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起身前总要习惯性摸一下腕表，这只表和她很般配，小巧，古旧。日本精工牌的，价格不便宜，她格外珍惜，只要一会儿摸不着，她就到处找。

她独居5年了，很少出门，从前几乎每天都出去跳舞，现在她经常做的事，就是给来访者翻看老照片，一遍一遍地回忆。1982年秋天拍的那张近照，她始终放在相册最上面。

那一年，郜凤琴39岁，蓬松的发型是80年代特别流行的样子，她向右微侧着脸，脸庞红润，眼睛清澈，笑容里满是希望。

照片上，丈夫刚为她买的精工手表格外显眼。丈夫邱发城是木器厂厂长，禁不住她央求，花了半年工资，托人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才买到这只手表。那年她还参加了日语培训班，学交际舞，听欧阳菲菲的日语歌曲。周围人都知道，她在准备着，回到大海的另一边去。

她是郜凤琴，小名莲喜，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日本人，还另有个日本名叫小林领第。

1936年5月，《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成为日本国策，大批日本农民被政府组织到中国东北，名为“日本开拓团”，他们携枪带弹，抢占房屋和土地，枪杀反抗者，参与日军军事行动。至日本战败为止，在东北的日本开拓团超过860多个，累计人数超过30万。

1945年8月初，日军败局已定，日本政府无力保护侨民，开拓团解散，难民自行逃亡，集体自杀、病死、饿死、失踪者难以计数。也有大量日本妇女和儿童留在了东北或者内蒙古，他们或以妻子或以子女的身份融入当地家庭。1950年日本政府对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黑龙江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日本问题专家笪志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像小林领第这样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东北的日本孩子有近3000名。而这之后有许多成年人选择了中国国籍，其他人则以外侨身份在中国定居。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遗孤归国被提上议程。以1945年9月2日为界，此前的“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此后的“中国籍残留日本人”都满足归国条件，但是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其中未满13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而将那些13岁以上的为了生存自愿进入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东北的，从而剥夺了他们的日本国籍，并且不列入援助回国的对象。直到1993年，才将遗孤和遗留妇女统称为“残留日本人”，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

自1972年至今，日本遗孤证明身份、申请归国从未间断过。2015年7月，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还收到了6份新的申请材料。

郜凤琴就是一个日本遗孤，她从1975年开始申请回国，至今整整40年，仍未能如愿。

在养父母的羽翼之下

1949年，哈尔滨刚解放。逃难到此的小林昭子走投无路，把5岁的私生女儿小林领第卖给了当地市民郜广忠。这是她第二次卖女儿了。之前的养父母无力养活这个小女孩，便作为中间人，把小林领第转手到了郜家。在立完字据拿到钱之后，小林昭子转身离开了女儿。

5岁的孩子已经开始记事，“没到郜家之前，母亲把我藏在偏僻的一处煤棚里，害怕被别人发现，我头上长满虱子，挠出的血在指甲盖里结块。我记得每天她就从门板外伸手送几个饭团给我，是甜的。”

是郜家给了她彩色记忆的童年。郜广忠和妻子王玉华本是河北吴桥人，因华北沦陷，逃难到相对平静的哈尔滨，后来在市区开了一个自行车车行，家境还算优裕。他们给养女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郜凤琴，小名莲喜。

战争结束，日本遗孤能活下来，已是天大的幸运。

郜广忠要求全家保守小莲喜身世的秘密。她是全家唯一的女儿，养母王玉华每天都给她梳妆，买甜食，她很快就胖起来了。

1955年，郜凤琴已经11岁了，得读书识字，而那年郜家成了“三大改造”的重点对象，王玉华还是咬咬牙，让她上学去了。

果然，她是日本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个孩子放学后跟在她后面起哄，“八嘎牙路小日本，滚回老家去！”

