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埃尔曼一位是英裔美国作家，著有八本长篇小说，其中包括《甜品》（Sweet Desserts）和《咪咪》（Mimi）。她的最新作品《纽伯里波特的鸭子》（Ducks, Newburyport）是一本长达1000页的书，全书几乎只由一个意识流长句所组成，讲述了美国俄亥俄州一位母亲的脑中所想：从枪支管制到训练（孩子）上厕所、从她的脚踝无力到“白人至上”，一切都令她担忧。该书入围了本年度的布克奖，并获得了金史密斯奖和10000英镑奖金，以奖励它“为长篇小说的形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卫报》：在你最开始创作《纽伯里波特的鸭子》时，已经计划好了成书的形式吗？

埃尔曼：不，过度计划是行不通的。我的小说都是因为发自内心想写而产生的。当时我坚持的原则就是，写我想写的书。否则，写什么都没意义。

《卫报》：你是如何开始构思这本小说的？

埃尔曼：它是从短语“事实是”（the fact that）开始的：一个黎明，我在一张纸上写满了以“事实是”开头的句子，我喜欢它所呈现的效果。它可以是强调性的，也可以是舒缓而慰籍的，并且它具有悬念：你不知道这个句子会如何结尾。我决心看看能否在整本长篇小说中一直使用这个短语，看起来我似乎可以做到。

开始写作这本小说时，我的想法源于人类对环境的所做所为使我愤怒和绝望。最近一次演讲后，有位女士来找我说：“我真高兴我不是你。”她对我的深度沮丧感到吃惊。我倒是对她的应变能力感到吃惊，以及她对讽刺装聋作哑的能力。

《卫报》：你一直想成为一名作家吗？

埃尔曼：我曾经想当一名雕塑家，但我并不真正享受艺术学院那种冷酷而肮脏混乱的氛围。我缺乏信心。回想起来我认为，人们对女性雕塑家也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偏见，它微妙地损坏了我（的信心）。

《卫报》：你不怎么读当代小说。为什么呢？你的床头柜上现在放着哪些书？

埃尔曼：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和威尔士作家卡拉多克·埃文斯的短篇小说集《我的人民》。前者与英格兰上层中产阶级角力，后者则是与威尔士。

我发现当代写作的年度庆典——2019年圣诞季书单——相当令人反感。它看上去太自负了。那些书单表明，被选中的书必须是最新出版的。简直愚蠢可笑。人们当然会对新的创作感兴趣，特别是当自己拥有一部本年度的新书时，但是面对现实吧，这是一种营销策略。他们想卖掉一些书，并且这样他们就可以站在“现在的”光环中。但人人都知道，阅读《尤利西斯》、伍尔夫或卡夫卡，会使读者受益更多。《私探》（Private Eye）杂志的商业胡吹式报道无聊透了。那如果有些作家彼此认识怎么办？这很难避免。英国的文学圈很小。前不久，我基本决定只读（二战时，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前所写的书，当时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工业革命已经够糟了，但核武器确实是晴天霹雳。

我并没有严格这样做——但我常常感到，在战争和资本主义使我们沦为纯粹的货币单位、炸弹工具，并变得极度自我保护之前，那时人们的想法和文学创作阅读起来更有益。那时自然世界也还没变成塑料和核废料的垃圾桶。

愤怒和疏离已经产生，它们是很好的（创作）主题，但有时你也愿意记住文明史上的更高点，还有尚未被污染的自然世界。例如《项狄传》中深刻的幽默、纯真、性感和戏剧性——它可能在广岛事件之后写成吗？《巨人传》呢？《堂吉诃德》？《爱玛》？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父权制的过错，生而为人已丧失了很多乐趣，而我喜欢那些以较少约束的方式看待生活的书。

《卫报》：关于《纽伯里波特的鸭子》，很多评论家都认真地撰写了文章，同时也竭力强调它的长度、文学特质和挑战性。你对此感觉如何？

埃尔曼：作品的长短不能代表全部。我能够理解那些截稿时间紧张的评论者，但假如你不能驾驭审读某些作品，你总是可以拒绝的。这本书必须写得很长，才能达到现在的效果，但我从来不希望它变得不可理解。某些男性评论者关于该书长度的评论中有性别歧视的痕迹，他们大概还会进一步气恼，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女人，这个叙述者或作者，怎么敢占用我这么多时间？

我们可以再谈谈这本书“由八句话组成”的谣言吗？恐怕这是从《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开始的。我不知道“八”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但那篇评论之后，这个消息真的传开了。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错误计算，因为将这部作品写成八个句子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

