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韩国明星雪莉自杀和量子波动速读法引发的讨论。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韩国明星雪莉自杀和量子波动速读法引发的讨论。
2019年10月14日，年仅25岁的韩国演员崔雪莉于家中自杀去世，消息一经传出，很快就引爆了网络。
雪莉的自杀之所以能够如此广泛地触动大家的神经，也缘于她生前的一举一动都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并出现两极分化的评价。
反对者认为，雪莉频频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行为疯癫”的照片，这是“戏精”的体现，她衣着暴露、不穿内衣的照片充满了“性暗示”，是在利用身体资源博人眼球。但支持者认为，她是亚洲少有的真性情演员。在节目《恶评之夜》中，她对自己倍受争议的“no bra”（不穿内衣）行为做出解释。雪莉认为，“不穿内衣”首先涉及个人的穿衣自由，其次，“穿内衣有害健康，内衣里面有钢圈，穿戴不好，会引起消化不良”，所以自己不穿也是出于舒适的考虑。雪莉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像一般艺人在引发争议后回避争论，是因为她想打破对“no bra”的偏见和背后的思维框架，所以她言论也给人留下了“敢为女性说话”的印象。韩国演员刘亚仁在instagram上发的悼文称赞她“勇敢表达个人自由”，“给了散发着股东气息的旧时代伦理纲领狠狠一脚”，“她是个为了拯救在多管闲事和自我检视中彷徨不定的羊群而出现的天使”。
一方面，她被视为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先锋，是我行我素、漠视陈规的偶像；另一方面，她又常常被当作迎合了男权凝视的女明星，她被称为女疯子，甚至遭遇荡妇羞辱。为什么对于同一种行为，互联网上会呈现如此分裂的评价？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崔雪莉，不完美偶像之死》中提出，崔雪莉遭到部分人诋毁，正是因为她“反主流式的自我”和“不圆滑的表达”为成熟的造星工业所不容。在现代娱乐工业体系下，除了艺人的作品以外，艺人的性格、行为本身也是其身为偶像商品的一部分。因为“文化工业从来不是秩序的反抗者，而是维护者”，“它所体现的是伪个性主义，娱乐公司会按照社会的需求塑造艺人的‘个性’，而艺人绝对不可以挑战大众禁忌，有过于鲜明的特质。一旦艺人挑战大众禁忌，引人不快的‘缺点’都会在网络上无限放大。”
值得玩味的是，有人对雪莉做出的“你不该出生在韩国，你是很酷的好莱坞类型”的评价。它似乎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雪莉本身的个性与行为为东亚文化语境所不容。因为在东亚的审美习惯中，“没有威慑感的人最受欢迎，所以多数大红的偶像，要么谦虚得体、谨慎通透，要么可爱乖巧、傻头傻脑惹人怜爱。”无论雪莉本人出于什么目的做出了“出格”的行为，都使她都变成了与公众价值观对撞的模糊符号。而网络技术为发表恶意言论提供的“匿名的可逃离指责的空间”，以及“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禁忌”，都为对雪莉恶语相向的行为提供了合理化动机，另一方面，暴力群体对思考的集体拒绝，导致他们无视雪莉的悲伤和愤怒。
当雪莉自杀后，她此前在真人秀节目《真理商店》中针对自己遭遇的恶意做出的回应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感觉很多人唯独对我戴着有色眼镜，所以还是很难过。”“记者们，观众朋友们，请疼爱我一些吧。”这些表白也成为男权社会下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的罪证。
在雪莉自杀事件的相关讨论中，韩国本身严苛的娱乐圈环境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微博用户“@科学未来达人”指出，人们如果真的爱雪莉，就该重视她受到的职业迫害，“比‘网络暴力’更可怕的是常年累月主动或被动地迎着‘网络暴力’而上。”需要指明的是，在雪莉抑郁症加重的时候，韩国SM公司依然给她安排了大强度工作，不仅没有让她远离争议，反而让她参加《恶评之夜》，将对自己的恶评朗读出来，这显然对她本人来说是极为不易的。
但雪莉的悲剧有为我们的理性讨论提供一个契机吗？虽然雪莉去世的消息引来了大量的悼念与反思，但是千篇一律的用词却让这场悼念卷入了新的骂战与争议。在不少网友“不假思索”地转发“人间再无水蜜桃”“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当你死去，全世界都开始爱你”后，也有网友对这种口号式、金句式的刷屏表示不满，戏称自己得了“雪花PTSD”。也许，人们反对金句刷屏的初衷是为了口号式的宣泄掩盖了原本的结构性问题，但这场关于“跨国雪崩”的骂战又再度将舆论搅成了泥水。
