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沃莱·索因卡在《给我最早的白发》一诗中描绘的“怒发冲冠”的自画像。2012年，“那一头标志性的、永远冲冠而从不委顿、细密如雪又昂然怒放的棉花糖白发，第一次出现在了秋末的北京。”使中国文学界得以结识这位“愤怒的老人”。在与中国作家交流时他说“作家不能回归到逃避现实的空想，戴上逃避的面罩，艺术应该如实地反映现实问题，并努力将现实往前推动几步。”中国民间常说“相由心生”，这话用到索因卡身上也挺合适。为了使读者对他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根据维基百科并参照其它中英文资料，先梳理一下他的身世。

一、初出茅庐

索因卡原名阿金万德·奥卢瓦·巴巴通德·索因卡（约鲁巴语Akinwándé Oluwo̩lé Babátúndé S̩óyinká ），以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而闻名于世。1934年，出生于约鲁巴族（Yoruba）埃格巴部落（Egba）的一个贫穷家庭。这个家庭一共有六个孩子，他是老二。他的出生地阿贝奥库塔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是奥贡州首府，也是非洲最为著名的文化中心地——当然，这个人口只有30万的小城能有今天的地位，正是因为有了索因卡。当时尼日利亚属英国统治。父亲塞缪尔·阿约德尔·索因卡，是一名杰出的圣公会牧师和圣彼得斯小学校的督学；母亲格蕾丝·爱尼奥拉·索因卡出身于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兰塞姆库提家族，这个家族名人辈出，其中好几位是艺术家、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家，她本人在附近市场开一家小店，也是当地的妇女运动活跃分子。他从小就有极强的求知欲，对阅读更是有浓厚兴趣。他周围的成年人则互相提醒说，“他会用他的问题杀死你。”他回忆道，“我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孩子。我在一个社区里长大，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我的叔叔们，我的父母过去常常争论不休，讨论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被生活的许多方面所轰炸。”在他还不到3岁的时候，他就对家人说，“我要上学。”然后他就跟着姐姐去了学校。

1940年，索因卡进入了父亲所在的小学校，后来又转入了阿贝奥库塔文法学校，索因卡的叔叔是那里的负责人。1946年，他进入伊巴丹政府学院接受教育，这是尼日利亚的一所精英中学。因为在殖民地长大，索因卡接受的一直是英语教育。

1952年，结束了政府学院学习的索因卡开始接受大学预科教育，他进入隶属于伦敦大学的伊巴丹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希腊语和西方历史。1953年他创作了一部简短的广播剧，翌年7月在尼日利亚广播电台播出；1954年，他进入英国利兹大学，学了四年英语文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同时研究古希腊戏剧理论，并广泛涉猎莎士比亚、布莱希特和贝克特等戏剧大师的作品。在导师的帮助下，他结识了许多年轻的英国天才作家，为了取得学位，他开始编辑和出版自己的讽刺杂志《鹰》，这是一本学术杂志，主要内容是批判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他首先任职于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剧本编审。该剧院是欧洲第一流戏剧活动的中心，索因卡在这里观摩了众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同时编导、演出自己创作的戏剧。索因卡由此走上了文学和戏剧创作的道路，创作一些短剧、诗歌和歌曲用以上演或者发表。1958年，索因卡的第一个剧本《沼泽地居民》被搬上伦敦舞台，他在剧中扮演伊格韦祖。总的来说，在英国期间，索因卡受到了最好的戏剧方面的教育，但也让他深深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因此这位小有成就的剧作家也积极投身政治领域，跟其他在英国的黑人学生一起为非洲的独立而奋斗。

1960年，他的祖国尼日利亚获得独立，索因卡立刻回国，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参与创建了国家剧院，组织著名的“1960年假面”剧团、奥里森剧团等。他遍游全境采风，着重考察和研究民间文艺，探索将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音乐、戏剧、舞蹈相结合，很快开创了用英语演出西非现代戏剧。他创作了尖锐批评尼日利亚政治精英的《森林之舞》、《杰罗兄弟的审判》等讽刺作品，给尼日利亚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完整的戏剧《我父亲的负担》，不断发表文章批评时政。1964年他辞去教职，抗议伊巴丹大学当局的亲政府行为。

