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领带大王为什么最爱这首红歌

他说:“我唱歌唱到加拿大,唱到欧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栽培成长的穷苦人。”

 |  华商韬略

作者:华商韬略 毕亚军

今年2月,原全国人大常委、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度过自己81岁的生日。过百位亲朋好友的欢聚和庆祝里,他清唱了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深情,对共产党的感恩。

在其他很多场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是曾宪梓最爱的歌曲。这位以“金利来”而闻名的香港企业家,有着怎样的人生,又为何这么拥护共产党?

苦水里泡大的人

谈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宪梓都会哭。

别人是长大的,他是苦大的。

▲年轻时候的曾宪梓

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州农村的曾宪梓,4岁丧父,开始没饭吃、没衣穿的日子。幸亏母亲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才让他和哥哥念完小学,避免成为文盲的命运。

小学之后,母亲再也没有能力供两个孩子读书了。于是, 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下地做了农民,开始“有难关,都是自己过”。

几年的小学,给曾宪梓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志气。

哥哥走后,很多人瞧不起他们孤儿寡母,欺负他们孤儿寡母。他就在心里发狠。“你瞧不起我,我要争气,改变这种贫穷的命运。”

改变命运的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曾宪梓又走进了学堂。

在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他接受了完全免费的教育,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利用自己当班长为同学编座位的便利,让全班最漂亮的女同学黄丽群和自己同桌,并在高考后将黄同学变成妻子。

▲曾宪梓与妻子黄丽群合影

年轻时的曾宪梓,一直贫穷,但始终活得骄傲。他曾夸海口,将来要捐钱,给学校盖一座漂亮的教学楼。高考填志愿,他除了清华就是北大。

骄傲成就了他,也害过他。

1956年夏天,刚和黄丽群办完喜事,曾宪梓就被迎头痛击:他只上清华和北大,但北大、清华都不要他。痛定思痛,再读一年之后,才重新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

1961年,大学毕业的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一个已经下地的农民,因此彻底改变了命运。

好生活才过两年,就被打破。已去泰国闯天下的哥哥曾宪概,因为父亲当年的遗产与叔父发生严重的争执,强烈要求曾宪梓前往助阵。

曾宪梓舍不得走,但却不得不走。

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债要逃的人。“国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把你培养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

5年辗转漂泊

当时,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要先拿到香港身份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都困难的他,为了安身立命,借住到一个姑姑家。

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吃人家的,他就帮忙带孩子,做保姆。“一个大学生,做男保姆,夜深人静,心里不是滋味。”

不久,更不是滋味的日子来了。想去泰国看儿子的母亲到了香港,没有别的住处,只能和已经30来岁,有了两个孩子的曾宪梓一起挤在几平米,头都抬不起的走廊斜坡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9个月后,曾宪梓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国,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为了钱,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党教育的他,以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调停了斗争。

解决完争产的问题,国内形势巨变。想要回国的曾宪梓获悉,国暂时是回不去了。他只能暂居泰国,借住于已成功到六亲不认的哥哥家里。这一住,他认识到哥哥的无情,也过上又一段物质和精神穷乏到极点的艰辛。

那期间,对这个不爱钱的侄儿很有好感的叔父曾桃发,曾多次表达要帮助他的意思,但曾宪梓依然像当年那样:一直贫穷,但始终活得骄傲。

叔父给他钱,他不要。叔父给他换房,他拒绝。实在没办法,叔父将自己本来要做西装的布料给他,让他帮忙加工成领带,付给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费,变着法地帮他。

为了生活,单子他接了,但多的钱,他一分没要。

落户香港创业

1968年,曾宪梓回到香港和一家人团聚。人刚到,叔父就托人带来1万块港币送给他,让他用这个钱,自己做点小生意。

他把钱收下了,在内心记下一笔账之后,开始谋划自己的小生意: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开了个名叫金狮领带的小公司。

到开工时,他手里已只有6000港币:房租花了1000多;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感谢姑姑当年收留自己,花了2000港币,虽然自己还是负债经营,但他对感恩的表达,不想等待,也毫不吝啬。

6000港币,即使最简单的生活也只够维持一家人过四个月。稍微安顿后,曾宪梓抓紧开始了“卖不掉60条领带不回家”的日子。因为,必须卖掉这么多,才能养活一家人。

这个工作,对内心清高的曾宪梓来说,十分难做。“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现实让他必须放弃所谓的“尊严”:“告诉自己,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也只能坚持。即使我不吃饭,也不能让家人没饭吃。”

一次,他到做西服的洋货部推销,刚进门,老板就大声骂他,让他滚出去。第二天,他穿西装打领带,从路边买了杯咖啡,选在店里没有客人时,两个手端到老板面前,“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你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请你喝咖啡,跟你赔礼道歉的。”

不到半小时,这个老板就认曾宪梓做朋友,买他的领带,还给他提建议。

这个老板也给了曾宪梓好大的信心。“只要一想到,骂过自己、赶过自己的人,都能成为朋友和客户,我就觉得,人和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架子,面子,体贴别人的难处,然后互利互惠地做事情。”他说。

