害者必须扮演好“完美受害者”的角色，事前警惕，被侵害时奋力反抗，被侵害后立刻保留证据并报警，等待法律的制裁而不应与施暴者有任何妥协。面对如此有权势的施暴者，加上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训，性侵受害者很容易被自责、恐惧、犹豫、愤怒这些相互矛盾的情感淹没，缺少足够的资源为她梳理现状、提供支持，更害怕报警之后受到攻击与羞辱。在12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的专访中，Jingyao提到了自己与这些情绪的交战：自责自己不够谨慎，喝那么多酒，恐惧刘强东的报复，犹豫要不要报警，因为可能会被网友们攻击……但被侵害绝不是受害者的错。
司法的惩罚无疑是吓阻性骚扰与性侵的最佳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2月12日发文称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加入民事案件案由中。今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刘猛性骚扰社工小欣事实成立，要求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当面向小欣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这是性骚扰成为独立案由后获得审理的第一个案例。
与此同时，性骚扰事件的华人受害者也正在海外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力。美国当地时间9月10日，国际著名民事诉讼律师Ann Olivarius发布消息，代表三名当事人正式对伊利诺伊大学巴纳香槟分校华人教授徐钢提起诉讼。三名原告指控徐钢曾对该校的中国学生进行性虐待、强迫劳动和性别暴力。
越来越多对性骚扰与性侵者的反抗与诉讼让我们看到了反性骚扰运动的意义，无数受害者的勇敢发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离真正的胜利还有漫长的距离。刘猛案的判决驳回了精神损害赔偿、公开道歉和雇主机构“一天公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而许多类似的诉讼才刚刚开始。
性骚扰与性侵本身滋生于社会观念的畸形与权力结构的失衡，如果对“完美受害者”的期待依然存在，如果对性骚扰与性侵受害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仍未建立，如果上位者依然不能受到制约，那么性骚扰与性侵永远不会消失，反性骚扰运动将永远“未竟”。
1989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有480万7-14岁学龄儿童由于家庭贫困不能入学，其中女童占83%。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观念使得女童更容易因家庭经济状况失学。《中国女童教育与发展需求研究报告2015》指出，在被调查者中，38.89%失学女童是家庭贫困所致。一些慈善计划本身就是女性抗争性别不平等的产物，是对女童因“重男轻女”观念失学、在未来生活中艰难生存的宿命的温柔反抗，却未有效履行其应有的责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无法正面对抗根深蒂固的陈旧性别观念时，在“重男轻女”的恐惧被重新召唤出来时，一句句“姐姐来了”无疑是凝聚女性团结最明亮的烽火。
甚至早在婴孩出生之前，性别不平等就已经系统地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明确指出，“在没有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区间应为103到107（以女婴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反映出女孩生命权的受损和长期的性别歧视，对女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高达113，已经远远超过正常区间。根据2010年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该比例在2010年高达118.6，第二、三胎的性别数据更是触目惊心——三胎性别比全国平均在160以上，北京更是高达260，上海、安徽、福建与山东等省市也在200以上，已经远远超过正常的出生性别比。但同时有研究指出，这背后也有父母通过瞒报、迟报户口以避免超生罚款等情况。
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在90后年龄段中，男女性别比例已经突破110，其中20~24岁性别比为110.98；15~19岁性别比为117.7；10~14岁性别比为118.46；如果是瞒报或迟报户口，到了上学的年龄需要重新上报户口，统计数据理应回归正常，因此要么在出生之前，女童就已经“消失”，要么女童完全成为黑户，丧失了包括受教育权等公民理应享有的权利——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无疑都展示了性别不平等对女性命运的宰制。
