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短的时间内，格里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一个有着灼热目光，扎着长长麻花辫的女孩，拿着手绘的宣言牌——成为了一个国际偶像。一年前，这位16岁的瑞典气候活动人士开始抗议气候不作为。在上周五的纽约，她在数十万人面前发表了演讲。

看到年轻人成为偶像总是给人一点儿不幸感——这剥夺了他们成长的隐私，但桑伯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但她的发言却让人无地自容且带有权威性，对一个孩子来说，这非同寻常。她日前在联合国会议上向各国政客发出质问：“你怎么敢这样做？你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她将金钱和永恒的经济增长视为“童话故事”，也由此而激发了公众崇拜和阴谋论（以她父母的权力为中心）。

上星期我有幸见到了照片背后的那个女孩。谢天谢地，她还是一个人，不止如此，她还是个青少年。事实上，我认为极端的青春期可能是她影响力背后的关键。

桑伯格和其他一些年轻的气候活动人士上周一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接受了大赦国际颁发的良心大使奖。在过去的17年里，国际特赦组织曾将该奖授予纳尔逊·曼德拉、科林·凯佩尼克等人。在颁奖后台，两位40多岁、头发花白的男子猛烈地鼓掌，实习生和助手们忙得团团转，玛吉·吉伦哈尔则呆在某处的更衣室里。

当我看到桑伯格时——身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粉色背心——她显得矮小、安静，而且有点不知所措。桑伯格患有阿斯伯格症，她称之为“超能力”，她说这一点使得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加直截了当。

我们离开人群来到一个房间，我问她如何处理大量的关注。“当我周围人太多的时候，我就会关闭我的大脑，这样就不会太累，因为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她告诉我：“成为关注的焦点是很艰难的，我不喜欢那样。我得告诉自己这是有原因的。我试着利用这些关注发声，用我的平台来做一些善事。”

她的回答直接而诚恳。有时她会停下来，寻找一个适当的英语单词。与被媒体训练毒害大脑的政客和巡回作家不同，她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当我问她是否有一个气候事实让她特别担忧时，她皱起眉头，先说她想不起一个具体的事实，之后又补充说，她担心自己略有耳闻的事情会出现在即将发表的联合国有关海平面上升的政府间小组报告中。格里塔，这就和政客们一样了。

惊人的是，她并不激进，至少在战术上是如此。不像其他年轻的气候活动家——比如领导美国“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的大学生和20出头的年轻人——她拒绝接受具体的政策提案，比如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而是教导政界人士要“相信科学”。她甚至拒绝认可一个欧盟平台，这个平台支持了她的“为了未来的周五”（Fridays for Future）运动。当我问她其他青少年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时，她说：“他们无所不能。改变世界的方法有很多。”

当我对政治体系中年轻人的权利代表相当不足表示怀疑时，她表示异议。“有时感觉是这样的，”她说：“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通常不是那些被摆在首位的问题。年轻人对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非常关心，但他们的代表性很小。”

尽管桑伯格语气温和，但行动并不温和。桑伯格的总体观点是认为今天的老一辈因未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背叛了年轻人，这种偏向经济性的观点总是自带准确的光环。

当桑伯格谈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私下里，她听起来很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些事情不因我们而起，我们却要承担它们带来的后果，这太不公平，”她说。

这也是我们理解桑伯格的方式，不必把她描绘成圣人或是恶人，抓住她的呼吁就好。桑伯格是青少年特有的道德立场的缩影，她可以通过一个“成人”的道德视角看世界，因此她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满是缺陷的世界。但与真正的成年人不同的是，她并不会因这种令人沮丧的状态而背上良心包袱。当她称自己为“孩子”时（她经常在演讲中这样说），桑伯格似乎表达了这样的立场。

在与她交谈时，我问她是否感觉到了这种双重立场：意识的负担和包袱的缺失。“当然，”她说：“因为我们太年轻，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如此空白。我们没有那么多经验。我们不会因为事情总是如此，就说自己无法带来改变，很多老人都这么说。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世界。”

这也许就是大人们觉得她令人不爽的原因。“这个小孩——她就是个小孩——被吓到了，她的父母则任由她被恐惧所左右，”右翼评论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指责桑伯格的父母“剥夺了她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让她可以教训成年人”。《联邦党人》的乔纳森·埃里克森则担心桑伯格才是强加权力的一方，“强迫她的父母成为素食主义者”并“威胁她的母亲放弃职业生涯，因为它涉及航空旅行”。

这些似乎都是过于夸张的担忧，但埃里克森和托宾其实都在进行一个伟大的美国传统实践：在这个国家，甚至在打招呼之前，我们都会问你是不是家教有问题。

其他反对桑伯格言论的观点也能够且应该被提出；如果她想作为一个成年公民参与政治，她也应该像一个公民一样受到批评。但在《纽约时报》上，记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说的话可能是最奇怪的，他声称桑伯格的讯息是反民主的。“忍耐也许是民主的主要美德，”他写道：“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不能等’，那就等于在挑起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

我要感谢考德威尔，因为他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大约20年前，我和父母坐在一家餐馆里，在桌子下边看一本儿童科学杂志。杂志上有一个小盒子图案，并提到了一个被称为“温室效应”的东西，它由汽车和工厂引起，最终可能会破坏整个星球的环境。

我猛地抬起头，打断了父母的谈话，他们在谈一些无聊的事情，包括房地产价格和应该选哪一条公路回家。

“这是真的吗？”我指着杂志问道。

哦，是的，当然，他们俩中有一个说道。

“有办法解决吗？”我问。

不，不，人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记得我的胸口凝滞了一下。就像一个成年人知道自己的爱人处于危险之中，或看到舒适的世界开始摇摇欲坠的感觉。我们的整个星球都出问题了，所有人却任由它继续发展？

在1999年，考德威尔的年纪比现在的我都大。当时，美国几乎没有国家气候政策。从那时起，我上了初中和高中，从大学毕业，经历过两次跨国搬家，做了几年的技术记者，并报道了四年的气候变化。从那时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百万分之三百六十四升至百万分之四百一十五，但美国始终没有通过任何新的国家气候政策。

考德威尔正确地认为，耐心是一种民主美德。但懒惰也是一个大罪。或许只有年轻人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翻译：冷君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