“1965年，一个腐败的政客‘偷’去了选举的胜利，索因卡认为应该让人民听到反对派的声音，因此他持枪跑到尼日利亚的一家电台，强行要求播放自己带去的指控选举舞弊的录音带。结果他被捕了。” 由于国际作家协会的抗议，在几个月的监禁后被释放。同年他写了《在灯火管制之前》等引人注目的作品，广播剧《未判决囚犯》在伦敦BBC电台播放。戏剧《道路》先后在“英联邦艺术节”和皇家剧院上演。这年年底，他晋升为拉各斯大学英语语言系的校长和高级讲师。

1966年4月，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世界黑人艺术节上，他的《道路》被授予大奖。6月，他为伦敦汉普斯特德戏剧俱乐部创作了他的戏剧《狮子和宝石》。

二、内战和监禁

在担任伊巴丹大学戏剧大教堂的负责人之后，索林卡成了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在1966年1月的军事政变之后，1967年8月，他秘密地和非正式地会见了东南部地区埃努古的军事统治者，试图避免内战。结果，他不得不躲藏起来。后来，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他写了一篇呼吁停火的文章，被军政府指控与比夫拉叛军合谋，关进拉哥斯和卡多那监狱。因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施压，在一间小牢房里呆了22个月，直到1969年内战结束，国家宣布大赦，他和其他政治犯才被释放。在狱中，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后来全部收录在《狱中诗抄》中出版；他把狱中的经历写进了《此人已死：狱中笔记》，还翻译了他的同胞法格努瓦创作的约鲁巴语奇幻小说《千个恶魔的森林——猎人传奇》。出狱后他前往英国，成为剑桥大学的讲师，并开始专心文学创作。

1986年，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非洲作家。瑞典文学院称索因卡是“英语剧作家中最富有诗意的剧作家之一”，是一位“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般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的作家。显然，因为他的获奖，改变了世界文学版图的格局，也让非洲文学第一次进入了世界文学研究者的视线。索因卡的作品反映着在西方文明扩张对非洲文明造成的冲击印记，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哲思和诗意。

1988年到1991年，他在康奈儿大学任教，讲授非洲研究和戏剧艺术；然后在爱默里大学任教。

1994年，阿巴查将军派出暗杀小组追杀他，他骑着摩托车从尼日利亚逃到贝宁，然后逃到美国。“我被正式下狱有三次”，当然，除了索因卡所说的“正式下狱”之外，1997年他还被阿巴查将军缺席判处死刑。他再次因国内的独裁统治而被迫流亡海外，成为美国亚特兰大艾默里大学的教授，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任教，直到四年后阿巴查神秘猝死。1999年随着尼日利亚恢复文官统治，索因卡回国，接受了伊费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的头衔，但开出的条件是，这个大学必须禁止招收政府高级官员中的军官。他还经常去海外各个大学讲学。

2006年4月，索因卡和另外几名诺贝尔奖得主组成了一个观察团，去考察非洲的几个动乱地区。在他们准备视察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时，苏丹政府找出种种借口阻止观察团，这激起了索因卡更大的愤怒。同年5月，在哈佛大学历时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索因卡严厉抨击了达尔富尔地区侵犯人权的暴行。他取消了在曼谷举行的 “写作奖”颁奖典礼的主题演讲，以抗议泰国军方对政府的成功政变。

2007年4月，索因卡呼吁取消两周前举行的尼日利亚总统选举，因为这一选举陷入普遍的欺骗和暴力。

2010年9月，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临近之际，他宣布组建人民联盟民主前线参与角逐，并自称是一个“零资源”的政党，这对于贪污成风的尼日利亚政府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抨击。

