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入围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组成了一支四人团体，并以团体（而不仅仅是一人胜出）的形式获胜。这一举动引起了媒体的争议，社交媒体上人们感到惊愕，而《卫报》的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塞尔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艺术评论家沃尔德玛·詹努什扎克则在BBC广播四台上争执起来。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海伦·坎莫克、奥斯卡·穆里洛和泰·沙尼这四位艺术家说，他们“以共同性、多样性和团结性的名义”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这一举动呈现明显的政治色彩，艺术家平分了（而不是一位获胜者独自获得）4万英镑奖金，并公开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要求“保守党下台”。

《共同艺术：创意合作的艺术家们》一书的作者艾伦·玛拉·德·瓦赫特说，“从历史上看，集体总是与左翼观点联系在一起。这四位艺术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们付出了行动，他们做出了牺牲。他们的举动有达达主义的姿态，暴露出艺术中的价值体系是多么荒诞。”

尽管特纳奖从未在这种情况下奖励任何团体，但此前确曾有过组合获得该奖项或获得提名的情况。在简·霍尔的Assemble工作室中，一群艺术家在2010年聚集在一起，并于2015年获奖。她说，合作通常是出于政治环境。“我们是紧缩政策的产物。我们陷入了衰退。合作是试图重新认识权力关系，意识到在某个时刻，传统规则已不再适用，因此尝试不同的东西不会带来任何损失。”

在2010年被提名特纳奖的Otolith团体成员安贾利卡·萨加尔说，她与合作伙伴科德沃·伊顺合作的决定也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这是对于英国青年艺术家团体的营销策略的反击，也是对酷不列颠尼亚运动中名人崇拜的反击。它试图跨越国界，在电影团体之间建立联盟，并将跨国界的政治思想联结起来。”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个将合作变成政治宣言的艺术家团体。1960年代激浪派运动的参与者包括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日裔美籍艺术家小野洋子和韩裔美国艺术家白南准，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无政府主义活动来弱化其个人身份。Ray Gun Spex是1972年由观念艺术大师阿伦·卡普洛组织的一次“偶发”艺术，其主题是吉姆·戴恩和克莱斯·欧登伯格的建筑“环境”，并有卡普洛和美国艺术家艾尔·汉森一类人在这些环境中表演。当英雄式的孤独艺术家（几乎总是白人、男性且挥舞着画笔）以美国画家马克·罗斯科和杰克逊·波洛克男子气概的作品为代表、并被艺术品市场所崇拜时，激浪派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德·瓦赫特说：“在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下，个体化的‘天才’艺术家成为了一种品牌，而人们对团体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即使只是协作运营，也是危险的，因为集体化被视为一种‘苏联化’的事物，艺术家会承担被冠以‘红色’的风险。”

从60年代开始，团体就因被主流艺术界所忽略的身份联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独立创作作品，但例如AfriCOBRA就是由一群非裔美国艺术家于1968年在芝加哥成立，他们的宣言是为“整个非洲群族、非洲族谱”发展艺术，因为“富裕的盎格鲁人不会为此买账”。纽约的唐人街也被证明充满了合作模式，包括来自“地下室工作室”（Basement Workshop）和Epox的亚裔美国艺术家团体，以自己动手的方式运营作品展。在1971年，前者在“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权利”的主题下，组织了首届唐人街街头市集，探讨了针灸和性病检测。

Epoxy的作品更为传统，但仍然颇具政治色彩，他们制作了壁画、施乐艺术（Xerox art），并于1987年制作了壁挂作品《三十六计》（36 Tactics），其中展出了一些世界领导人的照片（及当时的历史事件），旁边印有《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概述。由加拿大艺术家菲利克斯·帕兹、豪尔赫·宗塔尔和AA·布朗森创立的“一般观念”团体（General Idea）1987年创立于多伦多和纽约，，直到1994年帕兹和宗塔尔因艾滋相关疾病死亡，他们的作品集中于探讨艾滋流行病。1991年，他们创作了“一年的齐多夫定/一天的齐多夫定”（One Year of AZT/One Day of AZT），那是一个房间大小的装置，展出了一年可能吃掉的齐多夫定（AZT）药丸模型，其中包括五个棺材大小的药丸模型。

这种姿态在“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的作品中得到了回应。1984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一场国际绘画和雕塑展览之际，一些匿名的女性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这一团体。在该团体的169位艺术家中，只有13位女性参加了那场展览。该小组成员目前仍然在一起工作，但以大猩猩的面具遮盖自己的脸，并以诸如弗里达·卡罗、安娜·曼帝耶塔等已故女艺术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

11月，在一场具有挑衅意味的活动中，该团体在最近重新开放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外的电话亭上，安装了一则广告，要求博物馆“立即将莱昂·布莱克和格伦·杜宾从董事会中除名，用黑色布帘遮盖布莱克和杜宾的展览馆，并在墙上贴上标签解释原因”。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席布莱克和该机构的理事之一杜宾，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业务关系，后者于2008年因性犯罪而被定罪。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被选为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卡塞尔文献展是五年一度的德国艺术盛事。Ruangrupa不仅是第一个策划该展览的亚洲团体，也是2022年艺术展的首个团体策展人。“我相信，他们将以和以往策展人不同的方式应对压力，并提出新的问题，”埃舍说，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体，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文化同理心——他们较少陷入目前仍然主导欧洲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自大陷阱。”

Ruangrupa于2000年成立，是在印度尼西亚独裁结束的两年之后，当时该国的艺术基础设施很匮乏。除艺术创作外，他们还组织讨论小组、举办工作坊和制作书籍。去年，他们在雅加达郊区建立了一所非传统类美术学校。居住在新德里的艺术家团体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也将策展视为其艺术创作的自然延伸。2015年，他们策展了上海双年展，目前正在为明年的横滨三年展做准备。该组织的莫妮卡·纳鲁拉说，尽管一些双年展和博物馆已逐渐接受团体作品，但艺术市场在这方面的速度却是滞后的。

“在金钱游戏中，关于‘艺术家’的想法仍然是很传统的一种——一个孤独的人在阁楼上咳血。我们刚开始展览我们的作品时，会被问到：‘你们如何能集体从事艺术创作？’人们固有的观念是，艺术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在英国五个最大的美术馆展出作品的385位艺术家中，只有六个是艺术家团体或组合。画廊主人、前艺术博览会负责人尼鲁·拉特南表示，尽管对于画廊而言，团体为参加和举办展览的全球飞行成本的增加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收藏家不感兴趣的并非团体的工作方式，而是作品的性质。“团体艺术家使部分商业艺术界感到紧张不安。它们通常是出于社会或政治原因、或是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姿态形成，这意味着它们的作品在销售上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然而，斯蒂芬·坦宾·萨斯特拉维贾哈认为，团体作品仍有市场。萨斯特拉维贾哈的画廊Project Native Informant位于伦敦，代表了三个艺术团体：DIS、山寨双年展和GCC。他说，所有这些团体“都利用企业文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萨加尔认为，团体创作应保留其乌托邦式的目标，而它仍可以对主流的权力结构形成制衡。“集体性是左翼的核心。集体包含共同的力量，并对右翼主义形成制衡，因为人们可以团结起来，并产生出可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复杂思维方法。”

纳鲁拉有着相似观点，认为是乐观与沮丧之间的张力促使Raqs媒体小组在1992年形成，它至今仍在推动着他们。“合作是出于对政治和生活的某种（共同）态度。从本质上讲，我们相信集体行动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本文作者Oliver Basciano是一名作家，现居伦敦。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