身材高大的王玉华搂着她就直奔那几个小孩家，“1945年光复的时候，她才1岁，没杀人，没放火，没干坏事，她就是个孩子，不许欺负她！”有一户家长也忍不住回骂“汉奸，走狗”，双方差点动手，被街坊邻居拉开，日本人涂炭东北十余年，仇恨太深，王玉华词穷了。

非议接二连三，两年后，郜凤琴不得不辍学回家。养父母一家极力地保护她，但日子困难起来，她主动要参加工作，分解压力。

1960年，她隐藏身世，到量具厂上班。那个时候，大饥荒正在肆虐全国。一天，17岁的郜凤琴下班回家，饭桌上摆着一点杂粮，大家都饿着，她突然说了一句“我想要一件布拉吉（连衣裙的俄语发音）”，王玉华别过头看着她，没人敢出声，她红着脸改了口，“其实我有裙子，刚才是瞎说的。”

夜里熄灯以后，有人轻轻地敲她的门，是二哥郜凤志。他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包东西，“莲喜，你看喜欢不？不行，哥明天再去换。”

郜凤琴没敢开灯，也没说话，她猜到这是布拉吉，“二哥最仗义了。”在黑暗中她摸索了一阵，心满意足地准备放进衣柜里，一摸，发现衣柜里已经有个纸盒，打开也是件新的布拉吉。两件裙子都是最新的花色。

她哭了。

文革里的“日本鬼子”

在厂里过组织生活的时候，郜凤琴不得不跟着批判那些黑白电影里的日本鬼子，跟着喊那些“打倒”的口号，可不久后，她的身世又暴露了。周围有人说她虚伪，有人说她是间谍，还有人说她叛国。

同事很快开始孤立她，这让她坐卧不安。她想到远嫁，嫁到农村，那里人际关系简单，有粮吃，还可以给郜家报恩。

36岁的商忠义在解放战争中面部被刺刀割烂，疤痕明显，身有残疾，离过一次婚。作为结婚对象，他的条件并不好，但他是贫下中农出身，父亲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了，革命家庭，又红又专，他继承了军职，转业到农场，嫁给他有着落饿不着。

王玉华并不同意这桩双方年龄相差18岁的婚姻，但郜凤琴想离开人多的地方。几个月后，她和商忠义结婚了。

郜凤琴与商家约定，每个月都按时令往郜家寄粮食、苞米和黄豆，让郜家度过难关。

在生下大儿子商伟以后，文革来了。

郜凤琴“日本鬼子”的成分，已经远超“黑五类”的范畴。风声鹤唳中，养母王玉华又一次为她说话，“光复的时候，莲喜才1岁，没杀人，没放火，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 王玉华因此挨了批斗。

那时郜凤琴怀着女儿商敏，仍时常被批斗。而作为一家之主，年近50的商忠义，三天两头被抓去批斗，经常浑身是血地回来。他将怨气撒在郜凤琴身上，暴打她，骂她是“日本鬼子的野种”。

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郜凤琴成了“国际友人”，终于不用再受批斗之苦。这一年，日本遗孤回国开始提上议程，而东北农村日渐凋敝，粮食青黄不接。

寻找生母

1975年，养父郜广忠离世，临终前他将那份过继字据交给郜凤琴，“死肠子好舍，活肠子难离，日本比这好过，我不在了，也没人照顾你，你的活肠子还在日本呢，回去找你亲妈，玉华有儿子照顾。”

郜凤琴开始了回日本的尝试。

一方面，她和其他日本遗孤一样，带着字据和知道自己身世的亲友、街坊、社区领导的20多份证明材料去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登记报备，之后由日本厚生省社会援护局向全国发布遗孤讯息：同时，她开始在东北寻找小林昭子。一开始她还有些余钱，能买火车票，去佳木斯、满洲里，后来因为花销太大，她开始逃票继续前往牡丹江、沈阳等遗孤比较集中的区域寻找母亲，却毫无音讯。丈夫商忠义一再阻止她寻找生母，她和商忠义的矛盾也进一步升级。

