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君主与承包商：伦敦、纽约、巴黎的供水变迁史》

作者：（法）克里斯托夫·德费耶

译者：唐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19世纪以前，在欧洲的城市，供水问题一直是大多数居民的日常关切。除了少数直接毗邻洁净水源的城市，多数城市的穷人要想喝水，要跑上不断的路程，河边、井边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挤满着等待取水的人；而富人要么饮用自家的水井的水，要么就购买上门送水服务，或是指派仆人去打水。而在中国，直到上世纪40年代，也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城市没能建成供水管道，送水工是城市里最为辛苦而又最不可缺少的工种。

其实，在公元元年前后，在罗马城，以及东方的长安、洛阳等地，都曾设计出服务不同阶层居民的引水渠、水网、废水回收（与供水管网隔离）的体系。有趣的是，在1000多年后，欧美世界的三个大都会将因循同样的设计理念，为居民提供洁净的饮用水。

欧洲及北美的城市化、工业化在18世纪以后陡然提速，挤入城市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原有的供水、用水方式，根本不足以满足民用用水的要求，而新兴的矿业、工业、贸易业都有很高的用水需求。而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这让传染疾病的大规模扩散具备了可能，并因此造成严重的灾难。19世纪中叶，霍乱的频繁爆发引发了欧美世界普遍的社会恐惧，1854年更是证实污水的使用与霍乱传播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要杜绝这类的公共卫生风险，改变既有的供水方式，对于19世纪的欧美城市而言，变成了相当重要而迫切。此外，18、19世纪的许多新技术让革新供水方式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包括蒸汽机操作的机械水泵兴起（替代传统的、依靠重力法则的水利设施）、铸铁管取代木管（可以减少泄漏、避免传送中受到二次污染，并承受更高的压力），等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供职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法国电力集团研发部能源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德费耶所著的《君主与承包商：伦敦、纽约、巴黎的供水变迁史》。这本书开篇即指出，18、19世纪的欧洲城市，随着城市和人口规模的膨胀，已经不再适用于原有的取水方式；当时的人们对饮用水供应和水质问题忧心忡忡，而城市中的各类垃圾废弃物也没有统一规范的清理程序。

伦敦是欧洲第一个部署了现代化供水网络的重要城市。伦敦这个案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首个”建成供水网络，而且还是因为伦敦创建了私人利益集团设计、资助和运行公共事业的模式。早在1581年，伦敦桥自来水公司就得以成立，开创了商业引水并获得政府特许经营牌照的先例。而后，因海上劫掠而臭名昭著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也赞助了英国普利茅斯的引水工程。这之后，新河公司崛起，成为为伦敦等英国城市提供商业供水服务的代表性企业，其股票价值高于同期的英格兰银行和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当时，供水依靠液压、风能、畜力等动能将水抽至地势较高的水库，然后将水引流到木制水管中，再分配给居民。到了18世纪中期，蒸汽机被应用到引水工程，并开启了铁质管道替代木制管道的革新。

19世纪初，英国伦敦出现了多家相互竞争的自来水公司，但很快又建立起垄断性的自然联盟，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多家自来水公司（以及天然气公司，以及日后的电力公司）的同时存在，并不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穆勒认为，竞争激烈会导致诸如自来水供应的领域出现压低价格来破坏竞争对手的行为，等到竞争取胜再大幅涨价，这对于用户并无好处。按照穆勒的看法，自来水这样的公共品供应，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由一家公司负责具有合理性。穆勒有关供水自然垄断的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为后来各国政府强化对垄断企业的监管，甚至确定自来水供应的公营性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君主与承包商：伦敦、纽约、巴黎的供水变迁史》这本书也指出，伦敦供水竞争时期也产生了一个积极影响，也就是通过竞争推动了新技术的应用，迫使供水企业在经营管理、市场开拓中采取更为大胆、积极的政策。

但供水管网的建立，并没有改变河流取水的做法。公众对自来水供水的水质感到越来越不安。1858年的“大恶臭”事件终于触发了民众的空前恐惧，带动了政府对自来水水质采取了更为频繁的监测，倒逼自来水公司改造抽水泵、扩大储水库、改进过滤系统，以提高供水水质。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自来水公司的监督，并因此迫使其提高经营管理标准，以提高水质，这些做法非但没有减少自来水公司的收益，恰恰相反，自来水公司在19世纪晚期的收益，其实高于当时广受追捧的铁路公司股票。

同样是在19世纪晚期，经由学者的长期呼吁，“市政社会主义”终于被英国政府、伦敦市政当局纳入政策考量。按照当时倡导者的说法，将私营自来水公司变成政府直接管理的公立企业，可以限制这些企业滥用权利（随意涨价以追求红利、股息），提高供水品质，减少随意断水。

《君主与承包商：伦敦、纽约、巴黎的供水变迁史》书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了道路、学校、公共建筑、电车线路、天然气、电网和发电、自来水、医院、收容所等公共服务融资服务和管理的主要参与者。但此举与英国各级政府一直奉行的政府最小化观念相悖，因为政府既然接管了门类众多的公共服务，就不得不亲自处理一个又一个精密的市场营销、建设成本摊销等经济学方程，还要管控服务质量。所以，经过20世纪大多数时间的反复实验，市政服务的公立化被证明很难做到低价、高效、优质，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晚期，包括伦敦在内，英国许多城市重新将公共服务交托、发包给私营企业。当然，随着公共服务被重新纳入私营，19世纪及之前在自来水供应领域出现过的私营企业的经营弊病，也再度呈现。

《君主与承包商：伦敦、纽约、巴黎的供水变迁史》这本书还深入考察了美国纽约和法国巴黎供水网络创建、普及的历史，以及供水经营方式从私营转向公营，而后又重新调整为私人经营的历史。必须指出的是，通过对伦敦、纽约、巴黎等欧美城市的供水变迁史的考察，我们必须公允的评价在自来水及类似的市政服务的领域，私营企业和资本的先行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些服务的运营模式、管网建设、计费、保养等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承担者通过长期试错，摸索出了能够让投资者获得丰厚财务回报的体系，让洁净的自来水供应变成了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消费品，从而极其有效地降低了因供水污染等因素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但私营运营的方式也的确会让投资者、运营企业采取高股息政策，在供水网络建设完成后并不积极致力于管网翻新、产品品质的提高，更不会主动调低水价，这是私营模式引发普遍批评的重要原因。然而，当自来水供应等市政服务收归公营后，人们发现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公营机构的效率无法得到提升，而服务质量、服务价格、运营成本等也饱受诟病。自来水供应这个公共服务领域，因此见证了两种供应方式经过实际校验而呈现出的效能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