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面对神话传说时，如果可以抛弃历史思维的有限性，一个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广阔世界将在你眼前展现。
文|见识城邦
在科学理性大行其道的当下，神话的浪漫与自由弥足珍贵。
夸父逐日，由西向东不舍昼夜；刑天舞干戚，以乳为目、脐为口战斗不止。
若以历史眼光看待，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者的结局。但以神话为取向，则一个个变化多端、神通广大、自由无限。
当我们面对神话传说时，如果可以抛弃历史思维的有限性，一个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广阔世界将在你眼前展现。
考古学谈华夏文明起源，使中国文明的格局从中原转向几个相互作用的文化圈，而神话中，文明的种子则从天上来，播种在昆仑，后来长成华夏文明。
在文明的分野中，人有了种族和地域标志，开始了国家化的进程。
《山海经》里已经有了许多古国，分布在山海间，看来有些志怪，不过，那是用了我们习惯的文明背景做参照。若投以万物有灵的原始眼光，就不足为奇了。
《山海经》首先是一部神话传说之书，始于禹，传至汉初定型，由刘向、 刘歆父子校勘而成。全书十八卷——“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 3.1万字，记述了100多个邦国、550座山和300多条水道等。现存《山海经》源自东晋郭璞的注释本，但郭本原图已佚。近人袁珂所著《山海经校注》150幅插图，出自清人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 和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
人是自然的产物，当然得有个自然的形态；人还是自我的产物，还得有个超越自然的样子。对于自然的超越有两种：一种是物性的超越，还有一种就是灵性的超越。
物性的超越，表现于物体上，比如在人体上，便有三头六臂、千手千眼出现，以加法—扩张的方式，将人体功能做大做强，总之，就是要跟自然生成的不一样。
而灵性的超越，比如，人首蛇身，便是人的灵性进入蛇身，与之为一体；而龙，则是多种动物属性，被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综合起来，用万物一体的观念来表达。
这两种超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潜移默化，形成了“志怪”系列。
陆吾，引自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
还有一种超越，是人对于自身的超越，我们称之为“神性”超越。
比如“夸父逐日”，便是一则人类直立行走的神话。陶渊明的“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根据就在《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言“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的抱负，还有《山海经·海外北经》称述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的生命转化传奇。
诗云“诞宏志”，即为“神性”超越，其“志”，便是人的自由意志。
让我们试想一下，那位夸父，从日出追到日落，从东方追到西方，他究竟会有怎样的世界观呢？
《山海经》中的夸父
《山海经》里，还有一个关于夸父的神话，放在蚩尤战黄帝的背景下，而有“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的说法。这个说法，出现在《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山海经·大荒东经》里。
台湾学者王孝廉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中，谈到“应龙杀夸父之神话传说”。他认为《山海经》有两个夸父，“逐日道渴而死”的夸父和被应龙杀死的夸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不同的夸父，他说是由于“两个不同的神话传说在久远的时代里被混淆了”，这样说来，虽然符合常识，算个合理性解释，但其释读的立场，还是根底于历史，忽略了神话属性。
历史的合理性与神话的合理性不同，“混淆”一说是基于历史的合理性而言的，历史思维的时间与空间不同于神话思维，有始有终是历史思维的基本原则，而神话思维则享有无始无终的特权。
因此，我们面对神话传说，切忌用历史思维的有限性去解读，而应回到神话思维的本来面目，用无限性的方式，做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解读。
从神话到历史，《山海经》的世界，贯穿了三个时代，包含了两个中国。
三个时代，分别是彩陶时代、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从彩陶时代到玉器时代，是文化中国从滥觞到形成的时期；从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的过渡时期。两个夸父的形象，就是在这三个时代的更替中形成的，在对两个中国的追求中，表现了不同的命运。
