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卡特勒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出言必失和对路标的痴迷之后,终于收到了一份真正奏效的医生意见。
“阿斯伯格综合征”比我想象得更加丰富多样……汤姆·卡特勒在自己布莱顿的家中 图片来源:MartinGodwin/The Guardian
9月某天,凌晨4:30,天还黑黢黢的,我突然惊醒了。当时我立马知道出事了。
家中寂静无比,我能听到躺在身边的妻子均匀的呼吸声,但我却感到格外不自在。我的脉搏跳得飞快,浑身又热又冷,我的皮肤如针刺般地疼痛,我就像刚赛跑完一样大汗淋漓。
我转过身准备下床。我平时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此刻眼泪开始从我鼻子两侧滑落,和如雨般流下的虚汗交织在一起。我喝了几口水。此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某种恐怖的情绪突然笼罩了我——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种感觉真切而骇人。我的死期到了。
我摇着妻子的手臂:“快起来!”我气喘吁吁地说。“我感觉自己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她醒了,冷静地听完了我的话。我的妻子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她跟我不一样。我的特点是冷酷、严谨、爱挖苦、喜欢暗中观察、容易情绪低落和心烦意乱。她思考了一会儿,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说:“你这是惊恐发作(panic attack)了。”
这次惊恐发作貌似突如其来,但长期以来,一直有蛛丝马迹表明我出了问题。我会在半夜惊醒,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东想西想,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无论是金色的夕阳还是一顿美餐,都无法唤起我对生活的满足感。我的兴趣爱好也不再令我愉悦:变魔术、研究印刷排版和英国的路标曾经一直是我的快乐源泉,但我现在却对它们产生了些许厌恶之情。家族的朋友都发现我工作很辛苦。一次在酒吧吃午餐,他们一边吃着烤牛肉一边畅谈正欢,我狼吞虎咽地吞下了一个三明治,桌上的其中一个人马上尖刻地问我:“怎么从不见你细细品味你的食物呢?”我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来的疏离性情正在破坏我与朋友的友谊。有人跟我说过,当我以为我在微笑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在皱眉。最近有人给我看了我在别人婚礼上的照片,我被这些照片震惊了。我周围的人都美美地笑着,而我却看起来非常不开心。
但我婚姻幸福,身体健康,还写过几本远销海外的畅销书。所以为什么我的胃里一直有个结呢?早上我起床去看社区医生。她问我感觉如何。
“我也不太清楚,”我说,“我只是感觉不太对劲:有点儿‘空落落’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法应对社交场合了。”
她给我做了个体检,然后果断地点点头。“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但你的确看起来十分紧张。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焦虑的人吗?”
当时我还没有真正把“焦虑”跟自己联系起来过,但也许这个词就能让我的胸闷症状、我的来回踱步,以及我在午饭时因为某个朋友迟到了一分钟而积郁的愤怒情绪说得通了。
“可以用焦虑来形容我,我觉得。”我说。
“你焦虑的是什么?”
“活在这个世界上。”
她给了我一个坦率的笑作为回应。
我的社区医生说,会先尝试几次认知行为治疗,再决定要不要开抗抑郁药。这个治疗对我没有多大效果,但在最后一次治疗中,我终于看到了曙光,我的心理医生说:“我认为你的问题跟我们先前以为的不太一样,汤姆。”
我做好了迎接结果的准备。
“你说你觉得社交场合对你来说‘不堪重负’,你已经教会了自己如何融入大家,但你却总觉得自己戴着虚假的面具——人们觉得你冷漠疏离;你总身着奇装异服;而且你对路标有着特别的兴趣——在前面有次疗程中,你说了一大堆有关伦敦地铁地图的事儿。”
“我说的其实是线路图,不是地图。”我说。
“你看看!你这个人讲究细节,严守规则。你追求字词定义和标点符号的准确性,确保谬误得到修正——并且在必要时会进行说教式的打断。把这些合起来看,我想我们也许已经有了结论。我认为你也许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它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种。”
“不可能,”我的语气很坚持,“我曾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患者共事,我也读过这种疾病的相关资料。它的症状跟我对不上号。”
我的心理医生画了一条线。“你遇到的那些人可能在谱系的这个范围,在较远的一端;而你在这个位置,你的症状比较难以识别。想想看,汤姆。回去读读相关的材料,然后下次回来再告诉我你怎么看。”
我一直知道我跟这个世界相连接的方式有点与众不同:我似乎对许多事物的感知比别人更加强烈。我尤其受不了噪声和异味。超市总让我感到不堪重负:因为其闪烁的灯光、簇拥的人群、大声的喧哗、混乱的货架、铺天盖地的标签、各种各样的气味,还有五花八门的广告。
但社交的烦恼则比这些严重得多。跟别人闲聊对我来说是难如登天的一件事,而且在我记忆中,派对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一种特殊的折磨,会提前数日激起我无声的恐惧。我清晰地记得,在我七岁的生日派对上,其他小朋友开心地玩着游戏,而我站在一边无法理解地、厌恶地看着他们,一股无形的力场不知怎的把我和他们隔开了。