2010年，索因卡宣布退出公众视野，回归他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多尔蒂·弗拉克（1989年结婚）的私人生活。

2012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列出了六位史上最佳诺奖得主，索因卡就是其中一位，其他几位分别是叶芝、海明威、萨特、贝克特和马尔克斯。同年，索因卡访华期间，透露自己仍在写诗，“我非常看重诗人的桂冠，至今仍在写诗。当一首诗写成初稿后，从修改到定稿时常还需花费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从语言修炼到诗，这是个艰苦的过程，世界也在诗里迅疾地移动，直到‘充满’为止。”

2013年11月被检查出患上前列腺癌以后，索因卡还写下了《我的前列腺癌——沃莱·索因卡的战斗》，用以披露自己与前列腺癌的战斗，“我不得不开始调整，我看到它将是我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年逾八旬的索因卡依然没有停下自己创作的步伐。

2016年12月，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讲时表示，如果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就放弃美国绿卡。“他们宣布胜选的那一刻起，我就放弃绿卡，同时打包回非洲。”他同时指出，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是“可笑的”。他说到做到，特朗普当选后他离开美国回到了尼日利亚的老家阿贝欧库塔居住。他接受尼日利亚《访谈》杂志采访，谈及特朗普要建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的隔离墙时说道：“特朗普的墙已经在建了，（这堵）墙建在了人民的思维中。特朗普已经竖起了这堵墙，不只是在美国的精神世界，还席卷了全球。”

五、文学泰斗、非洲斗士

索因卡主要作品有《沼泽地的居民》《裘罗教士的考验》《狮子和宝石》《森林之舞》《强种》等，此外他还创作有两部长篇小说《诠释者》和《反常的季节》。《解释者》被评论界誉为可与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相媲美。主要诗集有《伊丹雷及其他》（1967）和《地穴梭巡》（1972）等。迄今已出版戏剧21部，长篇小说2部,回忆录5部，诗集5部和散文集7部，另有3部电影剧本和2部翻译作品。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还荣获非洲艺术节大奖（1966）、安斯菲尔德˙沃尔夫图书奖（1983）、阿吉普文学奖（1986）、英国皇家学会乔治·本森文学奖章（1990）和美国学术成就学会金盘奖（2009）等。他结过三次婚，离过两次婚，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他早年就嫉恶如仇，三次入狱，坐牢多年，长期流亡。他一贯以大胆直言著称，一直是尼日利亚历届政府、尤其是许多军事独裁者的强烈批评者，也谴责其他国家的独裁政权和暴政，包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政权等。他的许多著作都有明显的反对独裁专制的论调，这些激进言论经常使他身处险境，但同样令他声名远播。正如很多年以后的沃莱·索因卡，某次在印度斋普尔文学节上所说的那样：“在尼日利亚，文学就是政治。我也可以说，有时写作会强烈地受制于一种无法阻挡的、必须进行政治性写作的责任感。”他不仅由于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之为“黑非洲的眼睛”、“非洲的莎士比亚”，也因为敢于伸张正义被尊崇为“非洲的良心”、“老虎索因卡”。

诗如其人。在他的诗歌中，字字行行都蕴藏着闪电、潜行着地火，且时有雷霆震怒、火山爆发。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读他的诗，一次次令人联想起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所说的“愤怒出诗人”的名言，也印证了清代诗人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诗观。

诗选开篇，《黎明》、《死于黎明》、《在我们周围，黎明》、《罗奥平原》、《最后一盏灯》等多首诗歌，描写“大地破晓在/一只毛茸茸的春天手臂上，”，“流血的地平线”，“太阳的云烟道……/黎明时湖的灰色唇膏”，苦苦呼唤非洲大地的黎明，愿意成为“最后一盏灯”，成为在黑夜的皮肤上流血的“一道切口”；在飞向光明的航程中，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我是驰向寂静之巅的渴望之光；/当太阳爆发时，在野兽突然的燥裂里，/我是一抔纯粹的灰烬。”

