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懒惰共处:什么都不做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我们有懒惰的倾向,梦想着无所事事;同时,我们总是想做事,总是需要分心。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  Neel Burton
图片来演:Sabri Tuczu/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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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该做的事,但却因为不想努力而不愿意做,那我们就是懒。我们把这件事办得很差,转手做一些不那么费力且无聊的事,或者干脆闲着。换句话说,如果不愿付出努力的动机压倒了去完成正确的、最佳的或预期中事项的动机,我们就是懒——当然,前提是我们知道懒惰是什么。

在基督教传统中,懒惰是七宗罪之一,因为它破坏社会和上帝的计划,并招致其他罪恶。圣经猛烈抨击懒惰,例如《传道书》所说的那样:

“房屋因懒惰而朽烂。因人手懒,寒舍漏穿。设筵宴为嬉笑,备美酒为狂欢:但金钱就是一切。”

今天,懒惰与贫穷、失败密切相关,人们往往认为一个穷人懒惰,不管他或她多么努力工作。

但也有可能是懒惰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基因中。我们的游牧祖先不得不储存能量,以争夺稀缺资源,逃离捕食者,打击敌人。在短期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上花费精力,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存。无论如何,在缺乏抗生素、银行、道路或冷库等便利设施的情况下,从长远考虑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今天,生存已经不成问题,获得最佳成效的条件是长期范围内的远见和承诺。然而我们的本能仍然是储存能量,让我们厌恶那些回报不确定的抽象项目。

尽管如此,很少有人会选择懒惰。许多所谓的“懒”人还没有找到他们想做的事,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能做。更糟糕的是,这些养活人们、并占据他们最好的时光的工作可能过于抽象和专业化,以至于大家无法完全理解其目的或结果,以及它们在影响并改善他人生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医生或建筑商不同的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副财务总监助理根本不能确定他或她的劳动成果——为什么这会让人不安?

导致懒惰的其他心理因素还有恐惧和绝望。有些人害怕成功,或者没有足够的自尊来接纳成功,而懒惰则是他们自我破坏的方式。威廉·莎士比亚在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身上更雄辩、简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命运知道,她越是给人打击,人就越鄙视她。”其他人害怕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而懒惰要比失败好,因为它替代了失败。他们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有些人害怕成功,或者没有足够的自尊来接纳成功,而懒惰则是他们自我破坏的方式

有些人很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如此无望,他们甚至不能开始思考它,更不用说做些什么了。由于这些人无法应对自己的处境,可以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懒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懒”人都有这个毛病。懒惰的概念预先假定了人们有能力选择不懒惰,也就是说,预先假定自由意志的存在。

在某些情况下,“懒惰”与它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常常把懒惰和闲散混为一谈,但闲散——也就是无所事事——不一定就是懒惰。特别是,我们可能会选择闲散,因为我们更重视闲散及它带给我们的感觉。维多利亚女王最喜欢的首相墨尔本勋爵鼓吹“大师级静止”(masterful inactivity)的好处。最近,通用电气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称自己每天花一个小时“看着窗外”。1865年,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柯鲁勒发现了苯分子的环状结构,当时他正在做白日梦,梦见一条蛇在咬自己的尾巴。善于利用他们的闲散时刻,观察生活,收集灵感,保持远见,避免无聊和琐碎,减少低效和分神,为真正重要的任务和问题保存健康和耐力。闲散可以说是懒惰,但它也是最聪明的工作方式。时间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而且一点也不线性:有时,最好的利用它的方法就是浪费它。

闲散常被浪漫化,比如意大利俚语“dolce far niente”(什么都不做的甜蜜)。我们告诉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偷懒。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是短时间的无所事事也是难以忍受的。研究表明,我们为保持忙碌而编造理由,并为此感到高兴,即使忙碌是强加给我们的。面对交通堵塞,我们宁愿绕道而行,即便绕道会比在车流中等待花费更多的时间。

这里有一个矛盾。我们有懒惰的倾向,梦想着无所事事;同时,我们总是想做事,总是需要分心。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也许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适当的工作和平衡。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按别人的方式做别人的工作。我们工作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而是因为我们想要,不是为了金钱或地位,而是为了(老套的)和平、正义和爱。

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容易将闲散视为理所当然。年复一年,社会让我们成为对它有用的人,但它绝不会训练我们接受闲散,或为我们提供很多闲散的机会。战略性闲散是一门高级艺术,要实现它是很难的——当我们一走出激烈的竞争,就注定会感到恐慌。此外,闲散和无聊之间还有着十分微妙的差别。19世纪,阿瑟·叔本华认为,如果生活本质上是有意义的、充满价值的,那无聊就不可能存在。无聊就是生命无意义的证据,它为一些非常不舒服的想法和感觉打开了一扇窗,但这些想法和感觉通常都会被我们用大量的活动掩盖过去,或屈从于与之相反的想法与感觉——事实上,所有的感觉都在与无聊作对。

在加缪的小说《堕落》中,达芬丝这样回忆一个陌生人:

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把20年的生命献给了一个不专一的女人,他为了她牺牲了友谊、工作,和他生命中最值得尊敬的东西。有一天晚上,他意识到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很无聊。他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充满了戏剧性。有些事情必须发生——这说明了大多数人类的毕生追求。有些事情必须发生,即使是无爱的奴隶,即使是战争或死亡。

奥斯卡·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1891)中写道:“什么都不做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是最难也是最聪明的事。”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花一年时间看向窗外,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本文作者Neel Burton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隶属于牛津大学格林·邓普顿学院。他最近的著作是《超理智:超越思考的思考》(Hypersanity:Thinking Beyond Thinking, 2019)。

(翻译:冷君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