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富裕社会中也依然存在，但是其影响力比在穷国小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女权主义者近30年来对性别平等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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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1年一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集让大众开始关注家庭暴力。18年过去了，家庭暴力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公众视野中频繁上演。家庭暴力是家庭的“癌症”，对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是巨大的伤害。
家暴制造的血泪悲剧乃至命案不胜枚举，对家暴必须零容忍。在拒绝沉默、用好法律，向家暴勇敢说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家暴施虐者背后的心理机制，寻求他们为何会向最亲近的人伸出拳头的原因。
我们真的了解“家暴”吗？调查数据表明：那些不到30岁的男性比年长者更有可能虐待妻儿；家庭暴力遍布各阶层，但是在低收入阶层中更为普遍；在家里，男人比女人更有可能对受害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生活压力较大的家庭很有可能出现家庭暴力……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越轨：人为什么干“坏事”》一书，试图带你了解在家庭亲密关系中，为何有人会选择暴力；人为什么会越过道德、法律等界限，去干一件“坏事”。
撰文 | 亚力克斯·梯尔（Alex Thio） 翻译 | 王海霞
因为家庭暴力出现在我们最难忘、最亲密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能很难站在中立或客观的立场上分辨不合适的主题。
误解1：家庭暴力只发生在穷人家
大量事实表明，在低收入人群中家庭暴力的比率较高。一项调查显示，在贫困线边缘的贫困家庭中发生的暴力5倍于贫困线以上的家庭。这意味着贫困家庭更有可能发生家庭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穷人一定最具暴力倾向。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表明，只有少数穷人家庭存在暴力。请仔细看看这个重大发现：白领家庭中，有10.4%的丈夫具有暴力倾向；蓝领家庭中，13.4%的丈夫是暴力的。这一发现常被引证，以说明蓝领丈夫可能更具有暴力倾向。不过，只有13.4%的蓝领丈夫是有暴力倾向的。
误解2：暴力和爱不能同时出现
许多人假设暴力和爱是完全排斥的，因为它们不能同时存在于婚姻和家庭中。但是父母经常采取暴力手段教训其爱子。尽管已婚人士不可能用爱的名义对配偶施虐，但是一方打了另一方后，夫妇还是生活在一起，婚姻也能维持很长时间（平均六年）。这是因为施虐的一方经常向受虐待者表达爱意，而且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进行道歉和忏悔。大多数受害人也不会每次都立即离开野蛮的配偶或者开始辱骂对方。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暗示暴力对婚姻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多数挨打的妻子最终离开了他们的丈夫。它只表明暴力发生在一些爱的关系中。
误解3：大多数受虐待的孩子长大后成为施虐的父母
受虐者和施虐者如影随形。研究已表明：有（在婚姻中）受虐经历的父母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变为虐待对象。事实上，大多数受虐儿童长大后并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
误解4：大多数的家庭暴力伴随着酒精和毒品
事实上，沾染酒精和毒品就很有可能发生家庭暴力。一项研究表明，酗酒者虐待妻子的比例（19.2%）是不酗酒（6.8%）的近3倍。这表明，滥饮即使不是家庭暴力的真正原因，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毕竟只有少数男人（19.2%）狂饮后打妻子，而大多数人并不这样。酗酒或吸食毒品不是打骂其配偶的原因，因为这不是其本意，虐待配偶的真正原因是一些个人问题或经济问题。对那些有类似问题的男士来说，酒精或者毒品经常成为虐待妻子的一个借口。
家庭暴力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它的范围很广，从兄弟姐妹之间的打闹一直到孩子杀死父母。我们将关注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类型：婚内强奸、妻子受虐、儿童受虐和老人受虐。对家庭暴力的程度，各个研究报告众说不一。按照家庭暴力的广义界定，研究者就会报告一个非常高的发生率，而按照狭义的界定又会得到一个很低的发生率。
