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环球时报》报道，台湾反课纲微调发言人、20岁的林冠华7月30日在家烧炭自杀，绿营称他是在“死谏”，结果引发一些民众情绪沸腾，串连酝酿更大冲突，甚至要求“教育部长”下台，冲击“立法院”。31日凌晨，一对父母到现场寻找儿子，却被儿子反驳“离我远一点”，父子扭打成一团。

这位打父亲的高中生名叫周天观，31日上午他在脸书上发文：“这场革命我必须参与在其中，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我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就算是家人也一样，反正我都已经动手打我爸了。”

一

事故缘由比较复杂，但起因出于马政府对教科书的修改，尤其是历史教材，加大了大中国的概念，而对台湾原住民历史有所削弱。对日本侵华的表述加大了强制力量，例如对侵略的认定，对慰安妇的称呼等等。

但台湾自李登辉上台以来，教材逐渐加大了台独的意识形态，时隔二十余年，数代人的思想已经固定。尤其是绿营民众，长期以台湾土著自居，实际上已发展出独立的表述。清末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原住民即协助日本打击清军，随后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之久，在日军侵略时期，部分台湾土著亦参与其中，因此对教科书修改尤感愤恨。

前几年台湾著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在台表现强劲。它展示当日本人的长枪大炮杀到家门口时，虽然力量悬殊，但赛德克族并不屈服，他们怒喊：“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只有爱与杀戮，依然真挚”。

但这种对文明的对抗不但是对日本人的，它的导演在筹集这个片子的时候，就表达了这是对台湾土著被历史教科书淹没的反击。

里面的花冈一郎原名达奇斯，本是当地土著，而他的新身份新名字正是日本人“以夷治夷”政策下的产物。经过20年的教化，他的认知已经非常尴尬。当他卷入起义后，他选择了自杀，自杀的方式也是混乱的模式：穿着和服，用一把赛德克刀剖腹。

因此，虽然表面看，反课纲是对教科书的抗议，但实质上，是对一个民族的认同危机。倾向马政府的学者王晓波坦言，历史教科书就是维护民族的利益，就是要求有国家认同。这句话虽然在教育理论上被嘲讽很多，但却是一句实话。

二

政治不应深度干涉教育，这是现代文明政府之共识。但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做到。

自有国家概念以来，教科书就与意识形态无法分割。远在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方惨败，被迫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阿尔丰斯·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就写了普鲁士占领后禁教法语改教德语时，法国师生上了最后一堂法语课。语言改掉，教科书自然也不能再用。

近年来日本亦多次变更教科书。最近一次是2015年4月6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明年的初高中教科书审定结果，包括地理、历史、公民、社会和地图在内的社会科目18种教材皆有变动。但主要的集中点也是历史。

2013年，大井真理子在BBC撰文说：“我们最后开始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357页的历史课本中只有19页讲述了1931年至1945年间发生的事件。”虽然仅仅十几页，却非常关键，它对现代历史上很多对盟军方有利的说法基本否定或轻描淡写，经过数十年的教化，对一代代日本人的观念影响不可小视。

在2000年出版《新历史教科书》时，当时仅卖出521册，采用率只有0.039％。到2012年扶桑社退出竞标，实际出版发行4.7万册，已上升至占有3.7%的份额。在2008年至2011年的4年间，日本全国约有20万（平均每学年5万）初中生使用了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

思想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它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谁也不能知晓。所以，对思想的争夺和垄断，不但体现在一国，也体现在国际上不同国家之间。日本修改教科书，就引起了中韩各方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三

金庸在《鹿鼎记》中写：

（吴之荣）当下剔亮油灯，翻书诵读，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一年起，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

一路翻阅下去，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书中仍书“明天启七年”，不作“大金天聪元年”。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部书中仍作“崇祯九年”，不书“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书作“崇祯十七年”，不书“大清顺治元年”。又看清兵入关之后，书中于乙酉年书作“隆武元年”、丁亥年书作“永历元年”，那隆武、永历，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号，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不将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这还了得！”

这是清朝期间有名的“文字狱”，但这起因，正是文人的“教科史书”。

2012年，香港也曾发生过对教科书的不满。1948年，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也取缔了国民党时期的教材，公民课也被政治课代替。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意思是说：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庄公，齐国太史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又杀。太史的二弟再写，崔杼见没办法，只好算了。南史氏听说史官都死了，拿着简就去了，路上听说已经写了，才回去了。

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史官精神。不隐恶，据事直书，不畏生死，因此才能成就信史。但即便如此，到了现代，“二十四史”仍然被批评为帝王家史。而且其中的确有很多问题，不但有错误，还包括各种匪夷所思的充满迷信传说的记录，比如元朝时做出来的《宋史》，就是如此。

纳粹高官阿希姆派普说：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冯友兰先生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而这必然影响到教育教材之中。其实历史是多元的，时间一旦过去，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复原。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要我们受到现在世界的观念禁锢，就不可能有完全真实不偏不倚的立场。

我向来对掌握历史真相者保持警惕，正在于此。一段相同的历史，可能有千百种不同的面貌。我读民国史就发现了这一点，在中美日学者之间，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差异甚大。当然了，这里不包括被篡改的历史，因为那不是历史，而是谎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