Vista看天下在《突然，人们不想再听“每一片雪花都不无辜”了》一文中指出，这类能够概括社会问题的金句之所以可以流行，是因为它简短有力，便于记忆和传播，“最适合在事情真相尚不清晰的时候宣泄最朴素的情感和诉求。”但是，往往它只能“将复杂的问题高度简单化，提炼了过分煽情和粗暴的归因，从而使事情的本质被淹没”。由此，受害者是谁似乎开始变得不再重要，而雪莉悲剧存在的意义也“为另一场不相干的战争点燃导火索”。
更加讽刺的是，虽然原本针对雪莉的两边倒评论在她去世后暂时“统一了口径”，人们纷纷哀叹红颜薄命和网络暴力的可怕。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相关人士在雪莉去世之后被卷入了新一轮的网络暴力。
雪莉曾是女子偶像团体F(x)的成员，在她去世后，F(x)另一位成员郑秀晶因为未在社交媒体上及时表态而遭到网友的谩骂指责，后来网友得知其为雪莉“守灵三天”，态度才发生了转变。这一波折也证明了网络暴力并没有因为雪莉的去世而中止。另外一位F(x)成员、演员宋茜也遭到了指责，她随后在微博上发文，表示社交平台不是一个可以作秀的地方，“什么时候发微博发朋友圈ins变成了一把尺子？可以衡量人际关系，可以衡量你的喜怒哀乐，可以衡量你一切想衡量的东西？”这番言论得到了一波好评，但这一事件不也同样证明了明星随时处在舆论的风波中，可以被肆意评价的现象吗？
“看理想”在《当明星变成笼子里的动物》一文中指出，在媒体、明星、受众三者的依存关系极为紧密的娱乐市场中，明星为了拉拢受众，或主动或被动地让渡了自己的隐私权并接受大众的评点，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碾压了其作为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的良性空间。就像是雪莉在《真理商店》中称，“在某一时刻，我可以感觉到人们正在看着我，我很恐慌”，明星会时不时处于被窥视的状态。但是，当他们的精神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心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重视，相反会变成“刺激公众胃口的最有效手段”，“人们更喜欢幸灾乐祸或者当成八卦去解读”，因此，“公众人物像被关进了笼子的动物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所以，雪莉的悲剧能为人们反思网络暴力和娱乐工业提供契机吗？为什么，她的去世又引发了一场场混战呢？或许，韩国演员刘亚仁在instagram对雪莉的悼念能给我们一点启发：“她（雪莉）没有任何原因被当作患者，也没有理由被推崇为英雄。‘她’这个修饰语，和sulli这个名字一样，都不是这个人的全部。”“雪莉带给我们的真理“不是怀疑，不是憎恨，不是厌恶，也不是怨恨。是爱。要用爱去实现，而这，不是人人都有的情感吗？”
近日，网上流传出的一些针对6-12岁儿童的“量子波动速读法”的视频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在这些视频中，一群正襟危坐的学生以夸张的速度来回翻动书页，试图通过“速读”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类似的速读还有更加夸张的教法，在另外一些视频中，孩子被蒙上眼罩，把拨动到一半的书放到额头，试图利用这种感知方式达到过目不忘的效果。针对这种违背常理，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有网友戏称，“我以前也这样，还挺凉快的。”
但这种仿佛是用1.5倍速播放的翻书视频并非是为了搞笑，事实上，类似的速读培训班正遍布全国各地，并且价格不菲。虽然有不少速读教育机构宣称自己使用的日本的七田真的训练技术获得了国际的认可，但有媒体指出，这位宣传右脑开发的创始人和提倡者的学历与身份背景都存在造假嫌疑，在国际权威的脑科学和心理学论文数据库中，也搜不到关于“七田真学习方法”的论文。与此同时，号称是量子波动速读创始人的飞谷由美子的百度词条也已经悄然消失。
那么，为什么很多家长会心甘情愿地掏钱，无法辨别这类轻而易举就能识破的骗局呢？
量子波动速读法的全称是“Quantum Speed Reading”，它号称能“通过想象训练、视觉训练、高速试读训练等，激活我们大脑的松果体”，“掌握不可思议的跨语言阅读能力”，让孩子在记忆能力提升的同时，大幅度提高“自信心、集中力和情绪管理能力”。
侠客岛10月16日发布的文章指出，“量子力学”的噱头之所以能产生市场，是因为一部分人欠缺基本的科学素养，但是这种匮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于“伪科学”的崇拜。这种现象在保健养生领域极其泛滥，“打鸡血”、“羊胎素”、佩戴“量子挂坠”和滴血测癌的盛行，说明了“一个不怎么高明的骗局，一旦披上科学的外衣，就能迷惑住很多人”，更不要提连专业学者都不一定能解释得清的“量子力学”了。事实上，早在2018年，媒体就对“蒙眼识别法”进行过报道，被采访的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在讲解量子力学原理的时候甚至还笑出了声，不过这名工作人员当即表示，“因为这个很专业，所以我们不太跟家长讲课程原理”，这种说辞也或多或少将“科学的门槛”当成行骗的挡箭牌，试图把经不起推敲的课程理论转变成作为消费者的家长的智识问题。
