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采访结束后我不能再继续回答问题了。如果每个问题都回答，我就没法写作了。”8月22日下午在思南文学之家，当一位记者在群访结束后问任璧莲要她的电邮地址时，她直视记者的眼睛，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意回答。

但在拒绝回答更多问题之前，她十分坦率直白，十足“典型美国佬”的做派。

任璧莲是第二代美国华裔作家。1949年前后，其父母从上海移居美国。任璧莲于1955年出生于纽约长岛，1977年于哈佛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而后进入斯坦福商学院，但中途辍学走上职业写作道路。

如今任璧莲已经是美国当代华裔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处女作《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获得1991年度“纽约时报年度图书奖”并入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典型的美国佬》于2000年首次在大陆出版，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再次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她的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

任璧莲坦陈，成为作家是个艰难的决定。在传统保守、追求稳定的中国移民父母和自己内心渴望写作的愿望之间，她曾向前者妥协过，进入斯坦福商学院学习。但她深深地明白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我突然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死，包括我在内。我不想在自己临死前想着我要是成为一名作家就好了。”于是任璧莲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斯坦福商学院成了人生的一段插曲，“我妈妈为此有好几年没有跟我说话。”她大笑着回忆这段往事，带着时过境迁的云淡风轻。

对任璧莲来说，写作的灵感来自生活中那些能引发思考的“亲切的刺激”（amiable irritant）。她用融入小说《爱妻》（The Loved Wife）的一个生活经历来举例：“我嫁给了一个白人，所以我们的孩子是混血。当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家里有个德国保姆。她很高很漂亮，而我的女儿皮肤特别白。当我们仨一起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她才是母亲，我是那个保姆。这样的经历让我思考，并让我有写作的冲动。”

而当我问她是否会把个人经历写进小说时，任璧莲大笑着说自己绝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丈夫、父母或朋友写进小说。“小说比事实更个人化，但它们并不是事实。”任碧莲回答，“在创造人物时我也许会借用一个人的手肘、一个人的膝盖和另一个人的凉鞋。这些细节的确来自生活，我的任务是确保我的小说具有一种现实感，但没有人会说：‘哦，小说里写的就是我。’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个人经历的确不是任璧莲写作的全部灵感来源。在《莫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中，她写到了犹太人和犹太宗教；在《大世界与小城镇》（World and Town）中，她写到了柬埔寨人的生活；在《谁是爱尔兰人？》中她写了职场中的美国人。任璧莲的写作力求展示多层次、多棱角的美国现状。“虽然我是一个华裔美国人，但是我的作品题材不仅仅局限于华裔美国。”

如此清醒的自知让任璧莲一直关注美国文学的宏大命题，而她的华裔身份更是让她对“何为美国人”有着本能的敏感。“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有一个导向型的理想，就是所有人都是自愿来到美国的。理想中的美国身份是基于这种自愿的基础。然而同时存在族裔这个概念。民族不是自愿选择的，它是家族和血液的传承，是外在于个人力量、在出生前就已经决定的因素。所以像这种个人能够选择的身份和个人不能选择的身份，这两者之间的的冲突和紧张，在美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凸显。”

美国社会的冲突与复杂性对任璧莲来说不是一种窠臼，而是一种考量自身和外在环境的绝佳契机。她认为，美国小说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讨美国理想究竟是什么、在理想和现实中是否存在矛盾、身份认同是否能在美国社会实现。

在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间敢于直面问题本质而非逃避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美国人特有的自信，任璧莲甚至认为，美国小说是没有悲剧意识的。“美国人信仰身份是一种变化的过程，是能够通过个人的转变而改变的。美国人相信创造和再创造，不断地去推敲、质疑、拓展我们原来的语言边界，也就是拓展我们所认识到的现实边界。像这样可变的现实，就是语言和现实同时在变动之中，这是产生喜剧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美国小说有很多本质上不是悲剧，而是一种喜剧，因为它所肯定的是身份不断变化、语言和现实不断变化的状态。”

但支撑起对这些宏大问题思考的，是小说家笔下一个个具体到个人的故事。在群体的情感共鸣和个体的生命经验间，小说家应该如何取得平衡？任璧莲指出，小说家的任务不是给予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帮助人们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思考一些问题。

“归根结底，我们描述事物。这是故事，我只是在讲故事。希望我讲的故事中能反映出一些张力，至于它们能不能被发现完全取决于读者。对于作者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姿态、一种建议，但这都是在故事的框架内传达的。如果这种张力是真实的，故事自己会表现出来。”

在《典型的美国佬》中，任璧莲挑战了“什么是典型的美国人”这个问题的传统认知。就她自己而言，文化身份是流动的。东西方的文化精髓——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她身上调和、共存，她认为对每个人、每种文化来说皆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文化是单一的，即使在美国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态度，中国也是一样。而且同一个人的身上不同的态度也可以共存。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人际交往当中是一个比较倾向于社群主义、比较依赖于别人的人，但是我在个人写作、艺术创作中又有比较主见和见解。所以一个人、一种文化都不要拘泥于某一个状态。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断地重塑自我。”

在2000年英国《时代》杂志推出的一项评选活动中，任璧莲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提名为自己的接班人。在被问起得知提名的感受时，任璧莲表示，自己在厄普代克生前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也无意被此事影响：“就像一个人捕鱼的时候，捕到一条没有办法让小船带回去的鱼，这个时候只有把鱼扔出去。如果你时时刻刻想我日后写作如何让厄普代克欣赏，这样会对你的写作带来压力。”她在写作中的主见和个人主义可见一斑。

而当中国读者阅读探讨身份流动性的华裔文学时，是否能感受到那种变动带来的困窘、期冀、不安和自由？在《典型的美国人》中，任璧莲展现出对中英文语言差别的微妙敏感，但时不时嵌入的中文词汇的文化冲击力在全中文的语境下被弱化了。这个构建在民国历史、谚语、《三国演义》故事、杨贵妃传奇、京剧等文化意象之上的，带着时而戏虐时而严肃叙述风格的，无疑是个真正的美国故事。

这是因为，在被称为华人之前，任璧莲首先是个美国作家。

英语才是她的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