1977年初，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援护局给哈尔滨市公安局寄来几份报纸，上面刊登着许多日本找寻遗孤的照片，其中有郜凤琴，那是日本亲人在向她召唤。归国有望的感觉十分真实。她选择了离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郜家，同时继续寻找生母。

可两年过后，还是无声无息。郜凤琴不知道日本是谁在寻找她，又为什么登报寻亲后却没了下文。

1979年，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郜凤琴，她的一位继父王福至在山东莱州，他知道小林昭子的去向。当年，刚把女儿卖给靳之田后，小林昭子病倒在街道上，被王福至捡回家一块生活，后来两人生下了女儿王红梅。

此时，靳之田因无力抚养，把郜凤琴还给小林昭子，但王福至不愿接受郜凤琴，这才又被卖到郜家。1952年3月，中日两国政府都号召遗孤回国，小林昭子身体已经很差了，经常咳血，而王福至在老家莱州早有家室，因此小林昭子决定回国。她独自一人从葫芦岛登船回国，后杳无音讯。

郜凤琴没有从王福至那里找到任何线索，她一度认为小林昭子已经不在人世。

这时郜家生活已十分困难，郜凤琴很快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邱发城。他比她大9岁，为人忠厚。第一任妻子病逝给他留下5个孩子，每天有10口人吃饭，家里热闹得像个食堂，郜凤琴不再提回国的事了。

直到1982年，正是中日建交10周年，两国高层频繁往来。郜凤琴的心愿再次被母亲的突然到访而点燃。

6月6日，郜凤琴正在木器厂车间里上班，突然接到公安局电话，“小林昭子在哈尔滨国际饭店，让你速来。”她有些难以置信，还穿着工作服，就和邱发城一块赶往国际饭店。

郜凤琴刚进大堂，看到一个气质端庄的女人正从楼梯下来，郜凤琴不能确认她是不是母亲，因为对方看上去很年轻。这位女士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否认识王福至？”通过翻译听明白以后，郜凤琴猛点头。小林昭子仔细端详她，两人抱头痛哭。在泪光中母女俩分享了许多回忆，那只从煤棚外伸进来的手，那颗甜味的饭团，母亲离开的背影，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

郜凤琴现在经常回忆，当时自己在哭什么，那并非是久别重逢的眼泪，更多是数十年自己的小心翼翼，孤独，还有挣扎。

小林昭子到郜凤琴家包了顿饺子，她告诉郜凤琴他们家族在日本长野县，回国时自己差点病死，改名叫田边照代，嫁给了一个比较年长的企业家，丈夫刚去世不久。

郜凤琴其实想知道生父的情况，但觉得来日方长，当时没有着急问母亲。饭后，在郜凤琴家简陋的平房前两人合了影，郜凤琴手挽着母亲的手，身体向她靠拢，面上满是笑容;而小林昭子正襟危坐，一脸严肃。

相聚两个小时以后，小林昭子拿出装着人民币的红包，分发给郜凤琴的亲属。她还单独给郜凤琴一本《日常中国语会话词典》，里面夹有通信地址。她要求郜凤琴好好学习日本文化，表示她会在有生之年，让郜凤琴回到日本。

郜凤琴拿出养母遗留下的狐狸皮围脖和金戒指送给她，这是郜家最体面的礼物了，但被母亲婉拒了。

正是在这个月月底，日本文部省因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但郜凤琴并不会觉得那会影响到她。她开始去了解日本，渴望自己可以完美地融入日本。她央求丈夫为了买下那只昂贵的精工表。

她没想到，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十字架”

郜凤琴按母亲给的地址给她寄过挂历，写过信，但从没得到回复，也没有退信。她托别人打听，但收到回复说那是个无效的地址。

母亲的现状包括她回中国的目的，都成了一个谜。

在这些年间，从1972年日本颁布遗孤回国政策开始到1995年，是日本遗孤归国比较集中的时期，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回国的总人数达7801人。