女童的成长危险重重，更容易成为性侵者的目标。3月2日，“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了《“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被性侵儿童中女童占比95.74%，熟人作案比例接近七成。这一数据仅仅统计了公开报道的案例，我们无法想象黑暗中还有多少魔爪在撕扯女性的童年。
12月9日，《新京报》以《“碰瓷”团伙牵出未成年少女性侵案，河北迁安官员涉案》一文揭露了河北迁安一起令人发指的性侵幼女案。该案疑有数十名涉案人，包括公职人员与人大代表，其中一位为时任迁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康永，他已因强奸罪、受贿罪、行贿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6个月。
报道中提到，康永在半年之内先后与6名不满十四岁的幼女发生关系，这些未成年女孩由涉恶团伙通过殴打恐吓并实施强奸、轮奸迫使她们服从后，借由中介输送给官员、人大代表和富商。知情人透露这只是整起案件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仍无官方回应与后续报道。
这种暴行或许不是普遍现象，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女性从童年开始就面临着一条更加艰难危险的道路，其中大部分险阻并非她们通过努力就能避开。她们竭尽全力，可能都无法摆脱“被消失”、被侵害的命运，这是她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
5月24日，江西南昌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路段，一名男子突然挥刀向三名结伴而行的女性中的一位砍去，受害者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除了对行凶者是否会通过精神障碍脱罪的讨论以外，更多集中在公共空间中女性的安全问题上。许多女性在社交媒体上提到，亲朋好友如今提醒自己出门要小心，但面对这种公共空间中的随机暴力，除非足不出户，否则无论怎么自我保护都难以幸免于难。
6月24日，一段女子深夜当街遭男子暴打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女子深夜在街上行走时，迎面而来的男子突然重击该女子头部。在女子倒地后，行凶者继续对其头部与腹部拳打脚踢，并撕扯女子衣物。在视频的结尾，男子拽扯着女子的头发将其拖出了监控区域。如此突然又残忍的暴力极大地冲击了社交网络，全网对事发地点展开搜寻，希望早日找出受害者与施暴者。
6月25日大连警方发布通告称，网传视频系该市发生的一起警情，警方当晚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据悉，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与女友感情纠纷导致情绪波动，酒后于22日凌晨路遇被害人吴某，对其使用暴力并强制猥亵。
这两起案件的惊悚之处在于都发生在公共空间，且针对的是随机的女性受害者，这在女性群体内引发了巨大且切身的恐慌：要如何应对这种无法预料的性别暴力？许多人提出的方案是强调女性应该时时刻刻有“安全意识”：注意自己的穿着与行为、晚上不要外出、对任何陌生人（甚至是熟人！）保持警惕，甚至是将所有男人都视作潜在的强奸犯，所有陌生人都是潜在的罪犯。
事实是，这类建议本质上是把安全问题完全视作女性自己的责任，通过限缩女性行动空间、让渡女性权利换得安全。这种观念也正是性别暴力的一部分。
一方面，这无疑是“受害者有罪论”的变种，将女性受到伤害归因于个体“不够小心谨慎”，但如果一位女性时刻保持高度紧张与警惕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被认为小题大做，这时候又落入了社会污名化女性的另一个形象——神经过敏者。在可能发生的、无法预判的暴力与平凡的日常的生活之间，女性被恐惧与焦虑来回拉扯，直至撕裂。
另一方面，这种论调势必要求女性放弃许多理所应当的权利：穿着的权利、自由行动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甚至基本的工作权利。例如建议女性深夜不要外出时，就明显会限制女性从事需要加班或者值夜班的工作。这是将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转嫁到个人身上，而且在许多案例中——例如红谷滩的案件中——女性的“谨慎小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因重大安全事件下线整改一年多的滴滴顺风车业务，于11月6日公布了最新产品方案，其中限制女性乘客使用时间的条文立刻引发巨大争议。公告提出顺风车业务的使用时间是5:00至23:00，而女性客户的乘坐时间是5:00至20:00，部分网友认为这是对女性赤裸裸的歧视，而另一方则认为这是保护女性的合理举措。
