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太没出息了我，还没开始说就先哭了一场！”坐在沙发上的席慕蓉把眼镜微微下拉，手指探进眼窝，擦掉打转的眼泪。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这个动作她重复了五次。

很多人知道席慕蓉，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她被塑造成一位细腻敏感的抒情诗人，擅用优美的词句阐释和表达爱。她也被解读成了情深意切的思乡者，在海峡对岸持久凝望故乡。

1980年，席慕蓉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一棵开花的树》，这首诗后来被选入大学语文教科书。有人把这首诗和郑愁予的《错误》相对照，认为《一棵开花的树》是一个女子的爱情观，“我哒哒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则是男子的爱情观。席慕蓉很生气，“怎么把我的诗这样子在教科书里定性啊？”后来朋友劝她：“你放心，有的学生比老师还聪明。如果一百个学生里面，有一个晓得不是这么回事也就够了，对不对？”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她又被挪用为鸡汤名言的代表人物，诸如“席慕蓉最美19句话，第几句感动了你”这类文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流传。她的诗歌被肢解、被拆分，脱离开原来的语境，以碎片化的“语录”形式，“抚慰”着现代人空虚寂寞的心灵。

上述种种对她的误读、窄化和扁平化解读，都会在席慕蓉本人面前不攻自破。当这位声若洪钟的76岁老人站在你面前，用带着台湾腔的普通话讲述她的蒙古血统，又或者偶尔切换到一口流利的粤语时，她盘根错节的个人历史以及背后映照出的家族、民族和国运的流变令人震撼。

1943年生于重庆，1949年迁至香港，1954年迁至台湾，1989年第一次造访心中的原乡蒙古高原，种种辗转让她对故乡既疏离又靠近，她在流离中成为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一位文化的转译者。

“我一直活在一个转译的世界里。”在席慕蓉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给记忆命名》中，她这样写道。“当你年深日久地处在原文之中，有时距离消失，你反而会对她一切的独特之处，视而不见了。我的幸运，是不是因为心中一直有着渴望，而实际上又对眼前的草原一无所知呢？”

“为什么当你隐入群体，我们却必须世代为敌”

这样武断地以绝对轻视的观念来侮辱另外一个民族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我们不能帮助人就罢了，怎么还能诋毁人呢？

——摘自席慕蓉日记 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 印度洋

1954年，席慕蓉跟随父母从香港迁至台湾，入读北二女（今中山女高）初中二年级。也是从那时起，她有了记日记的习惯。自幼跟随父母辗转各地，席慕蓉在不同学校短暂停留，无甚朋友。后来去了香港，由于不会说广东话，也经常遭到同学排斥。到台湾后，日记便成了席慕蓉的亲密朋友。她在日记里诉说自己的孤独，也吐露考试和成绩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关乎个体，还关乎种族。

在1959年6月2日的日记中，席慕蓉写到父亲对她的一次责骂。“本来人人都夸你好，而且都传到屏东去了，说你在北师挣下了好名声，蒙古学生品学兼优，到今天如果不及格破坏了一切，不许你这样，你毕业考不能再给我考坏了。”席慕蓉不仅是一个个体，她还代表着“蒙古人”这一群体。

虽然在初中二年级前，她一直不认为蒙古人和汉人有什么区别。她和朋友相处融洽，从不以民族做区分。但后来的一堂地理课伤了她的心，她至今谈起这段往事仍会落泪，也不愿意回想或者描述这位地理老师具体说了什么。在那堂课上，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老师戏谑地将“游牧文化”解释为对他人的歧视和排斥，“那天全班同学都在大笑，下课后同学和老师都若无其事。”

这些在老师和同学看来平平无奇甚至有点好笑的事情，给席慕蓉造成了巨大的震荡。作为一个五岁前接受蒙语教育、成长于蒙古文化环境中的孩子，她在家庭中接受到的对于游牧文化的解释，和她在课堂上听到的有着天壤之别。

长大后席慕蓉逐渐意识到，那位曾经在课堂上冒犯她的老师对于游牧文化的认知，也来自她的老师。而那位教授知识的老师，对于游牧文化和蒙古文明的理解，也仅仅限于书本或者既定的历史，未曾亲历。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是容易的，而一旦个体携带上群体和族群的属性，相互的交流和理解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在后来创作的诗歌《蒙文课——内蒙古篇》中，她这样写道：

