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东方历史评论》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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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王根宝，因为手淫被判处了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1922年的上海，早已是繁华的十里洋场。像很多涌入的外埠民工一样，王宝根在一家洋行担任“出店”职务，做些接送货物的杂务。6月的一天晚上，他正在靶子路53号洋房内手淫，被外国女主人撞见。

具体的细节并不清楚，只知道女主人进入上海虹口捕房报了案。这个男人遂被押解到公共租界的公廨，一个陆姓谳员（法官）和英国驻华副领事一起审判了他。因案情过于“无耻”，所以审讯是在休息室秘密进行的，他最终被判刑三个月。

作为“无耻男人”代表，王根宝登上了那个时期的媒体。

相较而言，浙江人郁达夫的运气就好得多。沉迷于手淫的郁达夫非但没有进监狱，反而因他具有将这种“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进行文学化表达的能力，而暴得了大名。

在王根宝入狱3个月前，26岁的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时间再往前推5个月，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在上海泰东书局正式出版，在国内引发轰动。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小说的男主人公以郁达夫自身为蓝本：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爱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的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的到他的眼前来。他平时所看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中年以后的Madam的形体，在他的脑里，比处女更有挑发他情动的地方。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这样的一次成了两次，两次之后就成了习惯了。他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

这里说的“于身体最有害的犯罪”，就是手淫。郁达夫没有说谎，这是那个年代医书中的共识：手淫不仅会导致阳痿、神经衰弱、肺痨等一系列疾病，还能够致人死命。

各种捕风捉影的手淫故事充斥了那个年代的媒体、出版物与市井的耳语中。在王根宝被判刑的1922年，一个叫碧庵的作者在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淫书及手淫之害》，里面也是言之凿凿的实例：

我的朋友周君的二儿子，年十七，还没结婚，误犯手淫。暑假归家，周君见他容貌异常，面黄如土，肌瘦如柴，四肢无力，精神大减。周君让他在家调养，终日无事，只靠读小说及淫书度日。还不到一个月，他病情竟发展到吐血的程度。周君见状，赶快请来一个杨姓西医给他诊治。医生说，他的病是因手淫过度，肾部亏损所导致。服药后也不见起色，过了几天，竟然被阎王爷叫去，“登鬼录矣”。

碧庵语重心长地说：现今未成年儿童犯手淫者不知凡几，追根溯源都是被市面上销售的“淫画淫书”所害。周君的二儿子就是这么死的，希望为人父兄者，对于子弟应早禁阅淫书，并观察他们平日的形迹，如换衣裤之时，“宜须视察有无遗精斑溃”，如犯了手淫之病，应早与他言明，教育“好色必死”的道理，令其自知畏惧，即能保养精神而不遗终身之痛。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申报》特别注明“不受酬”三字。不接受稿费。很显然，碧庵将“劝戒手淫”当作了一件公益善行，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他的认知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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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从某种意义而言，是道德伦理的代言人。”托马斯·拉科尔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中这样说。

拉科尔更多是从西方手淫历史的掌故梳理中得出上述结论。这个结论在中国同样成立。

1927年，驻锡苏州灵岩寺的印光法师编订《寿康宝鉴》，经由僧俗两界大力传播，影响甚广。印光法师被誉为近代三大高僧之一，这本书迄今仍在佛教界内部广泛印刷传阅。团结出版社2014年亦有公开发行。

该书在“戒淫格言”中，首推据称是“三丰张真人”的一段话：“人生天地间，禀五行之秀，具刚正之气。夫夫妇妇，人道之常。越礼乱伦，等诸禽兽。淫邪之行，志士当力戒也。夫天下蠢然者莫如物，乃雎鸠定偶而不相乱，哀雁孤鸣而不成行。人不如鸟，负此人名，逊物之灵矣。”

淫邪与否，首先是人与禽兽区隔的道德问题，这则戒淫格言首先阐明了这一点，接下来又演绎说：“且夫好淫者，子孙必至夭折，后嗣必不蕃昌。何则？我之子孙，我之精神种之，今以有限精神，供无穷花柳，譬诸以斧伐木，脂液既竭，实必消脱。故好色者，所生子女每多单弱。子每像父，虽单弱而亦好淫。再传而后，薄之又薄，弱之又弱，以致覆宗绝祀者，不可胜数。”