这种区别性的对待是社会处理女性安全问题的缩影，透过限制性、歧视性的方式，逃脱企业或社会本应负有的提供安全环境的责任。正如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反歧视法研究中心主任何霞所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加强监管、提升技术抵御安全风险，为所有性别的乘客都提供安全的出行环境，在特定时间段将女性排出在乘客范围外，触犯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不得歧视的条款。正如微博一条广泛转发的留言所说：“咋不让男司机八点以后都不让接顺风车单呢？为什么不限制加害者反而来限制受害者呢？”
在这种针对女性的无差别的暴力和歧视发生之时，正确的思考方式应该是：为什么暴力和歧视一再发生？为什么作为受害者的女性还要背上更多枷锁？
2019年中国网络舆论围绕着性别议题的争论之激烈，称之为“性别战争”并不为过，正如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者Sarah Banet-Weiser与Kate M. Miltner在讨论欧美女权运动时提到的，这场“新时代的性别战争”的标志是“在网络空间上直接指向女性的暴力与刻薄言论”。今天网络舆论中对女性与女权主义者的恶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恶意不仅仅来源于厌女的男性，也来源于服膺于目前性别秩序的女性。
这其实并不意外。在不少人看来，中国的女权状况是最好的，远胜其他任何国家，甚至有凌驾于男性之嫌，如果有女性不满，那一定是自己不知足。在社交网络上，只要探讨任何性别议题或者探讨涉及任何性别面向，只要谈及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教育或职场中受到的骚扰或歧视，“田园女权”或“女拳”的讥笑声必然如影随形。6月1日，Cherry键盘品牌官方微博“Cherry中国”发布抽奖微博，送出3个机械键盘并抽取4名男孩送几款游戏。评论区有人质疑此举涉嫌歧视女性，传达女性不玩游戏的刻板印象。“Cherry中国”微博则反击评论者太过敏感，并对其大加嘲讽，其他网民也纷纷公开辱骂与嘲讽质疑的评论者们“女拳出击”。质疑性别歧视的博主由于遭到蜂拥而至的网民的公开辱骂与骚扰，只能暂时关闭微博的评论区。
事实是，这种区隔性别的言论本身就隐含着“女性不玩游戏“的刻板印象，这与“男性不化妆”同样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歧视，它暗示某种活动理应属于特定的性别，如果逾越界限——例如男性主动地在日常生活中化妆，往往会被视为“没有阳刚气概”而遭受歧视。但由于人们对这种性别区隔习以为常，当批评者指出其歧视本质时，又因挑战了现有性别秩序的一环而往往被扣上“杠精”的帽子。
这种有害的性别印象不仅压抑了女性本应有的无穷可能，对男性自身也是一种隐蔽的戕害，近日浙大教授、社会学家冯钢的言论就证明了这一点。12月21日，冯钢发布微博称“我师门的规矩是男人半斤50度以上的酒量”，因此报考他的研究生必须过酒量这一关，有想报考的学生拼命喝，甚至要别人抬回宾馆。将对身体有害的酗酒构建成男性的身份标志，这不仅揭开了高校权力结构的畸形一角，同时也告诉我们有害的男子气概和刻板的性别印象亦是对男性的一种压迫。
民族主义常常与反女权话语交织在一起，致使许多权威研究机构的数据报告与新闻报道沦为了性别战争的战场。《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公布后，当一些网友发现中国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06、在新生儿性别比指数上甚至排名倒数第一时，选择对这份报告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例如知乎的回答里就充斥着“女权会如同亚索玩家一般坚定地捏着这份报告，恨不得将国男生吞活剥”或“这个报告是典型的女权话术，编制报告的人非常之坏”的发言，将所有问题归结于女权的歪曲与境外反华势力的煽动。女性主义对于中国始终是个舶来品，运用的理论资源与话语都来自于欧美国家，当国内的女性状况受到批评之时，一部分反女权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性别议题是贬低中国的借口，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者与“公知”成为一路人，都是崇洋媚外的“恨国党”。
除了对性别议题的高度敏感与攻讦以外，在这场性别战争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直接针对女性的恶意与刻薄言论，尤其集中于对女性身体与外貌的嘲讽。在“Cherry中国”事件中，质疑官微性别歧视的博主旧照被翻出，并受到了大量“丑人多作怪”的攻击。