当你独自前来 我们也许

可以成为一生的挚友

为什么 当你隐入群体

我们却必须世代为敌？

在21岁启程去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的路上，途经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时，因族群偏见，席慕蓉和同行的友人起了争执。友人根据眼前景象——不够干净的街道和不够富裕的人民——妄下定论的偏见和轻视激怒了她。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总觉得，怀疑别人，是一种罪恶，虽然他们的街道是脏了一点，他们的人民是穷了一点，可是，你不能说凡是穷的人都会偷东西，都会抢东西呀！” 她反对武断地以绝对轻视的观念侮辱另一个民族或种族，也反对在不加了解的情况下对一个群体妄下定论。这种对于群体偏见的反抗，与她自幼经历的辗转和离散息息相关，也构成了她书写的重要母题。

一代的离散与永恒的欠缺

也许我有一天回家了，回到我明驼瀚海的故乡，我眼看着蒙古的一切在面前兴旺起来，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向成吉思汗我伟大的祖先致敬，愿先祖英灵佑我，到那时，我便没有愁意了，我的‘终身之忧’已获得解脱。

——摘自席慕蓉日记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北

16岁时，席慕蓉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终身之忧”——无法返乡带来的愁意。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直到46岁前，故乡一直存在于她的想象中，存在于父母和外婆的话语中。

席慕蓉生于一个蒙古族家庭。她的母亲叫巴音毕力格，汉名叫乐竹芳，家族世居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曾是“国民大会”蒙古察哈尔八旗群代表。父亲叫拉席敦多克，汉名席振铎，曾任民国时代政府参政员、立法委员。抗战胜利后，席慕蓉的父亲在南京和朋友们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名叫“安答”的团体，集结了诸多年轻的蒙古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与外国友邦之间寻求对内蒙古自治的支持。

一切的期盼落空后，父亲“从边缘再退到更远的边缘”，先是远走台湾，然后再到欧洲，教授蒙古语文。88岁时，父亲逝世于莱茵河边的一间医院，终生再未踏上高原故土。席慕蓉在一篇名为《安答》的文章中写道：“那个曾经何等期盼过的热血青年，所有的豪情壮志被现实一一击败。历史的书写从来不会由弱势的族群来执笔，真相也因而逐一泯灭。”

历史的洪流不仅决定着成王败寇，也改变了个体家庭的命运。1949年之后，席慕蓉跟随父母一路辗转，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地区。年少时，席慕蓉心中的故乡都是从外婆和父母亲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的残破形象。比如听过多次的宣化城城门，又或者是经棚，再或者是外婆当年跟着战败的外祖父慕容嘎穿过隔壁到达蒙古的故事……

她的外祖母与父母一直“不愿回顾”，“从我母亲，从我外祖母的记忆里，有些什么更美好的质素早已完结，成为零散、紊乱以及极为矛盾的碎片了。”席慕蓉的亲人让历史的线索就此中断，那个她曾以为的甜蜜家庭，实际上是一块小小的浮木，“漂浮在一处遍体鳞伤的时空之中。”她后来才意识到，这些中断了的线索，并非只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它还包含了“很多难以具体说明、但又确实更悠长更深远的时空的连接”。

席慕蓉2014年曾受邀参加克什克腾草原上的一场学术会议。她深知自己并无资格出席这样的学术会议，只是朋友出于一番好意请她回来草原一聚。在那个支起在辽阔草原上的毡帐里，她听着世界各国学者关于克什克腾历史的学术报告渐渐感到“寂寞和怅然”，席慕蓉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写道：“第一次，我在故乡的草原上迟疑自问，尽管我父属察哈尔，我母属克什克腾，此刻，在一篇论文之前，我，怎么竟然就如同一个言语不通无知无识的多余的人？”

巧合的是，在场一位学者凑近她，并示意她打开论文集第59页，眼前这篇论文的标题中赫然写着她外祖父慕容嘎的名字，这篇论文的作者甚至向席慕蓉展示了他的一份研究材料——她的外祖父以毛笔书写的一封蒙文长信。从未蒙面的亲人以这种方式在草原相见，用一种席慕蓉不通的语言，用这种穿越漫长八十年岁月的巧遇。之后她应邀上前，为在场学者指出了这位作者手里的合影中哪位是才是赫赫有名的慕容噶。席慕蓉感慨道，近百年对一个正常的地方史志的记录而言实在不能算是悠长，而在这片土地上，记忆完全断裂了，甚至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已经没有肖像可供后世学者查证。那一瞬间的确定而恭敬的指认，既指向草原的过去，也指向草原的未来。