应当注意，这些数字只是最小值，是一种保守估计。严重的家庭暴力事实上可能高于这个百分比，因为人们通常不愿向研究者透露他们的家庭问题。即使这些百分比看起来相当小，但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儿童和老人数量也到了数以百万。
家庭中的施虐者一般具有相似性。其特点如下：
（1）年龄。年轻的丈夫和父母，尤其是那些不到30岁的人比年长者更有可能虐待妻儿。这说明，年轻男子中普遍存在较大的暴力犯罪倾向。
（2）阶层。家庭暴力遍布各阶层，但是在低收入阶层中更为普遍。家庭暴力更频繁地发生在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这可能是因为与中上阶层相比，下层人士在家庭外展现个人权力的机会较少，资源或机会缺乏。但是在家里他们发现，相对于妻子，丈夫占据着统治地位，相对于孩子，母亲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身处下层的男人更有可能虐待妻子，女人更有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
（3）性别。在家里，男人比女人更有可能对受害人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女人与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还有可能对伴侣造成不太严重的伤害。仅以体罚为例，女人更有可能成为施虐者。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母亲承担着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多，因此有更多施虐的机会。依此类推，由男人负责照顾孩子的家里，男人更有可能成为施虐者。
（4）生活压力。生活压力较大的家庭很有可能出现家庭暴力。生活压力包括经济问题、怀孕、身为未婚妈妈、丧偶以及性困扰。
（5）社会隔绝。为了减轻压力进而减少家庭暴力，大部分人都会向亲戚，而不是家人或邻居、朋友以及社区中的其他成员求助。但是那些可能有暴力倾向的人往往不与外界交往。
据估计，每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已婚人士会攻击他们的配偶，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婚姻期间。研究者指出，与丈夫一样，妻子也能够成为罪犯，尽管为数不多。
问题是，这些研究者把暴力的和非暴力的行为搅在一起，好像两种行为是一样的。例如，他们界定所有的拍打行为都属于暴力。这么做忽略了一些特别是女人的拍打行为，其中许多不能算真正的暴力。而其他的拍打，特别是男性的拍打更有可能是一种暴力行为。结果，一位妻子开玩笑地打她丈夫的手以惩罚他偷吃了她的餐后甜点，也被认定为暴力行为，被认为这跟丈夫怒打妻子的脸，打掉了她的几颗牙齿没有什么不同。为了避免问题复杂化，我们将关注真正的暴力行为，即行为后果非常严重以致造成了伤害，这更多地发生在那些完全听命于丈夫的妻子身上。一些女人严重伤害了她们的丈夫，但是这只占所有虐待配偶案的一小部分。
1.殴打妻子的实质
就虐待配偶的人而言，绝大多数丈夫比妻子更残暴。正如马丁·施瓦茨在一项全美范围的调查分析中发现，1641名女性说她们被丈夫攻击过，而只有102名男人宣称被他们的妻子殴打过。最近的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的配偶虐待行为是女性受丈夫的虐待和伤害。虽然每年妻子挨打的比例是非常小的（3%），但实际数量超过了200万，这足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犯罪过程中，施虐的丈夫通常认为自己有权打妻子。所以在他们施虐后，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忏悔，完全承认犯罪。他们甚至经常利用以下方法去故意抵赖，或者把他们的暴行合理化：
妻子挨打后，精神上受到的伤害超出了身体的伤害。这种伤害往往发展成心理学家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征”，与美国士兵在越战或伊战时产生的紊乱症相类似。这个综合病症由沮丧、忧虑和无助感所构成。下面是一个名叫金杰的典型案例：
金杰把自己与朋友和家庭隔绝起来。她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兴趣，避免任何能够“使她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形。实际上，金杰看起来好像比精神病院的一些病人更沮丧、更忧虑。
一些有压力紊乱症的受害人都会遵循一个特殊的致命模式，即丧失自尊、感觉受骗、经常处于暴力的恐惧之中等，最终以杀掉虐待自己的丈夫而告终。
2.为什么一些妻子挨了打却不离婚？