在此邪淫变成了一个医学问题，证实了托马斯·拉科尔“医学是道德伦理代言人”前现代景象的断言。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印光法师进一步说：“即夫妇之伦，倘一沉湎，由兹而死者，何可胜数。本图快乐，卒致死亡，鳏寡苦况，实多自取，岂全属命应尔哉？！彼昵情床笫者，已属自取其殃，亦有素不狎昵，但以不知忌讳，冒昧从事，致遭死亡者，亦便甚多。故礼记月令，有振铎布告，令戒容止之政，古圣王爱民之忱，可谓无微不至矣。”

当惊蛰节气即将到来，春雷震响前三日，要由官吏振响木铎，宣告政令，警示人们在此期间禁止房事，以免胎儿发育不全。印光法师引自《礼记·月令篇》的这段话，说明房事必须顺从天道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即便以怀孕为目的，也不可在惊蛰期间敦伦。至于平日夫妻间纵情床笫之欢，那更是“自取其殃”，死一万遍也不足惜吧。如此，则与礼不合的手淫怎么可能没有致病的恶果呢？

印光法师对此表示：“吾常谓世间人民，十分之中，由色欲直接而死者，有其四分。间接而死者，亦有四分，以由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而死。此诸死者，无不推之于命，岂知贪色者之死，皆非其命。本乎命者，乃居心清贞，不贪欲事之人，彼贪色者，皆自戕其生，何可谓之为命乎？至若依命而生，命尽而死者，不过一二分耳。由是知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此祸之烈，世无有二，可不哀哉，可不畏哉。”

80%的人死于纵欲，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数据。印光法师在给“念佛居士”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现在后生，已知人事，即当为彼说葆精保身之道。若知好歹，自不至以手淫为乐，以致或送性命，或成残废，并永贻弱种等诸祸。未省人事不可说，已省人事，若不说，则十有九犯此病，可怕之至。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他疾均无甚关系，冶游、手淫、贪房事，实最关紧要之事，故孔子以此告之。”

在另一封“复永业居士书”中，印光法师表示：“近世少年，多由情欲过重，或纵心冶游，或昵情妻妾，或意淫而暗伤精神，或手淫而泄弃至宝。由是体弱心怯，未老先衰。学问事业，皆无成就。甚至所生子女，皆属孱弱，或难成立。而自己寿命，亦不能如命长存，可不哀哉。”在这里，他明确表示手淫会导致“至宝”的流失，将精液称为“至宝”，这可以看作是对“一滴精七滴血”俗语的提炼。

对于如何克服淫欲，印光法师给出的药方是：“又当淫欲炽盛，情不能制之时，但将女阴作毒蛇口，如以阳纳蛇口中，则心神惊悸，毛骨悚然，无边热恼，当下清凉矣。此又窒欲之最简便法也。”

但问题是，即便不手淫，健康人“精满则溢”亦是自然法则。女阴蛇口的观想，显然也无法避免遗精，这样泄弃了至宝该如何是好？对这个问题，阅遍印光法师全集也没有答案。

印光法师21岁出家，此前并未婚娶。他的性医学知识更多来自传统儒释道的教化。如前所述，张三丰、《礼记》以及佛教戒淫的种种理据，都成为印光法师反对包括手淫在内的不合规淫欲的思想资源。他所编辑的《寿康宝鉴》可以看作是传统禁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手淫首先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然后它因此才成为万恶的疾病根源。中西方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中的这段话只对西方有效：20世纪早期，“手淫致病论”的影响渐渐消退，这一医学传统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到达鼎盛，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消亡。

当“手淫致病论”的论调1920年代在西方步入消亡之际，它在中国的传播仍处于上升阶段。

3

郁达夫借《沉沦》男主角的名义痛彻反思手淫的“犯罪”之时，沪杭铁路总医官王吉民也在到处宣扬手淫的危害。1921年4月，他在杭州安定中学演讲时特别强调：

“现在青年所犯的通病就是手淫。据社会上确实的调查，百人当中犯的在十分之七以上，不知道他的害处实在很大：（一）阻止发育。当青年时候倘然耗伤了精神，身体就不能发育到完全的地方，这就是种弱的最大原因……”

手淫会导致发育不全，甚至可视为中国人种羸弱的最大原因。王吉民代表了当时中国主流医师的观点。

医药公司在媒体上刊发的广告，也集中反映出一个时代对手淫的误解。王吉民演讲的精要在《申报》发表的1921年4月25日，一种叫“实验保肾固精丸”的药品也刊发在这家上海主流大报上。这味一元大洋一盒的药物宣称，它主治“男子肾关不固遗精梦泄”，并特别强调对手淫导致的面色萎黄、身体不能发育有奇效。

