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北京，一个法国贵族，与他曾不为人知的900张玻璃底片。
记者 |
“就这样，我完成了出发的准备工作。临近七月底，我买了人们建议我携带的各种物品，包括新衣服、新出的胶片和照相机等。斯特宾教授好心地建议我带银溴胶片以及选择能够承受旅途湿润气候和北京干燥气候的相机。”
这几乎是罗伯特·德·赛玛耶伯爵（Comte Robert de Samalle）在其《北京四年回忆录1880.8 - 1884.8》中提到的唯一与摄影相关的内容。那是临近他动身去往中国的时刻，正忙着在普伦克和维特曼的店里订购一些化学物品，同时特别交代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放在用锌衬里的盒子中，以确保它们被良好保存。
“一个和我一同在店里下订单的人同我攀谈起来，问我要去哪儿。我回答说，作为对外关系部的一名公务员，我和任何事情都有关系。他祝我一路顺风，并补充道，他不明白，我怎么能在住所还没确定的情况下离开法国去远东。”
没人想到，在一百多年之后，赛玛耶伯爵当时在“远东”拍摄的近千张照片，因被后人拍卖的缘故被重新发现。甚至，与当时的一些商业摄影师相比，赛玛耶的照片更具备历史与研究价值，因为借用职务之便，他总能拍下别人接触不到的画面。这个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中国的法国外交官员，作为一个非职业摄影师，无意中却留下了许多无人企及的影像资料，并被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几乎改变了圆明园的摄影史和建筑史研究。
赛玛耶伯爵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谢满禄”。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并没有提，只是它出现在他的法文回忆录扉页上，一个抢眼的红印之中。
1880年2月，在三个国家空缺的二等秘书职位中，赛玛耶伯爵接受了中国的职位，并签署了二等秘书的任命书。1880年8月，赛玛耶伯爵以法国公使馆秘书的身份来到北京，受命于布雷领事，在北京居住了四年。当布雷1882年离开北京时，谢满禄被任命为领事馆代办。
若不是谢满禄的后人在七、八年前开始拍卖，他的这些照片和底片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因朋友邀请帮忙鉴定，历史影像学者刘阳接触到了谢满禄的照片，“一下子就把之前自己关于圆明园的研究颠覆了”。就这样，谢满禄成功引起了刘阳的注意，在他眼里，谢满禄的照片“研究潜力巨大”。
刘阳也曾特意借《摄影180年在中国》展览研讨会的机会与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打了个照面，这位英国摄影史学家多年来致力于收藏、研究19世纪的亚洲摄影，曾出版《中国摄影史：1842 - 1879》。不过在关于十九世纪中国影像的研究之中，业内“一直认为1880年以后就没有非常知名的摄影师和作品了”。谢满禄并不像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 - 1921）、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2 - 1909）一样，在被广泛研究的行列之中。
摄影术诞生仅有几十年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有着很大的区别。1900年以前，相比于之后，被拍摄下的照片非常少，同时，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的变化很小，用刘阳的话说，谢满禄在1880年在北京拍下照片中的景象，可能和乾隆时期的无异。不过，谢满禄在当时短短四年内拍摄的内容，囊括了法国使馆人物、法国及其他使馆建筑、宗教题材的作品、北京远郊建筑、三山五园地区建筑，以及北京其他重要的建筑。
谢满禄的回忆录，对他结束任期的返程曾有提及：“我本来希望我的马和其他物品能够在北京被我的同事买走，他们似乎更想要那些东西；但是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很忧虑，这些同事并没有购买的欲望，而是想尽办法来减少他们拥有的东西。”不知他所说的“其他物品”中是否包括他在北京拍摄的照片，但最终，这沉甸甸的九百多张玻璃底片被谢满禄经由轮船运回了法国。
显然，谢满禄并非以职业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在摄影方面，他更像一个爱好者。与商业摄影师相比，谢满禄的照片并非以出售为目的，也因此除了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囊括的部分照片，底片并没有被批量做成照片而大量传播。
但他并非不专业。虽然在回忆录里没有记载，谢满禄在京期间曾经拍摄过大量北京地区历史古迹的照片，其中以圆明园木构建筑照片最为少见。《西洋镜下的三山五园》一书，对谢满禄的拍摄所涉及的场景有详细介绍：赛玛耶伯爵在1882年前后对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建筑、法慧寺琉璃塔、西洋楼谐奇趣、方外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西门、圆明园舍卫城、濂溪乐处知过堂、断桥残雪、鸿慈永祜华表、宫门等处进行拍摄，是目前已知拍摄过圆明园木构建筑在1900年被彻底破坏前遗存最多的一位摄影师。