而回去的遗孤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十字架。”人到中年，适应和学习能力很差，也很少有高级的生存技能，只能从事简单的底层工作，日本政府除了若干语言培训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帮助。归国遗孤学习语言文字很慢，又不敢说中国话，怕被歧视；没有交际圈，冷漠的社会氛围，和东北的“唠嗑”文化相去甚远，被边缘化成为大多数人相同的命运。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被“二次遗弃”，日本遗孤在日本也造成很多极端案例，抑郁、自杀的不在少数。许多人选择返回中国。

于德水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他是日孤寻亲团团长，虽在户籍地鹿儿岛上未能找到亲属，但日本仍随时可以回去，87、88年养父母接连去世后，他按照中国传统，守孝3年，在1992年从长春前往日本，当时主要是为了孩子能享受更好的教育。

那时他已经48岁，在福冈参加了4个月日语培训后，被推荐到鹿儿岛一家机械厂上班。工作机械枯燥，鹿儿岛又闭塞，加上冷漠的社会氛围，他在压抑中写下大量中国古体诗，以慰乡愁。

一首名为《忘情》的诗这么写道：

庭院深深五色花，

一时忘却在天涯。

忽闻耳畔异乡语，

此地原来不是家。

1995年，于德水选择回到长春。退休后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几年间，儿女在日本读完大学后也陆续回到中国。

在中国飞速发展、生活巨变的30年间，日本遗孤当初那种回去的热情也被冲淡了，只是变成了乡愁。

如今，在中日两国生活的日本遗孤和遗留的日本女子的总人数约在4000人左右。

生母的隐言

从90年代开始，每隔几年的秋天，郜凤琴都会穿上和服在哈尔滨太阳岛上的日本园拍一张照片。

而每隔几年，厚生省援护局也会给她回信，要求填写表格，寄送证明和照片，她也一一填下然后寄回给援护局，之后就没了下文。

直到2002年12月20日，一条新闻再次引发两国遗孤的关注：在东京裁判所，2000多名日本遗孤组成了国赔诉讼原告团，有200多名律师向他们免费提供援助，10万人署名给予支持。2007年11月28日遗孤胜诉，整个诉讼历时5年。2007年，日本政府通过《支援中国残留日本人法律修正案》，提高了日本遗孤的补助金额，且住房和医疗都免费，同时还取消了之前对他们在出国等方面的诸多限制。新政策现实意义不大，更像是尊严的补偿，但对于没能回日本的遗孤而言，又燃起一丝希望。

战争时期，因为中日两国接种牛痘的方式不同，新政中，“牛痘花”也可以起到证明作用。2007年年底，黑龙江省北安市的陈凤兰凭借手臂上十字的4个“牛痘花”就印证了她是日本遗孤，并在日本埼玉县所泽市找到了自己的亲族，顺利归国。

而郜凤琴除了左臂的“牛痘花”，还有画押的字据，以及1982年那场众目睽睽下的母女相拥，证据确凿。但日本方面就是不认，始终以“1945年9月2日有无日本国籍不明，无法确认”为由，回绝她的申请。

这些年，因为她的奇特遭遇，引发中日两国媒体的关注。郜凤琴曾希望这样的关注度能帮助自己早日返日，但“回去”之事依旧石沉大海。

1995年，援护局中国孤儿等对策室室长竹之下和雄，带着9位援护局工作人员来到中国。他们特意到郜凤琴家调查看望，表示说虽然没有在日本相应的县市找到郜凤琴的户籍，但承诺待郜凤琴年满60岁以后，即便不能将户籍身份转回日本，每年也可以回日本呆一段时间，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这多少有些安慰，可竹之下和雄回去后再也没有人和她联系。