人们广泛认为，大多数挨打的妻子会继续容忍虐待，并且继续和她们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但是与此相反，绝大多数女人受虐后离开了施虐的丈夫。她们离开家去寻求帮助，或者寻求警察、社会工作者、心理健康机构、收容所、父母或者朋友的帮助和庇护。但是当她们被施虐丈夫跟踪或追杀时，会继续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而为什么一些女性选择继续和虐待她们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呢？一个原因是，她们中绝大部分受到的教育很少，并且没有收入来源，她们大部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与外界隔绝。与此相联系，她们在经济上被迫依赖自己的施虐丈夫，这使她们无法从家庭之外的其他人那里寻求帮助。另一个原因是，受虐者害怕自己离开后，丈夫会报复。然而继续与丈夫在一起，这些女人很可能被丈夫杀掉，或者被逼无奈，转而绝望地奋起反抗，将其丈夫杀死。
3.殴打妻子的原因
女权主义者认为，殴打妻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男性至上主义和父权制，把女人当作是她们丈夫的财产。父权制的表现如下：在有些国家，把一个陌生人打成重伤要算作重罪，但是伤害自己的妻女却可以从轻发落，丈夫极少被捕，很少有人因此入狱。已经有证据表明父权制对殴打妻子的影响。例如，信奉父权制的丈夫比一般人更有可能攻击自己的妻子，殴打妻子在父权制社会比那些性别平等的社会更普遍。
然而，父权制并非殴打妻子的唯一原因。如果是的话，每个丈夫都将成为殴打妻子者。事实上，美国只有30%的丈夫在他们的整个婚姻期内曾经有过身体上虐待其配偶的行为。换句话说，父权制对一些丈夫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受到更大的鼓舞去虐待配偶。但是，何种类型的丈夫更容易受到父权制的影响呢？可能是那些因贫困、失业、吸毒、酗酒而使自己的生活失控的人。由于感觉失去了生存权，这些男人更容易接受男性控制和支配他们妻子的父权制观点。既然他们没有钱和其他宝贵的资源等这些富有的男人借以控制他们妻子的东西，穷人们便被迫诉诸暴力，以此作为控制他们妻子的手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经常表明穷人或者失业的人比其他的男人更有可能殴打他们的妻子，特别是那些受雇用的女人，因为她们的工作显示出对丈夫权力和控制的一种威胁。
家庭暴力是一种全球性问题，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各国的暴力特点基本相同。它涉及身体、心理或性虐待。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包括推搡、拳打、掌掴、掷物以及拧臂。在心理虐待的大多数案例中，受害人被当众羞辱、不断责骂或者以其他方式使其丢脸。典型的性虐待是强迫伴侣或其他家庭成员与其发生性关系。
虽然这些家庭暴力是世界性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生的频率更高。在许多贫穷国家，大多数受害人仍旧无法从警察局、收容所以及其他公共机构中获得帮助。但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地区，受害人可能很容易得到这些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过去30年的女权运动，它力图结束针对女性的暴力。难怪如今富裕社会中的家庭暴力发生率远远低于从前。
1990年以来，许多贫穷国家已经开始保护女性不受男性暴力的侵害，但是男性统治的父权制传统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例如，在罗马尼亚，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敢向当局举报暴力行为，因为她们认为作为女人应当时时挨打。在俄罗斯，当一个女人挨打后向警察求助时，对方会说：“你还活着呢。我们看到死尸后自然会调查的。”在诸如南非和乌干达这样的国家，新娘带嫁妆的习俗进一步增强了“妻子是丈夫拥有的一项财产”的传统观念。有此类家长制的观点存在，家庭暴力在那些国家中非常普遍也就毫不奇怪了。
父权制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富裕社会中也依然存在，但是其影响力比在穷国小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女权主义者近30年来对性别平等所做的努力。这显然使美国的家庭暴力减少了。然而，性别平等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结果：美国女性似乎比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女性更有可能虐待她们的丈夫。但此类所谓的虐待丈夫的行为大都是出于在男性统治家庭中的自卫或对施虐的丈夫进行报复。实际上，虐待丈夫反映了女性对父权制的不满，因此它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中。美国女性比第三世界的女性享有更大的性别平等权利。第三世界的女性对于家长更为顺从，因此她们很少反抗施虐的丈夫。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越轨：人为什么干“坏事”？》，较原文删节改动，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