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朱洁树

“过去，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认为，在大革命当中，巴黎街头发生的斗争、三级会议当中的斗争值得研究，而农村里发生的事情都是闹剧和瞎折腾，但其实，民众当中的恐慌也反映了民众的政治觉醒过程。”在《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的读书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毅这样说。

今年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周年。在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开由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要求改革税制，取消前两个等级的特权，遭到路易十六与前两个等级代表的拒绝，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民众当中散布着谣言，称贵族正在雇佣土匪烧毁庄稼、饿死平民。虽然这些流言并没有真凭实据，但是民众相信，贵族这样做是要预防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贵族。伴随着流言四起，法国农村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于是，农民以村庄或教区为单位组织了起来，拿起了武器，成为了农民武装，甚至攻入了贵族的城堡、庄园，烧掉了地契文书。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并不重视，认为这只是大革命时期一个搞笑的插曲，直到乔治·勒菲弗尔出版了《1789年大恐慌》，打破“社会-经济分析”的传统研究模式，尝试将集体心理要素与社会经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这一现象才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因此，高毅认为，这本书虽然出版于1932年，但至今依然具有意义。

“革命爆发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活动现场，高毅认为，现代中国的“革命崇拜”从一开始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的。谭嗣同看到晚清保守势力的压倒性优势，认为和平改革行不通，只有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他在《仁学》中，就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传诵的“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的宣言。高毅还认为，五四时期起到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封面上除了中文“新青年”，就是法语“la jeunesse”（青年），这也体现出当时那代人受到法国革命民主思想的重要影响。

北伐前夕，“反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级中流传开来。1925年9月，《现代评论》杂志有文指出：

“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知识阶级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

“反革命”不仅在当时的民众中是一个贬义词，还被上升到了法律高度。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推出了《反革命罪条例案》，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首次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

中国的革命崇拜一直延续到“文革”。到了1980年代，批判和否定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多。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及《再论〈告别革命〉》等著述中提出，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革命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据此，他们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

高毅在《1789年大恐慌》的序言中也写到，在近年来诋毁革命的声音中，有人认为，像法国大革命这种全靠发动群众来进行的革命是全然错误的，太血腥、残暴，只会带来无穷的灾难，更有甚者，追捧英美式精英改良路线，认为其是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高毅认为这种说法本来不值一驳，但专业历史学家还是应该设法多向公众传达一些有关大革命史学的科学信息。

他指出，《1789年大恐慌》一书就说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革命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史无前例地动员了占据法国人口80%的农民。而这些农民被动员起来，绝不是政治领袖的策划和实施。是大恐慌造成了农民的政治觉醒，而农民之所以相信谣言，背后又是中世纪以来一步一步积聚起来的法国社会矛盾——法国革命中，一个重要的词是“旧制度”，也就是把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说成是旧制度或旧社会，在旧制度之下，是贵族对农民几千年的剥削。于是，在矛盾总爆发的临界点，恐怖谣言的不胫而走，促成了大规模农民发动。因此，对于高毅来说，在法国以及欧亚大陆其他历史悠久国家发生的革命，“从来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相比英美革命，法国革命更加重视平等”

1640年，英国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自由。但是对下层民众，尤其是小农的自由权利，英国革命没有予以照顾，甚至还通过议会立法，把小农的土地几乎全都夺走了，这就是所谓"议会圈地运动"。高毅看到，在18世纪的英国，因为圈地运动使得小农失去了土地，农民难以得到动员，很多人成为了给资本家打工的雇佣工人，还有很多人去了海外殖民地。

高毅认为，美国革命虽然要比英国革命更加注重平等，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是，美国革命主要关注的还是自由的问题，即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在高毅看来，无论是英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基本上停留在了政治层面上，满足于解决政治制度的改造问题——英国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美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一旦目标达到，革命就停止了。

在《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一文中，高毅曾经谈到，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在平等问题上“比美国的《独立宣言》要远远地跨出了一步”。《人权宣言》说的是“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这里面加了“始终是”这么三个字，反映出法国革命者不仅承认起点的平等，也多了一种对终点平等的关怀。

法国革命者不仅通过《人权宣言》表现出对这一价值的强烈追求，而且也落实在实际行动上：在1793年，雅各宾派进行土地立法，让法国的小农几乎无偿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因此在高毅看来，法国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仅仅要在政治层面推翻专制王权，还想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在文化层面，还希望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改造为共和主义的新人。

“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强调的是自由问题，而忽略了平等的问题，法国大革命则相反，它强调的是平等的问题，而忽略了自由的问题，”因此，高毅认为，英美革命的经验和法国革命的经验是有互补性的，真正成功的政治民主化建设，乃至现代文明的建设，都必须是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和两大原则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