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保卫战是抗战尾声中国战场上最后一场由日军发动进攻的会战,抗战正面战场随后由防御转入反攻。日本战败,芷江成了日军的乞降地。
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内一幅描绘芷江受降仪式的油画。摄影:曾宇
1945年8月21日,抗战来到尾声,侵华日军正式投降之前,派出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为受降使节,在湖南省芷江县城东七里桥与中国陆军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所有事宜,史称“芷江受降”。
芷江受降标志着侵华日军开始同中国政府接触讨论投降的具体细节。随后的9月9日,中国战区范围内的侵华日军在南京正式无条件投降。作为日本向中国乞降的地点,芷江因此声名远播。
选在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商讨投降细节,主要是因为芷江建有当时远东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也是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还是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即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总部。
参与洽降的日方人员有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中方人员有总参谋长肖毅肃、副总参谋长冷欣;美方人员有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电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一、日军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江西玉山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在现地点,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在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副总参谋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机飞至杭州等候尊命,再起飞玉山,敝处使用双引擎发动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由于玉山机场跑道被雨水损坏,当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受降地改为湖南芷江,并通知日军投降使节于21日到达芷江,需随带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地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等表册,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
之所以成受降地点,最重要的还是芷江厚重的军事背景。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曾告诉《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芷江机场为中国战区第二大军用机场,又是对日战略反攻的前哨阵地,不仅机场上拥有数百架飞机,具有强大的空中实力,而且在其周围驻扎着大批中国地面部队。这对日本方面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压力。因此,可以发挥解除日军降使的精神武装,打掉其嚣张气焰的巨大威慑力。”
国民政府的考虑是正确的。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国芷江机场:“从飞机上方俯视芷江飞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的加以铺装,但是分散隐蔽在各处的飞机却有数百架之多。我在逗留期间看到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的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及其他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同日,从昆明和全国各地到达芷江的各方面军的司令官有:第一方面军卢汉、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及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张雪中等。
8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是陆军前进总部,陆军总部奉命办理全国洽降事宜。具体内容是:
一、准备接待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洽降代表;
二、规定中国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迅速将部队运往各沦陷区;
三、成立南京前进总指挥所;
四、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
五、二十一日举行投降仪式,考虑军衔对等原则,派萧毅肃参谋长主持,陈应壮少将改佩少校军衔负责接待日本降使。
8月21日,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八人,乘日本飞机自汉口起飞,在盟军飞机监护下由汉口飞抵湖南芷江。
8月21日11时,日本投降使节今井武夫等一行八人乘机到达芷江。下午,中国战区中国接受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
受降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8月21日下午3时20分,今井武夫等洽降代表四人脱帽入室。四人走过空位,对着萧毅肃将军深深一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般挺直的站着。
萧毅肃神色严肃的请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却并不还礼。萧毅肃将军的二儿子萧慧麟在《萧毅肃将军佚事》一书中解释说,这也是事先安排好的:“中国当时没有受降的经验,日本向国外投降也是第一次。所以当时把德国在柏林投降的方案拿来参考。后来我父亲对我们说,对待日本投降,我们要保持尊严。他们向我们敬礼是应该的,但我们就不必还礼。”
洽降过程中,今井武夫一直在使用“停战”的字眼代替“投降”。这一点引起了萧毅肃等人的警觉。萧毅肃怒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经广播了日军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然后促使今井武夫等人交上身份证明,并要求今井出示洽降的授权证明。
验明正身后,根据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今井武夫交出了中国战区、越南日军兵力配置图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备忘录由工作人员以中、日、英三种语言高声朗读:规定在中国战区内,计中国大陆(东北三省受雅尔塔条约之限由苏军控制)、台湾、澎湖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管全部投降。
至8月23日,中国谈判代表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1至第5号交今井武夫转冈村宁次,详细规定了中国受降的事项。8月23日下午,受降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召见了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并告之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定为南京。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日本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字见证。
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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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战役(日称“芷江作战”),是抗战后期中国战场上最后一场由日军发动进攻的大型战役。主要作战时间为1945年4月至6月,战场位于湖南中西部。侵华日军此战主要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攻略战”。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
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胜利告终,标志着日军中国战场攻势的结束,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机场的企图。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会战损失部分,国军自认伤亡20,660人,其中阵亡7,737人(含823名军士官)。日军损失方面较有争议,日军官方战史一直充斥数字不实、语焉不详的状况,最初承认1.1万人伤亡(其中5,000人战死),后又调整为1.5万人“因病”伤亡。
国民政府宣称毙伤日军36,358人(其中击毙12,498人),这一战果也存疑,击伤数据可能被高估。目前较被接受的说法是,日军在整场会战共伤亡2.7万人。
根据国民政府1946年的统计,抗战八年期间,国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伤亡3,227,926人、病亡422,479人,总计损失超过365万将士,其中将级军官阵亡超过200名。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一书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抗战八年期间,共军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的作战中,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
2015年7月1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吹风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提供的数据显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共计380余万。
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中国战场兵力为186万人,其海外总兵力358万,在华兵力占其海外总兵力的50%以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
对中国在二战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巨大贡献,美苏英“三巨头”是这样评价的:
罗斯福: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斯大林: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丘吉尔: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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