2005年，郜凤琴60岁了，援护局的承诺化为泡影，身边的长辈正在逝去。她开始收集最后的证明材料，从养父母家的亲属，到小时候欺负自己的玩伴，到革委会主任姜贵清，一共31份，并通过哈尔滨市第二公证处公证。她希望自证能起作用。

2007年，她通过中国养父母联谊会会长石常楷找到了小林昭子的住所，委婉询问原因，终于得到了小林昭子的口信：“她是我的女儿，但我不能给她担保，因为会影响现在的家庭。”原来，小林昭子回国后再次改嫁，同样也隐瞒了自己在中国还有两个女儿的事实，现在她在日本有一对儿女。

早在1985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已经实施了针对日本遗孤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即使是符合公费回国条件的日本遗孤，如果找到日本亲属，必须征得其日本亲属的同意才能归国。这让郜凤琴觉得难以置信。但她还是继续往援护局寄证明和材料。

“我们这个年代就要过完了”

2011年6月，郜凤琴自费参加了日本旅行团，她决定自己到日本讨个说法。飞机刚到日本上空，她就已经热泪盈眶。

郜凤琴放弃了第二天的富士山游览安排，只身前往日本厚生省，最终打听到实情。援护局工作人员告诉她同一个答案，“我们曾经找过你的生母，问她是否愿意让你回来，可她并不想让你回来，不愿意为你担保。”

她心意沉沉地随团前往长野，无心看风景。在长野县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里，她看到了外祖父小林賛吉的资料，和自己的家谱。她找到外祖父的住所，虔诚地向主人表示想进入到家族的墓园里看一看，被拒绝了;她提出在外围看一眼也行，也被拒绝了;她想去看一眼还在世的小姨小林静香，还是被拒绝了。尽管卑躬屈膝却被拒绝，让她觉得寒心。

母亲或许担心我影响她的家庭？分占她的财产？或许是她的子女不愿意？我的父亲是谁？那母亲来中国找我的目的是什么？郜凤琴无数次地分析母亲拒绝她的原因，和那天两个个小时相聚中有没有被自己忽略的暗示，却始终没有答案。

“我用40年的时间都在做一件简单的事，别人轻而易举做到了，我却因为亲生母亲而失败了。”

这几年，她开始信佛。

她每年去一次日本公园穿和服拍照。独居以后，改为半年去一次。

而落叶归根的想法也越来越挥之不去，她觉得自己最好死在日本。

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理事长寺泽秀文告诉郜凤琴，“国家政策不能办的事，私人反而可能有机会。”2013年，郜凤琴决定最后试一把，她将1.5万元人民币交给大阪中日友好促进会的西天德芳，让他为自己办理日本户籍。西天德芳是一个归国多年的遗孤。但两年过去了，没有下文。

现在，养父母死了，大哥、二哥死了，王福至、红梅死了，小林昭子死了，商忠义、邱发城也死了，郜凤琴常说，“我们这个年代就要过去了。”

在哈尔滨，到处都是中日纠葛的痕迹，日据时期遗迹和新建日本园林是哈尔滨重要的风景线，那些抗日英雄已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符号，靖宇大街、尚志路、兆麟公园、一曼街，而郜凤琴在这些地方隐藏自己的日本姓名，消磨了一辈子光阴。

她不介意舞伴们称呼她为“小日本”，以及那句调侃的“几十年了，还没回呢？”不表达心里的不喜欢，也成了一种习惯。

相册里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幅纯粹的雪景，这是寺泽秀文从她生母的家乡长野寄来的，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她外祖父的资料。郜凤琴爱听久石让的音乐，久石让也是长野人。

2011年，郜凤琴从日本伤心归来后，儿子安慰母亲说，等他的庄园收拾妥当，冬天就带她去日本自助游，把长野的雪看个够。

转眼又过了4年。每天大儿子商伟都会给她打一通电话，她每次都问儿子的庄园收拾得怎么样了，儿子总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