同时，谢满禄在1882年拍摄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后的木构建筑照片，“几乎改变了圆明园的摄影史和建筑史”。在这组照片被发现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圆明园虽然被毁，但仍然是皇家禁地，西方摄影师无法涉足，他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西洋楼地区。但谢满禄不仅进入了圆明园区域，而且随行人员数量很多（至少有六人）。以照片为线索进行分析，他们从长春园宫门进入，拍摄西洋楼后，一路向西，拍摄范围几乎贯穿了整个圆明园。其中，他们拍摄了许多木构建筑照片，这些建筑虽然躲过了英法联军，但没逃过十几年后1900年的“庚子事变”。也因此，谢满禄的照片成为了研究这些建筑毁坏变迁唯一的依据。甚至，对于那些传说中有争议的建筑，他的照片成为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界面影像：谢满禄的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
刘阳：谢满禄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他没有说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他的原名罗伯特·德·赛玛耶中的赛玛耶是他家族的名字，这个家族非常有名，在法国有一个小镇就叫Samalle，是以他家族的名字命名的。
界面影像：谢满禄的照片是怎么被发现的？
刘阳：这批照片之前从来都没有公布过，它们都在谢满禄后代的手上。谢满禄把这批照片作为嫁妆送给他的孙女当礼物了，他孙女到今天可能已经去世了。谢满禄的后代在大概七、八年前开始拍卖这些照片，这些底片有900多张，分为两个部分，每一批有400多张。这些底片全部是玻璃底片，所以清晰度达到极高的程度，可以看到细节。玻璃底片很沉，而且特别容易碎，拿起来很不方便，我们是五个人抬了五个箱子才把它们全部从法国运回来的。
十九世纪的玻璃底片原版的极少，我们已知的最早拍摄圆明园的德国人恩斯特·奥尔末，他的13张玻璃底片都在一个台湾的收藏家手上。谢满禄在北京只待了四年，就拍摄了大约940张照片，这个数量相当于目前已知拍摄过北京的十九世纪的所有照片总和的接近两倍。1860年，相机才传入北京，第一张北京的照片被拍下来。到1900年的40年间，这些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拍摄的照片目前能找到的有大概500张，也都不是底片。
谢满禄拍摄的系统非常杂，他拍了很多人物，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解读出来，一部分是法国外交官，一部分是当时中国的高官，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和太监，或者说是一些中层人士，包括僧侣。为什么一定要把谢满禄的这批照片也买下来，因为现在只有底片，人物虽然非常清晰，但不知道是谁。他的照片上有这些人物的名字，带有中文和法文的介绍，对照着底片，我的研究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这就好比我现在有中文和英文，但缺少一本中英字典。
界面影像：当时谢满禄在北京是什么状况呢？他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这里做什么？
刘阳：他是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职位是二等秘书。当时他是在北京完成他任职的一期，四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回忆录就叫“北京四年”。这个人地位很高，而且非常有钱，他的工资很高，家族也很有钱，所以他带动了十九世纪特别著名的两个摄影师，皮瑞（A.Thophile Piry）和德贞。他们三人是朋友，德贞是医生，皮瑞在税务司工作。这两个人的照片被研究得比较早，名气比较大，量很大。他们两人实际上是跟着谢满禄到处走。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可以勉强重叠在一起，因为三个人架了三台不同的相机。照片不完全重叠，但三张照片放在一起同一时期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还有一条狗，那条狗分别在三张照片的不同位置，很有意思。
我们把这些关系串起来，是因为这位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摄影师，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研究。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谢满禄拍摄了很多照片，我现在正在分类，这些照片有一半以上是拍摄了那些建筑的“唯一”或“第一”。
界面影像：因为他能进去别人去不了的地方。
刘阳：比如圆明园的西部。在发现谢满禄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或者不认为有人能够在圆明园西部拍照片。因为那个地方当时是皇家管理，任何人都不能靠近。我也不知道谢满禄是怎么进去的，（他的回忆录里）没有提。他拍得非常详细，把当时1860年英法联军漏烧的建筑全拍了，这些建筑后来在1900年全被毁了。我最早知道谢满禄的照片，就是拥有他的这些照片的人找我帮忙鉴定。我当时看着照片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就像一个研究天文学的人发现了一张兔子在月球上蹦的照片一样。那感觉就像一个永远只能存在于理论上的东西终于落实了。