对底层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悲惨境遇，他以悲悯之心寄予深切的同情，“把无数灵魂汇合成一首歌倾诉”（《黑人歌手》）。非洲很多地方至今仍然实行一夫多妻制，男尊女卑，妇女不仅承担着繁重的生产劳动（而收获却是“锈病即成熟”），而且受歧视受压迫受奴役（“黑暗是更深的伤口的标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43%的非洲妇女甚至连看病也需要事先得到丈夫的批准。从家庭开支到探访亲友几乎所有决策权都掌握在男人手里，妇女的恭顺和受到歧视不仅危害她们自身的健康，甚至影响到子女。性别鉴定技术导致一些重男轻女的人打掉女婴。早婚、早育、割礼、食物禁忌、频繁生育和分娩得不到护理，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经常遭受战乱、饥荒，没有教育和就业上的平等，种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使她们饱受摧残。《第一个忌辰》、《阿比库》就是抒发早夭孩子的哀恸；《黑夜的哭泣》书写一个女人的悲伤：

这首诗堪称黑色幽默的杰作。以喜剧手法描写一个流浪汉悲剧的人生，刻画了一个穷困潦倒、落拓不羁的丑角形象，表现了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正常人生活幻想破灭后的惶惑、自我挣扎的徒劳，以及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这样的形象，令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沉重的苦难已经把人变得麻木不仁。读之令人哭笑不得、欲哭无泪，一股愤懑情绪堵塞了胸口。

在第二辑《穿梭在地下墓穴》中的《根》、《夜晚与一只蟑螂交谈》等一系列长诗里，他深入挖掘非洲文化的厚土，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民族劣根，以期割去毒瘤，剜掉脓疮，收到“刮骨疗毒”之效，有的如杜鹃啼血，惕厉、殷切，试图去唤醒愚昧麻木的心灵。揭示那些“腐败的气泡”，“罪恶的泥淖”，“贪婪的攫取”，为的是“在岁月熔炉中我们寻求/驱除民族幸福的杂质”。

在《曼德拉的土地》专辑里，既有对专制独裁、强权暴政及恶势力的憎恨和愤怒，也有对从事黑人解放事业的“自己人”的善意嘲讽和劝勉。这些诗歌，意象密集，语言辛辣，寓意深刻，包含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内容，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索因卡在诗歌艺术上是一个“先锋派”，几乎吸纳了现代派诗歌的各种元素，而又能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虽然主要是由于戏剧创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诗歌成就与其他获得诺奖的诗人相比，并不逊色，同样充满探索性。他说，“我非常看重诗人的桂冠，至今仍在写诗。当一首诗写成初稿后，从修改到定稿时常还需花费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从语言修炼到诗，这是个艰苦的过程，世界也在诗里迅疾地移动，直到‘充满’为止。诗一旦孕育，就能产生出一种奇怪的放射物，它能够在我生活中一段严酷时期里，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勇气和艺术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这样向他致敬：“沃莱·索因卡，在您的多才多艺的作品中，您得以将一种非常丰富的遗产综合起来，这遗产来自您的祖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悠久的传统，以及欧洲文化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在您这样获得的伟大成就中，还有一种第三个构成成分，一个最为重要的构成成分——您作为一位富有感人的创造力的真正的艺术家，一位语言大师，您作为一位戏剧家和诗歌、散文作家所承担的义务，那是对今人和古人的普遍而又意味深长的问题所承担的义务。”而且，对他的艺术成就做了总结概括:“在语言的应用上，沃莱·索因卡也以其非凡的才华而鹤立鸡群。他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和表现手法，并把这些充分运用于机智的对话、讽刺和怪诞的描述、素雅的诗歌和闪现生命活力的散文之中。它的作品洋溢着勃勃生气，促人奋进。沃莱·索因卡的作品尽管纷繁复杂，然却条理清楚，强劲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