我打算在我的墓碑刻上“一句话而不是八句话”。那应该能解决问题，对吧？但抱怨那些评论文章，似乎是我太刻薄，而他们大多很慷慨。

《卫报》：在《纽伯里波特的鸭子》中，叙述者（一位母亲）认为：“我现在害怕所有的年轻女性，因为当我看着她们时，我看到了又一个可能仇恨母亲的人，事实上我现在一直想知道，她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妈妈。”你是一位母亲，同时对“母亲身份”既持捍卫态度又持批评态度。你如何平衡这些立场？

埃尔曼：让我担心的是，我偶尔会观察到母女之间的巨大鸿沟。我怀疑父权制是这种敌意的背后推手。当女性相互排斥时，你必须寻找事情的源头，谁在渔翁得利？非常遗憾，因为所有这些女性对女性的愤怒本可以一致对外，以针对女性的压迫者。

我与我自己的母亲曾经非常亲密，并感到母性的力量和意义被广泛忽视了——再一次，为了父权制服务。不过现在我们处于气候紧急状态，越接近零生育率越好。我确实很佩服那些因为环境因素而决定不生育的女性。我认为这是动人、高贵而慷慨的，也是非常明智的。人们并没有充分地谈论为人父母的劳累、无趣、暴躁、费时，昂贵且吃力不讨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继续假装那是一种愉悦？当然，也会有一些令人愉快的元素：孩子们可爱而迷人，并且如果你有孩子，你就可以再次玩玩具、阅读孩子们的书，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但是，（随之而来）疾病、担忧、冲突、空间拥挤、日复一日的烹饪、驾驶、丧失隐私、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教育的困境、缺乏就业前景，以及所有令人沮丧烦扰的青春期叛逆——这些都是很大的困难。

你看到人们怀孕，然后知道有20年他们将在情感和理智上受到影响。思想、知识、成年人的对话和至关重要的政治行为都可以被搁置，而这种不必要的物种持续繁衍却被优先考虑。生孩子是一种强烈的冲动，一种可以被原谅的冲动，但这也是一种习惯、一种传统，就像婚礼或在爆米花上涂黄油一样。

《卫报》：布克奖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你对今年同时授予两位作家奖项，有何看法？

埃尔曼：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五位评委——他们无法达成民主共识吗？但他们决心今年（也）要奖励一位有名的作家，只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公正而合理的投票办法。该奖项的荣耀显然可以变成双倍，而不是一人一半，那样会很好。但是让两位获奖者分享奖金，似乎就不太好了！你究竟为什么要让第一个赢得布克奖的黑人女性只拿一半的奖金？这是严重的错误和缺乏尊重。

而我喜欢注册慈善机构布克奖基金会（Booker Prize Foundation）的原因，在于它与英国皇家盲人协会（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的协议。所有入围的书籍都会为盲人录制成语音读物，而这是一种荣誉。

《卫报》：你的书都是毫不掩饰的、强烈女权主义的。《咪咪》以一项宏大的宣言结尾，呼吁创建全球性母权制度以拯救地球。如果是你在掌管着这样一个世界，你将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做出哪些变革？

埃尔曼：如果“我在掌管”？这是一种非常“父权制”的概念！女性应该集体掌管。这种该死的“领导者”（制度）似乎并没带给我们任何进步。不过，我们会改变什么呢？这是我的计划，基于史前的母系文化（顺便一提，它们被称为“史前”，仅仅因为它们早于男性统治）：三个小时的工作日、免费医疗服务、开放边界、财富重新分配、公正地累积资源、对共同利益的奉献、尊重女性、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多的暴风雪、尊重动物、更多的个人用土地（我只是喜欢它们的外观）、零暴力、禁用所有武器、结束一切监禁和美貌崇拜（那是另一种监禁）、并暂停谈及宗教（如果必须要奉行信仰，请把它变为一件自己的私事）。其中包括了将“运动”视为信仰：慢跑、瑜伽、健美操、去愚蠢的健身房（其实你可以去户外种树！），还有正念（mindfulness）、塑形手术，以及其他所谓“自我完善”的形式，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只会扰乱人类。我们的资本主义掌权者降低了我们对事物的关注，我们需要增强探讨。为此，我们应当重新将精力投入到对艺术的专注上，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最大成就。

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吃中国、印度、西班牙或意大利的食物。啊，反正我会的。

本文作者Sian Cain是英国《卫报》文化板块编辑。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