数年后,我进入大学主修艺术,当时大家经常会举办波西米亚式派对。我强迫自己去过几次,但通常最后都会落单,只好流连在书架边或是盯着我的杯底看。我总是容易失言,所以别人老觉得我冒失无理,或者惊人地粗俗。有一次在一个派对上,我又失言了,而且是大错特错的级别,女主人当场哭了。“把他赶出去!”她大喊,几秒钟后,我便已经手里拿着外套,人在门外了。我最后在雨中走了三英里(约合4.8公里)才回到住处。
有时候别人会说我过于挑剔。面对别人马虎的烹饪,或者婚礼请柬上的拼写错误时,我时常不得不克制自己别去挑错。挑错实乃百害而无一利。沉痛的教训已经让我认识到,别人并不想看你一直对他们挑三拣四,也不想听你指出他们的不足。有个女人曾经对我说:“你把一切都毁了。”
我一直更为擅长其他领域。我从小就对几何学和语言机制格外感兴趣。我喜欢研究关于语体的微小细节,而且觉得语源学让我很有收获。在我看来,言语交际就像工程师的工作一样,我擅长于识别一个句子中的关键结构,就像工程师能够辨认出一座铁桥上最重要的部件一样。
当我阅读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相关资料时,我发现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会不自觉地、异于常人地过于关注某些事物,他们关注的东西以机械式的,或者是系统化制度化的居多。它们可以是公共汽车时刻表、人体、昆虫学、语源学、杜威十进分类法、龙卷风、汽车引擎、旗帜、电影、游乐场的娱乐设施以及其余上千种稀奇古怪的事物。我的其中一个特殊爱好是研究夏洛克·福尔摩斯。说来也奇怪,心理学家乌塔·弗里思(Uta Frith)教授在她1989年的著作《自闭症:揭开谜团》(Autism: Explaining the Enigma)中写道,福尔摩斯的行为就像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他面对其他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不在焉,以及他对某些特殊观点的专注与痴迷便是典型的症状。福尔摩斯是应用化学领域的专家,同时他也对报纸排版、烟灰、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破译密件、自行车轮胎、音乐以及伦敦各种各样的泥土有着专业研究。
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中时常会出现工程学和音乐奇才,文学大师亦很常见。尽管我们无法对已逝之人进行临床诊断,但我们可以在许多杰出的作家身上发现自闭症的踪迹。英国诗人WH.奥登曾有这种疾病的许多症状。他步态笨拙,喜欢收集帽子,衣着怪异(他曾穿着绒毡做的拖鞋出入公共场所),说话像白开水一样单调平乏,而且总爱回避别人的目光。他还有一个怪异的特点:喜欢盖着重重的毯子睡觉。他有一次直接睡在了卷好的楼梯地毯下,还有一次盖着一幅重重的油画睡着了。
另一位语言工程师是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他不擅交际,喜欢研究领带、犯罪小说和英国童话作家碧翠克斯·波特。他收集了很多纪念品,并且对它们摆放的位置相当讲究。拉金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实在再适合他不过了。他在赫尔大学的干事说,图书馆还未建成时,他每周六都会去一趟,而且服装搭配总是很奇怪,比如粉色毛衣配黄色袜子之类的,他每次来都要拍照记录房梁的建筑进度。
我也对土木工程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还喜欢研究车辆牌照的印制,还有观察视力表上那些跟字母长得很像的小符号。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英国的路标。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印刷排版术:它创造了一个由秩序、规章、细节和法则统治的世界。毕竟,这个句子末尾的句号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小黑点儿,而是按规律布置的网格上的两条线的交点。我发现跟句号相处比跟人更简单。
阿斯伯格综合征比我想象得更加丰富多样。而且如果我的心理医生说的是真的,它将影响我的一生,破坏我的人际关系,让我陷入尴尬的境地,导致我的言语举动扭曲变形。我决定了,我必须让自己得到正确的诊断。
我联系了自闭症专家莎拉·亨德里克斯(Sarah Hendrickx)。我在理解他人和与他人相处方面有障碍,也许她能解开我的症结。在填写了各种各样的调查问卷,接受了几个小时的询问之后,她平静地对我说:“我认为你患了阿斯伯格综合征。”
以下是我的“自闭症谱系障碍评估”,一份更加正式的报告:
汤姆是一个实在的思想者,他在理解他人和领会社交信号方面有困难,这导致他在社交场合中常表现得尴尬和笨拙,并且对他人的情感有理解障碍。他有几个特别感兴趣的终生爱好(包括研究路标和道路类型)。汤姆的焦虑和抑郁经历可能与这种非典型性认知以及该认知对“融入感”产生的影响有关。
阿斯伯格综合征:原来它是这么回事儿。在最后,这种病症让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孤身一人,以及我的生活为何总是与他人脱节的原因。我本以为自己暴躁易怒,其实我并不是;我本以为我孤独离群,其实我并不是。我只是一个不自知的自闭症患者而已。
诊断结果出来后,我决定出去散散心。我有很多需要思考的东西,但我并没有毫无意义地东想西想,而是感到一种令人慰藉的平静笼罩了我: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伴随了我四十年的抑郁情绪已开始逐渐挥发消散。
本文作者汤姆·卡特勒(Tom Cutler)的新书《快让路:我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冒险》(Keep Clear: my adventures with Asperger’s)由Scribe出版社出版。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