7月31日，热依扎因一张吊带装照片登上微博热搜，大量网友攻击她穿着“过于暴露”，引发了“中国女孩有没有穿衣自由”的讨论。8月她在微博公布自己患有抑郁症，许多网友再次蜂拥而至，讥讽她以抑郁症卖惨。10月14日，有微博网友讥讽热依扎蹭韩国已故艺人崔雪莉的热度，这些言论彻底激怒了热依扎，她从11月2日开始向辱骂自己的网友公开宣战，持续转发攻击谩骂她的微博内容。这次反击迅速演变为一场混战，她的支持者涌入被挂网友的微博留言谩骂，而反对她的人也针锋相对，恶言相向。
从热依扎与网络暴力的激烈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匿名的社交网络环境造就了大量令人不忍直视的恶毒言语，他们在性别相关议题上的谩骂攻击是基于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发出的。无论是因为穿吊带装被骂“明显就是骚”“露胸癖”，还是因为“硬钢”网络暴力被攻击“用力过度”“蹭热度”，女性都是被凝视与规训的对象。前者要求女性的穿着要符合他们理想的规范，不能过于暴露，否则就是荡妇骚货；而后者要求女性即使面对恶意也要克制理性，不应激烈反抗甚至不应感到气愤，不能正面反击辱骂自己的“普通网友”，否则便有“疯子”之嫌。
这不应该是热依扎的战争，更不应该是以相互辱骂攻讦为主要手段的对抗，但在这个信息混杂、观点交换与理性辩驳匮乏同时戾气沿着网线增生过快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更好的交流性别议题的方式吗？显然，在2019年，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好的答案。
如果说热依扎挺过了网络暴力的血雨腥风，她的两位曾经的同行者已倒在了“战场”之上。
10月14日，年仅25岁的韩国演员崔雪莉于家中自杀去世，有人认为她社交网络上衣着暴露、不穿内衣的照片充满了“性暗示”，是在利用身体资源博人眼球，但支持者认为她是亚洲少有的真性情演员。她没有选择回避争议，而是站出来发声，希望打破对“no bra”的偏见和背后的思维框架。虽然雪莉的自杀让两个分化甚至两极的阵营暂时“统一了口径”，但新的网络暴力仍在持续——雪莉所在的女子偶像团体F(x)的成员郑秀晶因未及时在社交媒体上表态而身陷新一轮网暴。11月24日，28岁的韩国女团KARA前成员具荷拉在首尔家中自杀身亡。具荷拉曾被男友崔钟范家暴，并因对方用亲密视频相威胁而在电梯内向其下跪，今年8月崔因恐吓、强迫、伤害、毁坏财物等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与此同时，她则因在日本复出演出中出现抹胸裙下滑的意外而被韩国网友攻击为炒作。
《人物》撰文指出，具荷拉和崔雪莉殒命于韩国娱乐圈“绞肉机”，它由保守性别观念和资本浇筑而成，“一方面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幻觉蜃景和偶像产品，另一方面又最典型、剧烈地映射并且再生产着东亚儒教文化圈延续千年但从未被动摇的文化规范和性别权利结构。”
韩国社会稳固的男权文化和严重的性别歧视，在电影《82年的金智英》上映后得到了再一次验证。电影上映首日即成为韩国当日票房冠军，80%都是女性观影者，在韩国电影评分网站NAVER上，女性观众为这部电影打出的平均分数是9.46，男性则是1.76，有男网友留言称电影是“一群被害妄想症的狂欢，建议送她们去心理治疗室”。甚至有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和原著小说撕裂了韩国社会，饰演金智英的演员郑裕美遭到了疯狂围攻，更有极端网友在青瓦台网站上请愿禁止该片的拍摄。
传统的性别分工与沉重的家庭责任相叠加，被迫辞职成为家庭主妇、买一本咖啡还要被喊作“妈虫”的金智英游走在抑郁和崩溃之间。事实上，不仅仅是金智英，甚至不仅仅是在韩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家务劳动的重担依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即使是职业女性也不例外，即使是收入比丈夫更高的职业女性也不例外。2016年英国女性平均比男性多做60%的无偿劳动。2018年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不均，女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多做7小时家务劳动。今年3月7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报告称，全球女性在职场面临巨大的性别不平等，家务劳动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日，在由智联招聘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的2019“她世界·她力量”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上，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显示，男女职员的平均薪酬依然有23%的差距，且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仅占18.7%，生育带给女性的负担是其中的核心原因。今年的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也在提醒着我们：时至今日，男人做家务还是一件值得赏玩评点的新鲜事。
