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记者：原宁辰

64岁时，耿莹给自己找了个“大差事”。

2003年的一天，她如常和姐妹们聚会聊天。作为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长女，她的姐妹圈非同寻常：毛泽东的长女李敏、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李富春的长女李特特等人。

“我们都是长女，属于老古董，跟不上家里老二老三的调调。他们比我们聪明，干事情也嗨，我们又笨，又保守，老大跟老大们玩还有得说，跟老二们玩起来，就不懂。”耿莹笑着告诉记者。

她眼神矍铄，腰背挺拔，说话不徐不疾。唇与指甲都抹了一层红。

那次聚会中，谈及时下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各位老大姐十分痛心，希望能为抢救文化遗产做点贡献。大家一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

由谁来做呢？

总不能让特特大姐来吧？李特特，14岁就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在零下40几度的天气里打过德国鬼子，当时已经80岁。

环顾一圈，耿莹在其中还算是个“小年轻”，各位大姐把重任托付给了她。

“保证完成任务。”耿莹想起父亲耿飚常说的一句话。

父亲去世后，耿莹每每会对着他的一张照片—穿着军装，行着军礼，揣摩，“老爹临走之前拜托了什么？他想要我们做些什么？”

后来，她领悟，“其实他一辈子就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解放全中国他办到了，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那怎么办呢？”

冥冥中，她觉得，这件事正是父亲的拜托。“我能做什么？破坏了的东西我把它捡起来，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我把它修补好，让我们的后代、让孙子的孙子还能看见我们中国的科学、中国的建筑学、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所有。就是让他们知道，当一个中国人很自豪。要建立点自信，在世界上不能没有自信。”

12年里，为了这个基金会，“使出了我这个老太太的全身解数。”耿莹感慨。

“我的关系比我还老”

这是一场漫长的攻坚战。仅仅是基金会的注册，耿莹就花了足足四年时间。

先是注册名称。耿莹“心比较大”，一开始想的是“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基金会”，包括森林保护、防范外来物种入侵、野生物种保护，都在她的关注范围之内。名称没通过，她后来想改为“中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审批仍迟迟无果，原因是没有“法律依据”。

耿莹数次跑到对方办公室理论，被告知需要在“中国”后面加上一个词。最终，基金会定名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注册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凑齐八百万元，耿莹东拼西凑到处借钱。“以前我从来没跟谁开过口，现在跟人家说给我拿钱，这怎么开口啊？就跟自己发急。”

她曾被父亲戏称为家里的“怪胎”，“连政治局和政协都搞不清楚”，但是她继承了父亲带一个团能打下两个师的魄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只要我找对了电话，就跟人直接打电话，说我是谁谁谁，能否在百忙之中抽出十分钟时间，我想跟你汇报一件事。”

耿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位官员叫她过去谈事。一开门，耿莹还没进屋，就看到对方坐在椅子上不断地晃来晃去，上下打量着她。

“你就是耿莹？”

“对。”

“你是耿飚的女儿？”边问边抖腿。

耿莹来了气，“你抖什么？给我站起来！”

官员吃了一惊，站了起来。

“就算我是个要饭的老太太，也是你请我来的。你请我就让我进来，给我倒杯水，有事谈事。你站那儿问我是不是耿莹，是不是耿飚的女儿，怎么啦？”耿莹直把对方数落了一顿。

但多数时候，耿莹感觉“人心没灭”。她至今没见过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但通过其秘书的电话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每次见到耿莹都很亲切，直呼“大姐”。基金会立项批文迟迟没有下发的关头，耿莹想办法直接找到时任政协主席贾庆林，贾庆林进行了细致询问，当即作了批示。

2007年8月28日，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登记，耿莹出任理事长。

基金会成立后，办得风生水起。有人猜想耿莹是否倚借了她“红二代”的不凡关系，她的回答斩钉截铁。

“我已经老了，我的关系比我还老，早都死了。”

“冲进他们的包围圈”

八年来，耿莹一直视基金会为一个小小的“灯泡”，她的目标是，“让这个小灯泡24小时不停电。”