 “一代或两代的离散，如今就终于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永远的欠缺了。”席慕蓉写道，而在“得以踏上蒙古高原故土、得以亲炙那古老的文化，靠近我血缘里的族群”之后，作为“一个单一、渺小而又短促的存在，在时空的坐标间里”，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切记录只是试着来翻译而已”

天地万物才是生命中所采用的原文，一切的记录只是试着来翻译而已。我一直活在一个转译的世界里。

——摘自席慕蓉日记 二〇〇三年九月三十日 淡水

1989年8月31日，在46岁这年，席慕蓉第一次踏上“回乡之路”。从那时候的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她忐忑与兴奋交织的心情。席慕蓉从北京出发，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搭乘草原列车，在张家口下车。随后改乘汽车，经过大境门和中苏红军纪念碑。也是在这条路上，她的二伯父在1936年因反对日本干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遭遇暗杀，年仅42岁。

席慕蓉终于见到了魂牵梦绕的草原，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原文”。那是“极美的草原，无边无际的起伏，蓝天上云朵如块状群列，第一次看到那么整齐的云朵，那么干净的草原，却又觉得分明见过”。次日，她又见到了“弯弯的大山谷，在广大的草原中间，有一群人列着马队在等待着，聚集的队形如一弯新月”。也是那天晚上，在初识的亲人入睡后，席慕蓉独自走到草原的深处，她站在年少时的父亲曾经辨认过无数次的星空下，站在父亲曾经奔跑过无数次的无边大地上，嚎啕大哭。

后来席慕蓉也去了年轻时的外婆横越过的戈壁滩。“月亮初升之时，大地颜色深暗，等到月亮逐渐升高，戈壁滩上草丛极为清楚，地面越来越亮，天空云层平展，如大笔挥过的笔触，天空很明亮，从灰蓝色逐渐下降为青玉色，与地平线交界之处，透明有润光。”

回看第一次返乡路，如今76岁的席慕蓉感叹道：“我当时以为这一生不会回来了，不能回家就是我的‘终身之忧’了。到四十多岁可以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回来的太晚了，可如今离我第一次回来，又过了三十年了。”

不论是家族辗转的命运和历史，还是蒙古高原苍茫寥廓的天地万物，当席慕蓉真正置身故乡，才意识到语言的苍白无力。“对蒙古的天地万物的描述，再怎么精确也只能算是译文的程度。”席慕蓉在2003年9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她把天地万物比作原文，把写作比作转译的过程。归根到底，一切的记录，都只是翻译。而此前她听到的一切转述，都比不了身临其境带来的那种震撼和冲击。

即便语言无力，她仍然尝试去记录、去转译，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译文了解原文。席慕蓉2011年的新书《以诗之名》收录了一组“英雄组曲”，一共三首叙事诗，取材自《蒙古秘史》，对成吉思汗的事迹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

叙事长诗对擅长写抒情诗的席慕蓉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也是她发自内心的、不得不触碰的题材。这种“不得不”的背后是她近年来在故乡行走而得到的一种感召，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愿望——她认识到，自己身边并存着两个甚至是多个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草原上族人心中世代传诵着的英雄人物，在汉文史书上记载的却是极为表面的功过（甚至误解）。”席慕蓉不愿武断地下结论，说汉文史书上的记载就是错误的，但她总觉得那样的解释和描述离游牧民族的时空真相太远太远。“英雄自身的襟怀抱负，他们内里的孤独和悲欢要如何去揣想，去书写？”

于是她开始创作一系列叙事长诗，试图通过诗歌的语言去还原曾经的金戈铁马，去揣摩如今被遗忘被掩埋的历史人物当年的意气风发。在和叶嘉莹聊到“英雄组曲”中个一首《英雄噶尔丹》时，席慕蓉坦言，从前的自己写诗时从不强求，而现在的自己却一再要求自己去写，“仿佛是一种日里夜里都放在心上的愿望一样，很难解释。”

探索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席慕蓉谈到了她在第四首叙事诗《英雄博尔术》中犯下的一个错误。在叙述可汗的西征大军在托雷皇子进攻你沙不儿城时，席慕蓉在“以牦牛和骆驼载运，与炮兵同行”之后，自作主张地加上了四个字：“步兵随后”。而实际上，当年大军西征时，并没有步兵。