红陶人面像，残高 15.3 厘米，宽 14.6 厘米， 甘肃天水市柴家坪出土，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五千二百年）。
夸父逐日，是在彩陶之路上兴起的对于文化中国的追求；参与蚩尤与黄帝大战的夸父则投入对王朝中国的追求中，在王朝中国兴起的第一场战争中被应龙杀死。
两个夸父的形象，反映了两个中国的存在。虽然同归于死，但在文化中国里，用了神话思维，可以死而复生，可以在万物一体中转化。后世作为文化中国标志的桃花源，据说，就出自夸父化作的那一片“邓林”；在王朝争战中被杀死，用史官文化来看，便是死有余辜，还要口诛笔伐，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两个中国里，其命运竟然如此不同。
但我们所喜爱的，还是那个逐日的夸父，在神话思维里，他大概不会有那些科学带来的烦恼和现代化的困惑，他大概不太在乎大地是扁的还是圆的，地球能自转为什么还要公转，当然也就更不会去追问究竟是地球中心还是太阳中心这些意识形态问题了。
我国史前神话思维，看来便是个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不光万物一体和万物有灵要以人为尺度，人对于自身所做的神性超越，亦表现为神人两重性和神人一体化。
通常，我们都说希腊神话的特点是神人同体同形，并以之为标准，来衡量我国的神话，而曰中国神话意识短缺，乃先天不足，属于历史性早熟，过早地被历史化了。此一说法，亦不尽然，盖因《山海经》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万物一体和万物有灵的神话世界的样式，举凡山川、物产、灵异、奇瑞、志怪、灾变、传说尽有之，而非纯然关于神的故事。
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紧接着“夸父逐日”的，是“精卫填海”和“刑天造反”的故事，陶翁诗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精卫填海”的故事，就像“愚公移山”一样，至今，仍为人所乐道，不过，不是作为政治神话的样板，而是作为民族精神的标志。可是，太熟悉了，人们反而不以为然，就如同人们常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并不真正懂得它所具有的深远的文化价值。
《山海经》中的精卫
“精卫填海”一说，始见于《山海经·北山经》，曰炎帝有女，名曰女娃，溺于东海，化为精卫鸟，衔西山木石，来填东海。
如果说“夸父逐日”是人类第一次以直立行走的方式进行的地理大发现，以此确立了天人关系的地理坐标，那么“精卫填海”则是人类在大地与海洋的进退中的自我选择和自由意志的表现。海岸线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它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被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能动性地改变——唯有人能使沧海变桑田。
而刑天的故事，则见于《山海经·海外西经》，说他“与帝争神”，“帝”指黄帝，“争神”，也就是发生了争夺神权的战争，结果，刑天被“帝”斩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起斧子和盾牌，继续战斗。正是在这样的神话里面，埋藏着古代王朝国家起源的叙事。古代国家起源，固然要有相应的地理机会和文明条件，但最直接的动力因，便是战争。王朝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即起源于《山海经》中从神话到历史的那一次炎黄之战。
“刑天”，乃炎帝之属，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在交战中他被黄帝砍头。头之于人体，本居于身之顶端，头顶之谓“天”，加一个“刑”字，也就是砍头了。由此我们可见史官文化的笔法，对于此次交战的性质，仅以用刑视之，连征伐都谈不上，是权力合法性的拥有者对非法者的用刑，把失败者那颗好战的头颅砍了，因其罪恶滔天，故称“刑天”。
《山海经》中的刑天
而原始神话，显然不这样看，它哪知有什么“刑天”？它既不知合法与非法，也不提正统与非正统，这些都是史官文化所强调的，历史观念中的成王败寇的战争，何等严峻？可在神话中，“与帝争神”的战争，却以顽童换头游戏呈现出来，没有一点阴暗面。
历史观的战争，素以成败论，而神话式战争，则因其在万物一体和万物有灵的背景里发生，故能“大而化之之谓神”，而为神通论。
用历史眼光来看，“刑天”失败了；若以神话取向，则因刑天多变化，而显得神通广大。陶诗叹其“猛志”，即有感于他以自由意志的游戏的姿态挑战黄帝。若据神话思维，斩首非神话，变化才是，变化没有得失，只是改变了方式。黄帝没有变化，不像个活泼的神话样子，没个原始的自由款式，却有坐标一样的确定性，可以作为史官文化的标志。从神话到历史，进入历史幽暗处的是黄帝一系。
上古时代，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是人与动物关系的亲密期。人类通过动物来认识自己，且以动物属性为自己命名，这在古文明里具有普遍性。