不仅女性的时间自由被家务和母职侵占，女性的身体自由和生育自由也岌岌可危。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捍卫生命”（Pro-life）反堕胎阵营声势大振。2019年上半年，美国有15个州提出《心跳法案》，该法案规定，只要女性怀孕时间超过六周，医学判定胎儿有“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母亲堕胎。如果女性被认定是故意打掉胎儿，可以以二级谋杀起诉，最高可判30年徒刑。从医学上来讲，胚胎出现心跳大概是在怀孕六周后，然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女性很有可能因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怀孕而错过合法堕胎期。在阿拉巴马州之前，已有佐治亚、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达科他六个州通过了这一严厉的反堕胎法，这一严苛的法案甚至没有剔除强奸和乱伦的特殊情况。在美国过往的以及正在持续进行的堕胎与反堕胎的“斗法”中，女性的子宫和身体已经不再归自己所有，而是成为了美国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展演的舞台。2018年5月爱尔兰实现堕胎合法化，今年4月韩国宪法承认堕胎权，在很多国家堕胎合法化的过程推进极为艰难，像美国这样开倒车的案例不在少数，比如波兰和巴西。
当美国女性穿上使女的红衣走上街头，我们也应沉思：如果女性成为行走的子宫，如果女性的身体被征用、被管控、被规训，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和基列国又有何差异？
对于全球女性而言，2019年绝不是一个令人振奋或充满希望的年份。我们看到数不胜数的亲密关系暴力和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女性连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都面临着威胁；看不到的消失的女童和看到的受伤害的女童都在提醒我们，女性所面对的黑暗之巨大笼罩过她的一生；批评性别歧视的声音被污名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田园女权”，当平权被扭曲为特权，性别平等之路在男权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夹击之下举步维艰。
岁末《民法典（草案）》做出的若干新规定——包括禁止代孕条款的删除、离婚后抚养孩子一方有权单方改姓规定的删除、离婚冷静期的保留等等——再次让女性感到惶恐。这些条文是如法律专业人士所言是法律的进步和完善，还是对女性自身权益造成更多侵蚀，还有待于我们在之后具体施行过程中具体观察。
这一年来乐观的变化包括：中国再次强调禁止在招聘过程中限定招聘者性别或性别优先，也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第一例以性骚扰为案由的民事诉讼胜诉；多地确认非婚生子女能够随母报户口；首例冻卵案开庭，掀起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讨论；越来越多女性能够在性别议题上勇敢发声；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也正是在这一年，34岁的芬兰女性桑娜·马林（Sanna Marin）成为世界最年轻女总理，她领导的芬兰中间偏左联合政府中的5个党派全部由女性出任党内领袖，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历时四年，反性骚扰运动在日本的代表人物、女记者伊藤诗织控告遭遇性侵案胜诉，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被告山口敬之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遭到驳回。微光如豆，但我们的希望和力量正是这样星星点点聚合而成，鼓舞我们走向更明亮之处。
站在2019年的末尾回望，百年前的五四运动，逐渐觉醒的中国女性开始撼动古老的父权社会，“新女性”从陈旧的桎梏中挣脱，成为革命的先锋。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完成百年前的梦想。真的还需要下一个百年，我们才能见到真正的性别平等吗？真的还需要下一个百年，女性才能无所畏惧地对男性说出娜拉那句振聋发聩的宣言：“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