这期间,曾宪梓一家六口,每天只有1块钱买菜。轮到他买,更节省,只花八角。“舍不得一下子将这1块钱全部用完。”

勤俭,这也是从负债开始创业的曾宪梓,很重要的一个创业经验。“如果有了点钱都用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我的资金。”

即便自己这样拮据,有了些积蓄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还了叔父的钱,而且是加倍偿还。叔父因此在泰国替他大做人品广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不爱钱的,这一次,我是见到了。

做出影响力

领带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后,曾宪梓决定做出点与众不同来。

当时,外国名牌领带充斥香港主流市场,拥有几百家服装厂的香港,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摊点卖。曾宪梓觉得这里面有机会: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

▲曾宪梓细心教员工制作领带

他买回最流行、最高档的4条外国名牌领带,先拆它们再学它们,做出4条自认为不比外国名牌差的领带来,拿到百货公司专门做外国名牌领带的经理面前:“在这8条领带中,有4条是我用外国原料自己做的,四条是外国名牌。你不要看商标,看一看,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买来的。”

经理分辨不出来,让曾宪梓把他做的四打领带都和外国名牌摆在一起,让客人来检验。不到一个星期,他接到经理的电话:“赶快再给我送四打领带来。”

有了第一个胜利后,曾宪梓决定将领带打入更多的百货公司。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直接拒之门外:“不是名牌,卖不出价钱。”

不平之下,曾宪梓决定自己做名牌。他把“金狮“改成”金利来”,因为当时,香港赌风盛行,“金狮”的广东话发音为“金输”,“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很不吉利。”之后,他发动广告战,有一点钱就打一份广告,不赚利润赚品牌。

他独家赞助了正风靡全球的中国乒乓球队,在香港的乒乓表演赛的电视转播,打出“金利来,男人的世界”这句后来响遍神州的口号;他花7万块在无线电视台转播尼克松访华的节目中大做广告;他还赞助了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

一轮轮强势猛攻下,质量可靠,品牌也足够响亮的“金利来”领带,走进香港各大百货公司,生意滔滔不绝。香港,迅速成了金利来领带的世界。

发明专柜模式

曾宪梓如日中天之际,世界却出了问题。

1973年,香港遭遇经济萧条的冲击,众多百货公司为避风险,限额购货,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经营不济。

曾宪梓挖空心思想办法以度过难关。最终,相信人和事都是可以改变的他,想出一个好办法,而且成为改变零售业历史的人。

他找百货公司商量:“你们生意不好做,但店还是要开。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百货公司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又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很好,曾宪梓于是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几年内,就把生意做到了过去的几十倍。

金利来的办法凑效后,很多公司开始模仿。曾宪梓这个被逼出来的发明,成为一种新的营销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只不过现在有了一个专门的名词:专柜。

专柜销售成为了金利来事业发展中巨大而重要的转折点,使金利来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此,金利来走上了辉煌腾达的道路。至20世纪80年代初,其产品就已由单一的领带扩展至皮具及服饰与配饰,并将市场拓展至中国内地及东南亚等地。1992年6月,曾宪梓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9月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回顾创业的经验,曾宪梓说:做生意,首先靠脑子,看到什么,就要思考,这个事情和自己的生意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怎么把它用起来。其次,要靠行动,决定了以后,要及时而且果断把想法付诸于行动。最后,就是要勤奋,不能偷懒。

国外禁播!在想,在总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有什么错处?为什么会错?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呢?而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明天又会有新的问题,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是不能停的。想偷懒是不会有结果的。”他说。

终生报效祖国

曾宪梓说离开内地时,他曾回头望着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地发誓:“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事业成功后,他开始兑现誓言。1978年,他向家乡县赠送了两部汽车,并把当初吹的牛皮变成现实:在母校东山中学,捐建了在当地首屈一指的教学楼。他还给自己定下规矩:只要生意不破产,自己还活着,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不终断。

从那时到今天将近40年过去,他未曾食言。1992年,捐资1亿元与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合作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2003年,捐资一亿元设立了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在北京、上海的房价才几千元一平,港币比人民币值钱的时代,曾宪梓就已累计捐款超过6亿港元。

对国家如此慷慨,曾宪梓对自己却十分的抠门。

作为一个生意人,他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在香港40多年,没有进过夜总会和歌舞厅。“我只为自己的理想而活,我的理想就是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终生报效我的祖国。”

除了出钱,曾宪梓也出力到各种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服务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繁荣发展。1992年,曾宪梓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更被推举为全国人大常委,成为香港第一位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刚刚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曾宪梓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授勋当天,他组织了一个1000多人的宴会。他在会场挂着五星红旗,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张唱片,整个晚上一直播着歌唱共产党的歌。他还第一个站起来唱歌,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曾宪梓在井冈山留影

曾宪梓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团结中国人,建设富强的国家。他到哪里都这样讲,到哪里都把共产党歌唱。

“我唱歌唱到加拿大,唱到欧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栽培成长的穷苦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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