在欧洲，古希腊人，有的就以熊、蚁、蛇为名，而古罗马军旗上所绘狼、马、野猪、鹰、牛，即为当时五氏族之名，不列颠也有人以野猪、乌鸦、熊来命名氏族和姓氏，就连格林童话中的帝王，也多以马为名。
而中国古姓字，究其原始，往往出自动物象形，如作为女性始祖的姓氏的姒、妫、姜等，或为蛇身自环，或为手牵象鼻，或为女挂羊头，这是在姓氏中留下的动物性的标志。
清初萧云从《女娲》（选自《离骚图》，刊印于顺治二年）/wikipedia
这还是单一姓氏对动物个别性的认同，若要匹配相应的国家认同，对象就不应该是个别性的动物，而必须是能将多种动物综合起来的统一体，于是，体制化的龙应运而生。
《山海经》里最有名的龙，是应龙，这是一条与国家起源有关的龙。《山海经·大荒东经》里说，应龙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复上”就是回到天上。这说明应龙本是天上飞龙，飞必有翼，翼则为鸟。当然，这些都是后人推测，《山海经》未这么说，但它或许早就开始体制化了。
上为胡文焕（明）所绘之应龙；下为中华民国海巡署臂章：金黄色应龙象征保护疆域和沿海以及维护人民的安全。
这是第一条从图腾世界进入历史范畴的龙，尽管是带着神话思维的尾巴并且是以传说的方式进入的，但它在传说中，不仅是一条“打天下”的龙，曾帮助黄帝打败了蚩尤，还是一条“平天下”的龙，又帮助大禹平治水土，定九州而立中国，这样的龙，怎么看也像是一条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体制龙。
就龙的结构 - 功能而言，《山海经》里的龙，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龙的人本结构，与后世的图腾集合的动物共同体的龙有所不同，它体现了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是万物尺度的人本思想，还没有形成关于龙的大一统。我们试想一下，那人体之龙，岂非就像人一样能直立行走？在大一统的追求中，我们几时见过会直立行走的龙呢？还有人首之龙，从龙体长出人头，龙岂不就像人一样会产生自由之思想？
《九龙图卷》陈容画（南宋），现藏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wikipedia
在谈到龙的作用时，《山海经》主要强调了龙能行雨。计蒙是雨师，雷神能催雨，烛龙和应龙也都是能呼风唤雨的神，尤其是应龙，它待在哪里，哪里就多雨，《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应龙杀了蚩尤和夸父后，便去了南方，所以，南方多雨。看来，大暖期过后，出现过干旱炎热的时期，后羿射日，便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状况。
我们读《山海经》，所见多怪物和荒丘，难得一见绿水青山，很少看到郁郁葱葱，这样的地貌，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期干旱、炎热。为了求雨，而产生了对龙的需求。
《山海经》里的龙，是人的主体性的反映，后来，这种主体性从龙身上消失了，究其原因，便是神话龙被体制化了，人的主体性被对象化到体制中去了，产生了体制化的代表——真龙天子。
他的一切，从国家的制度安排到日用起居，都与龙有关，穿龙袍，坐龙椅，睡龙床，乘龙车，龙成了国家体制化的象征，就连江山，也以“龙脉”视之，而朝廷，则被称作“龙庭”。晚清国家意识觉醒，要有一面国旗来做国家的标志，垂死的大清朝连想都没想就用龙做了国旗，可是不久“会死的龙”就同真龙天子一起死了。
黄龙旗，亦称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晚晴开始采用的代表大清国的国旗/wikipedia。
政治龙死了，可文化龙还在，真龙天子死了，“龙的传人”还在。
“龙庭”崩塌后，龙脉安然，“龙的传人”，依然举着应龙祈雨，来求个风调雨顺。如今，这样的活动，远离了《山海经》那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表现为集体无意识，已不可能向着神话龙回归，因为，体制龙死了，并不意味着神话龙复活。
若问《山海经》里的“人龙”何在？或曰，那“人”被“绝地天通”给“绝”了，人皆自以为神的自然存在被体制化的神性管控了，国家体制龙取代神话传说龙，帝王龙取代人本龙，体制化的“龙的传人”不再属于众人，而是有了一个唯一的代表，他自称“寡人”和“余一人”，把自己当作龙体，穿龙袍，坐龙庭，传龙脉。大家都称他为“真龙天子”，把他的子孙叫作“龙子龙孙”。这一家子“龙行天下”，便成就了个“家天下”。
本文摘自《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
(文字有删改；除注明来源，图片均选在此书。）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中信·见识城邦
8000—6000年前，是中国《山海经》的神话传说时代，当与考古和艺术资料结合考察时，河姆渡的伊甸园、史前闽越人的生活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而6000—4000年前北方的彩陶文化和南方的玉文化，经由良渚人从东南到西北的扩散，构建了一个良渚化世界，这就是一个以玉作为核心的礼制文明和审美国度——文化中国。这是文化中国的源头。
作者：刘刚 李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