“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很多文化被带到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很坚固的包围圈。包围谁啊？当然包围你们，包围孩子们。我没有办法说你们别包围我的孩子们，但是我自己会想办法，用老前辈们打日本侵略者，冲进他们的包围圈的方法，我也冲进你那个包围圈。我这个小小灯泡只要24小时亮着，你怎么运动，我跟着你运动。”

目前，基金会下设五个专项基金：中原文化基金、东亚文化及少数民族专项基金、尧舜文化专项基金、唐卡文化专项基金、古籍专项基金。

耿莹坚信一点：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骨子里都有一颗种子，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唤醒”—“这颗种子只是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在自己身体哪一个部位，还没有醒过来。我坚信我们的孩子们，不管他怎么闹，有朝一日感觉到没劲，会回过头来发现他们的东西我们老祖宗早玩过了。当他回头的时候，我这个小小灯泡会带他们回家，为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7月，由基金会组织的两岸四地青年牵手丝路新疆行启动。作为基金会会长的耿莹很重视这次行程，出发前，出于安全考虑，她调整了线路，由南疆行改为北疆行，但发心如初。

“希望中华遗产能够让所有的年轻人，不一定掌握，但是一定要知道。”为了让大学生们能安心、全然地感受旅程中的中华文明，她找来信和财富等机构全程赞助和支持。

为了基金会，多年来耿莹一直四处筹钱。“我做了八年的丐帮帮主。”她笑言。一次，金融界一个论坛请她去发言，她对着台下各位金融大佬毫不客气，“我认为我们的中央领导很英明，给了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你们—中国的钱袋子，也是精英。我不管你们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但是面对这30多年来对文化造成的最彻底破坏，你们是不是应该回馈社会，让我们拿你们那点钱来抢救点？”

同在7月，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唐卡文化艺术论坛暨唐卡专题展上，即将失传的、创作于16世纪的古老唐卡首次亮相，另有14本关于唐卡文化研究的专著面市。

基金会目前正推动着“唐卡青年画师培养计划双五工程”，计划由各大派唐卡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领头，五年内在全藏区培养500名唐卡小画师。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只有传而没有承。有多少人想过要承接下来什么？如何传承？”这是耿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唐卡文化专项基金做到了‘承’。他们培养唐卡小画家。另外我们基金会给巴基斯坦做了一个护理人员的培训班，这个也是‘承’。”

2013年，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了《纸张保护指南》，历经两千多年的传统古法造纸技艺有了第一部区域性国际学术公约。在同样有着古法造纸技艺的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四国资金投入不利的情况下，基金会承担了项目费用，花了五年时间把这一项目最终落实，形成“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专门项目”研究成果，并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以三个展厅的规模展出。

“之前从来没有中国民间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资过，”耿莹很自豪，“这是我们基金会从成立到现在，在国际上拿到的一个小极了的话语权。中国的话语权太缺，我们拿一点是一点。”

2014年，基金会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共同资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山西平遥县政府共同发起，同济大学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为当地提供了一套清晰明确的传统民居保护、修复和维护方法。“以后不光是平遥古城这个可以拷贝，在文化遗产的缓冲区以外，建什么房子，民房如何修理，都可以研究这个导则然后去做。”

除了对中华文化进行系统性抢救，耿莹也推动基金会积极走出去。以“东方之韵”项目为平台，基金会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走访了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法国、德国等国，并以此进行了“民间外交”。

在印度访问时，印度外交部长请耿莹吃早餐。席间，二人谈及中印两国能否更为友好相处的话题。秉承建国后长期出任外国大使的父亲耿飚的风范，但耿莹的民间身份使其回应更为直接和个性化：“友好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

对方一时愣住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表示，“没想到耿女士说话这么细，却这么凶悍。”

“民间的优势第一就是，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帮政府去做。政府说不了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第二优势就是像藕断丝连一样，你看我们跟日本虽然是这种关系，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藕断丝连。”

耿莹的同学中，目前有十五六人在东京，大家会定期组织同学会。“我们拉扯着这一大堆情感，将来一旦政府与政府撕裂了，也许最后还有一个对话通道，让政府能够接上。所以民间外交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