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有该做的事，但却因为不想努力而不愿意做，那我们就是懒。我们把这件事办得很差，转手做一些不那么费力且无聊的事，或者干脆闲着。换句话说，如果不愿付出努力的动机压倒了去完成正确的、最佳的或预期中事项的动机，我们就是懒——当然，前提是我们知道懒惰是什么。

在基督教传统中，懒惰是七宗罪之一，因为它破坏社会和上帝的计划，并招致其他罪恶。圣经猛烈抨击懒惰，例如《传道书》所说的那样：

“房屋因懒惰而朽烂。因人手懒，寒舍漏穿。设筵宴为嬉笑，备美酒为狂欢：但金钱就是一切。”

今天，懒惰与贫穷、失败密切相关，人们往往认为一个穷人懒惰，不管他或她多么努力工作。

但也有可能是懒惰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基因中。我们的游牧祖先不得不储存能量，以争夺稀缺资源，逃离捕食者，打击敌人。在短期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上花费精力，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存。无论如何，在缺乏抗生素、银行、道路或冷库等便利设施的情况下，从长远考虑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今天，生存已经不成问题，获得最佳成效的条件是长期范围内的远见和承诺。然而我们的本能仍然是储存能量，让我们厌恶那些回报不确定的抽象项目。

尽管如此，很少有人会选择懒惰。许多所谓的“懒”人还没有找到他们想做的事，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能做。更糟糕的是，这些养活人们、并占据他们最好的时光的工作可能过于抽象和专业化，以至于大家无法完全理解其目的或结果，以及它们在影响并改善他人生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医生或建筑商不同的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副财务总监助理根本不能确定他或她的劳动成果——为什么这会让人不安？

导致懒惰的其他心理因素还有恐惧和绝望。有些人害怕成功，或者没有足够的自尊来接纳成功，而懒惰则是他们自我破坏的方式。威廉·莎士比亚在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身上更雄辩、简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命运知道，她越是给人打击，人就越鄙视她。”其他人害怕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而懒惰要比失败好，因为它替代了失败。他们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有些人很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如此无望，他们甚至不能开始思考它，更不用说做些什么了。由于这些人无法应对自己的处境，可以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懒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懒”人都有这个毛病。懒惰的概念预先假定了人们有能力选择不懒惰，也就是说，预先假定自由意志的存在。

在某些情况下，“懒惰”与它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常常把懒惰和闲散混为一谈，但闲散——也就是无所事事——不一定就是懒惰。特别是，我们可能会选择闲散，因为我们更重视闲散及它带给我们的感觉。维多利亚女王最喜欢的首相墨尔本勋爵鼓吹“大师级静止”（masterful inactivity）的好处。最近，通用电气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称自己每天花一个小时“看着窗外”。1865年，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柯鲁勒发现了苯分子的环状结构，当时他正在做白日梦，梦见一条蛇在咬自己的尾巴。善于利用他们的闲散时刻，观察生活，收集灵感，保持远见，避免无聊和琐碎，减少低效和分神，为真正重要的任务和问题保存健康和耐力。闲散可以说是懒惰，但它也是最聪明的工作方式。时间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而且一点也不线性：有时，最好的利用它的方法就是浪费它。

闲散常被浪漫化，比如意大利俚语“dolce far niente”（什么都不做的甜蜜）。我们告诉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偷懒。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是短时间的无所事事也是难以忍受的。研究表明，我们为保持忙碌而编造理由，并为此感到高兴，即使忙碌是强加给我们的。面对交通堵塞，我们宁愿绕道而行，即便绕道会比在车流中等待花费更多的时间。

这里有一个矛盾。我们有懒惰的倾向，梦想着无所事事；同时，我们总是想做事，总是需要分心。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也许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适当的工作和平衡。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按别人的方式做别人的工作。我们工作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而是因为我们想要，不是为了金钱或地位，而是为了（老套的）和平、正义和爱。

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容易将闲散视为理所当然。年复一年，社会让我们成为对它有用的人，但它绝不会训练我们接受闲散，或为我们提供很多闲散的机会。战略性闲散是一门高级艺术，要实现它是很难的——当我们一走出激烈的竞争，就注定会感到恐慌。此外，闲散和无聊之间还有着十分微妙的差别。19世纪，阿瑟·叔本华认为，如果生活本质上是有意义的、充满价值的，那无聊就不可能存在。无聊就是生命无意义的证据，它为一些非常不舒服的想法和感觉打开了一扇窗，但这些想法和感觉通常都会被我们用大量的活动掩盖过去，或屈从于与之相反的想法与感觉——事实上，所有的感觉都在与无聊作对。

在加缪的小说《堕落》中，达芬丝这样回忆一个陌生人：

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把20年的生命献给了一个不专一的女人，他为了她牺牲了友谊、工作，和他生命中最值得尊敬的东西。有一天晚上，他意识到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很无聊。他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充满了戏剧性。有些事情必须发生——这说明了大多数人类的毕生追求。有些事情必须发生，即使是无爱的奴隶，即使是战争或死亡。

奥斯卡·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1891）中写道：“什么都不做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是最难也是最聪明的事。”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花一年时间看向窗外，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本文作者Neel Burton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隶属于牛津大学格林·邓普顿学院。他最近的著作是《超理智：超越思考的思考》（Hypersanity：Thinking Beyond Thinking, 2019）。

（翻译：冷君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