席慕蓉发现这个错误时，这首长诗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阅读和至少四次仔细校对，诗集的简体版已经在北京印制完成，作家出版社已经开始发行。席慕蓉的朋友们安慰她道：“你从小是在汉文化的教育体系里长大，恐怕有很多影响连自己也不知道。”

在很长时间内，席慕蓉都无法原谅自己犯下的这个荒谬错误，直到看完《我给记忆命名》全书的初校稿，她终于决定和自己和解。“或许还是会不断地出错，或许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渺不可及的目标，可是能够走在这条回家的长路上，不也是靠着在自己的生命里已经是共生状态的两种文化的滋养吗？”

“难道只有有楼房的工业文明才叫现代文明吗？”

虽说“仙境”是每个人的向往，然而“故乡”却是属于一个特定族群私有的宝物。如何让这宝物不因他人的轻慢闯入而变为一处只是供应众人消费（甚至浪费）的“仙境”？

——摘自席慕蓉日记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台东

“回家”并未如席慕蓉所料，解除她的终身之忧，反而给席慕蓉带来了新的哀愁，甚至是愤怒。

2005年，席慕蓉曾经参观过一间小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挖了很多凹槽，底部平，上方拱。远远看去，像是一座座墓穴，走近一看，才知道每一个墓穴内放着一副马鞍。身边的馆员得意地向她夸耀，他们有着多么丰富的马鞍收藏。6年后，她站在河西走廊某个城市一座新盖好的巨大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开始思索，如果一个牧民把他的最后一匹马卖了，马鞭要丢在这个偌大的广场的哪一个角落。

2007年，席慕蓉来到大兴安岭北麓的敖鲁古雅，看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山中小镇。当地以封山育林的名义，将原本居住在此的、与森林共生的鄂温克猎民迁移下山，可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华人投资的狩猎场。原来的砖房被用木片包装起来，“伪装”成山中狩猎的小木屋。外围以“护城河”装点，通过吊桥式的大门来控制通路。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草原深处，也发生在台湾，冥冥之中构成了一种时代的呼应。2012年，席慕蓉在台东美术馆办画展时，顺便到县道一九七骑车。当地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原住民生活状况的改变让她发出感慨：“相对于台湾早先的居民，在这座岛屿上，我们有哪一个人不是闯入者？”

不管是海峡对岸还是草原深处，原住民生存状况的相似性引发了席慕蓉的进一步思考，“此刻这个带着善意进入山林的我，会不会终于造成恶果？人的流动，包括一切附属的欲望和物件的流动，在初始或许是带着善意。但是，太频繁和太大量之后，那种善意，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来牵制和规范的话，一样是会造成恶果的。”

席慕蓉将多年的耳闻目睹连同所思所想写进了《余生》这首诗里：“牧民的老母亲说：‘住在楼房里，沾不到土地，总是觉得头晕。’有人向我转述，觉得好笑，我却心中惨然。”在她看来，强行改变牧民的生活方式，强行剥夺他们从劳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并美其名曰享受文明，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

她也并不认为所谓的现代就意味着将牧民从草原上连根拔起，简单粗暴地移植到城市中，将他们强行嵌入所谓现代生活。“现代文明可以跟游牧文明结合，比如远距离教学，小孩子可以就近读书，不用跑到城市里面上课。运输工具的发展和医疗的进步，只要能帮助牧民生活得更好，就和游牧族群之间没有冲突。但如果现代文明意味着一定要把牧民放到楼房里，那就可恶到极点了。难道只有有楼房的工业文明才是现代吗？哪有这种说法？”

如今的席慕蓉，已经将最初的惊讶和愤怒变成了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在过去五年中，席慕蓉每年都会去拜访克什克腾草原深处的三位牧马人，她带着老式的录音机和摄影师，试图用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将牧马人和马群的关系记录下来。

《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收录了牧民铁穆尔在2008年写给席慕蓉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随着草原的缩小和游牧人的衰落，我们家游牧的历史也走到了最后一幕，因为我年迈的阿爸为这个忙碌和艰辛的放牧已拼命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加之祁连山的高山草原不断有人开煤矿、建楼房，连高山牧场和雪山深处也开始挖煤或建水电站，植被脆弱、水源有限的祁连山南北麓终将难逃厄运。“当年匈奴牧人的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真是把一切都道尽。是隐语和谶歌。”铁穆尔在信的结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