也因此，我对他产生了兴趣。之后我发现，这个人拍了很多这种圆明园的照片，而且每一张都是唯一的，同时他也拍摄了很多三山五园的照片，其中一些香山和颐和园的照片都是“唯一”的，也就是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拍摄过，直到那些建筑被毁。
界面影像：所以谢满禄的活动范围就是北京和北京周边吗？
刘阳：是北京周边，不过他最远到了承德，也到过上海。同时，他拍摄了一小部分北京西边的一些地方，这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像当时的门头沟和石景山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也都拍了。但这些在他的回忆录里都没有写到。我非常失望的是，在回忆录全翻译过来以后，我用中文检索，发现他都没有提到圆明园的事。他只写到了当时中法之间的一些外交、政治、历史，一些当时比较重要的外交事件是他处理的。他的回忆录里记录的多是他当时的一些工作。
界面影像：所以他没有提到过关于拍照的事情。
刘阳：他只提到来的时候带了一批底片和需要冲洗的药水，也有可能是我没有看到，但提到关于摄影的问题不多。当时的技术要求必须拍摄完成后马上冲洗出来，二者几乎同步，不像现在的胶卷可以保存很久再冲洗。当时处理底片和照片的一整个过程非常复杂，但谢满禄在中国的日子里，平均下来大概三、四天就拍摄一张照片。
界面影像：你曾经说过谢满禄是有选择性地拍照，他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刘阳：我认为他是旅游性质的，但是他在选择旅游地的时候，非常喜欢皇家的（地点）和圆明园。我还找到了一篇法语的文章，是60年代发表的一篇专门写谢满禄的论文，关于他的玉器收藏。所以他不光拍照，临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大量他收集的东方文物。同时，去年12月份拍卖过他的一小部分照片，其中除了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之外，还有奥尔末和皮瑞拍摄的照片。谢满禄1880年才来到圆明园，而奥尔末比他早十年，那时候很多建筑还在。谢满禄可能是买来的，或者是他收集到的，总之他把当时在他之前所有拍过圆明园的相片都收集全了。他对圆明园应该非常感兴趣，而且他非常专业，他只拍没有被毁的著名建筑，包括中式园林，没拍杂片，这些照片恰恰是别的摄影师没有拍过的。
界面影像：他拍摄的视角是怎样的呢？
刘阳：他是以一个法国人的视角进行拍摄的，这种视角更为独特一些，且观察更为敏锐。那个年代，很多外国人喜欢拍摄皇家建筑。1888年后，慈禧才开始重修颐和园，当时清朝已经遭受了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打击。在休养生息期间，北京的所有东西都并没有太多变化，而且当时洋人对我们的影响力比较小。1900年之后，北京才开始西方化，出现了柏油马路、电车、电话等。也就是说，1880年谢满禄（在北京）拍摄的照片和乾隆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其他摄影师相比，谢满禄的照片之所以更为珍贵，是因为他庞大的数量，以及可以拍到具有皇家代表性的地方。还有就是谢满禄可以拍摄到的东交民巷的高级官员和一些中国清朝的高级官员，这些是其他摄影师想不到且没有资格去拍的。再比如，谢满禄拍摄了很多建筑物内部的照片，由于当时闪光灯还没有发明出来，所以早期摄影师们多拍摄的是外景。谢满禄的相机在当时算顶级的了，他拍摄了包括佛像在内的很多室内照片。同时，与商业摄影师相比，谢满禄很少拍摄商业摄影师喜爱的风景，他拍得更细，靠得更近，拍得更杂，角度更多，对我们的研究帮助更大。
界面影像：你觉得谢满禄的照片具有艺术价值吗？可不可以说谢满禄照片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其他方面的价值？
刘阳：有的有艺术价值，但谢满禄不是为了追求艺术来拍照的，只是为了记录。就摄影师的视角和普通人的视角来说，他属于普通人的视角，但稍微杂一些。对于我来说，照片的最大的价值就是历史价值，因为照片本身是记录历史的。现在的很多（变成艺术的）照片，说实话，一百年之后未必有价值。我认为，艺术摄影和纪实摄影、历史摄影需要区分开。可能早晚有一天，我会试图把影像从艺术（领域）中择出去，现在是混为一谈了。
界面影像：他在北京和周边拍摄了这么多照片，你觉得他是一个对北京好奇的人吗？
刘阳：没有看谢满禄的回忆录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人对中国和北京是非常热爱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不想来中国。他讨厌北京，是因为当时在他们贵族眼里，当时去北京就像现在我们去阿富汗之类的地方一样。他在回忆录里一直提到自己并不想来。
界面影像：你有去法国考证这些事实么？
刘阳：可能下半年会去，因为现在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我要找一找谢满禄的墓，其次是要找赛玛耶的后人聊一聊。另外，我想尝试能不能找到谢满禄当年使用过的相机。那种相机可能对于拍卖行来说也没有太大价值，但对我的研究来说很重要。
*除特殊标注外，文中所有图片、部分参考资料来自《西洋镜下的三山五园》（刘阳、翁艺著，中国摄影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谢满禄回忆录内容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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