事实上，速读的教学法早在这些视频流传以前就已经产生，它也并非是本土的创造。例如，根据坊间流传，前美国总统肯尼迪能在数分钟内阅读完《纽约时报》，加拿大人斯科特·扬（Scott H Young）因为在一年内自学完MIT计算机专业的全部33门课、一年内学习4门语言而被网友称为大神，其在2007年也写过文章教网友如何快速阅读。浪潮工作室10月15日发布的文章指出，速读主要有两个目标：一个扩大读者的视野，使其能够“一目十行”；另一个是提升阅读速读，并一次性读完，不回读。但是，限制阅读速度的主要是语言能力，而不是眼睛的视野和移动速度，我们阅读实际消耗的时间并不在花“看”上，而是花在“理解”上，而阅读的速读和理解往往是不能兼得的，当阅读速读提高一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我们对文意的理解。另外，回读也并不是一种浪费时间的坏习惯，它是大脑在委婉地提醒你，刚才那部分没看懂。因此，“不回读”往往是一种虚假的胜利，让学生沉浸在自以为节省了时间的喜悦里。
另一方面，这类鼓吹速读的教育机构也存在极不规范的问题。《南风窗》在10月17日发布的文章中指出，很多类似的进行速读训练、右脑开发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并不具有营业资格。根据天眼查的资料，打着速读旗号的北京合一天城科技的公司在2019年6月27日就已经变更为注销状态。Vista看天下10月14日发布的文章也提到，“2017年，号称是‘中国全脑教育机构龙头企业’的‘脑立方’培训中心，曾被上海监管部门叫停。”它和量子速读一样，利用“蒙眼辩色”“七天成诗人”等营销话术，“三年间就在全国发展了120多个教学点，学生上万。”但是，直到总部被查停后，加盟商才承认自己“跟风投资”，是靠“入会-加盟-拉下线”的形式办学的。
所以，为什么家长在不经查证的情况下，就将钱交给这些不靠谱的教育机构呢？或许，速读培训盛行的原因离不开家长对“走捷径”的迷恋和“神童崇拜”。Vista看天下的文章指出，“在培训结构、稚嫩孩童、无知家长的合力下，‘皇帝的新衣式’的自我欺骗越来越多，倒也展示了人性的一个共同之处——没有一个父母愿意太快承认自己的孩子是普通人，从而放弃‘速成神童’的可能性。”
早在1979年，《四川早报》就报道过可以通过“耳朵识字”的儿童，并称“人类生物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这篇报道公布之后，众多家长纷纷声称自己的孩子也具有同样的特异功能。教育家叶圣陶曾经撰文批评过家长对特异功能的迷信，但是，这种“早在40年前就被推翻的伪命题，在各种煽动性极强的商业口号下，依然熊熊燃烧着”。毕竟，任何一个家长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不断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的时候，一套“能够速成的学习方法”，自然能够吸引家长的注意。
量子波动速读等的风靡，也不能简单地归因到一些不规范的教育机构在利用部分家长的无知赚钱，在“智商税”的调侃下，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家长的育儿焦虑。
界面文化此前发表的《学区房、密集型教养与育儿陷阱：‘鸡娃’时代何处去？”》中提到了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培训班，在社交网络上攀比升学考试、自主招生、奥赛夺奖的“鸡娃”景观。（“鸡娃”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指的是流行于中国城市的，家长不断为孩子安排活动、“打鸡血”激励孩子拼搏的行为。）其实，这也是“速读”培训的另一面——这些家长一样焦虑，一样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他们不会被笑的原因，是他们也许选对了方式。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中认为，“选拔学生进入特定道路的标准，表面看来不带阶层偏见、人人都可获得，但实际真的走上这些道路，需要父母富裕、负责、消息灵通、支持有力。”这也是对一线城市中国“鸡娃”家长的要求，也同样是令许多家长哀叹“鸡娃”不易的缘由。
而今，家长不仅需要“陪着孩子去机构、买网课、买教辅”，他们还需要拥有资源，能够“依赖熟人的介绍和推荐”，“通过秘而不宣的考试和面试”。这一切，不仅仅需要家长出得起学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