手淫和“身体不能发育”神奇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自称研究医术多年的作者“抚稠”1922年进一步在媒体上刊文表示，凡青年手淫过度者，初则面色惨白，无血或带淡黄金色，继则腰骨酸楚，甚且痰咳吐红，渐成痨疾，终身无健康之望。此外，手淫过度，精髓必竭，一遇风寒，病根爆发，医生不知其底藴，在春则误诊为温，在夏则误诊为霍乱，在秋则误诊为疠，在冬则误诊为伤寒，因为很难对症施治，所以也将一病不起。

手淫不仅导致发育不全，还会导致终身不治的痨病和精髓衰竭。

关于手淫危害的广泛程度，是逐级加码的。192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的俞凤宾博士在上海尚公学校演讲时说，他在南洋大学做过十五年校医，曾经遇到一个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学生。“我替他诊察一下，知道这个毛病不是医药所能奏效的，因叫他不必服药，并同他至一秘密室里边，问他的病由是不是犯了手淫？他含羞不答。我遂告他这病不是医药所能奏效的，除非把你手淫的习惯改掉，更没有别的法子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神经衰弱在中国都被认为是手淫所导致。著名医师丁福保也在《青年之摄生》一文中宣称，手淫可导致神经衰弱和忧郁症：“易于悲哀忿怒，或心跳不眠，甫交睫即梦魇。失记忆力与判断力。喜潜居暗室，不乐与人聚谈，易生厌世观念，甚有因此而自杀者。”

除此之外，手淫还可导致生殖器发生障碍（如阳痿、遗精、早泄等症），严重者无法生育子女，轻者虽能生育，但子女大抵体质孱弱，甚至可能生下畸形儿和白痴。

丁福保总结说，之所以手淫危害如此之大，是因为男性的精液非常可贵，脑力体力以及心肺内脏都需“借此发达”。

既然精液掌管了脑力体力和心肺内脏的运作。依此逻辑，导致精液流失的手淫必将引发全面的身体疾病。事实上，相当多的医生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1935年，一个叫沈兆荃的医师在《神经衰弱讲座》中，一口气列举了手淫所导致的各种疾病：

（一）全身衰弱贫血，颜色苍白，感觉过敏。

（二）生殖器机能障碍。阴萎（阳痿）、遗精、早漏（早泄）。阴茎短小及弯曲，睾丸发育变化，生殖作用根本消灭。

（三）头痛、眩晕、失眠、健忘、神思恍惚、精神忧郁。

（四）脊髓诸疾病、肺病、精神病、发狂、痴癫、妄想症、脑出血。

（五）消化器病（胃病），神经性食欲不振，胃弛缓。

（六）听力衰弱，近视、弱视。

（七）全身发育受阻害，可导致全身变形异状。

（八）膀胱炎、摄护腺炎、睾丸炎等。

（九）疲倦无力、操作不能、心存畏怖、举动错乱、腰部痠痛。

（十）心脏肥大，机能衰弱。

是不是相当可怕了？持传统医学思维的人士不断发现手淫的新危害。对手淫的恐慌渗透进医学的各个领域，它要求整个社会动员起来，从儿童开始抵制这一假想中的不道德且戕害身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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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手淫的医学危害，是当时医学工作者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在1921年，一个叫“芾棠”的作者在《申报》上撰文专门讲“治遗精法”。他说，得遗精病的青年患者很多，究其原因不外有二：未婚者因手淫而致；已婚者则房事过度。

芾棠认为，市面上治遗精的药很多，但大多药性过烈，且鲜有疗效。想要根治遗精病，主要还得靠以下三点：首先是打破欲念，不可看一切引发淫念的书画，也不听各种黄色话语；其次是每晚睡前要先身体运动，再在床上静坐一二刻钟，而后屈足睡眠；另外早晨醒后不要赖床，起床后要做十几次深呼吸。

芾棠也同样自信，强调抱病的遗精患者只要按照这三点去做，就会知道其所言不谬。

另一个叫“德芹”的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更为详尽。他说，遗精为现在少年之通病，患此病者大多羞于求医，以致求学不力，志气消灭，导致全体国民的健康都大受影响。遗精这个病的病源在情欲，欲治遗精，须先治欲念。

人类正常进化产生的情欲，在德芹这里被认为是一种洪水猛兽，致病的本源。有这样的认知基础，自然就会得出抑制情欲可以避免遗精，进而祛除疾病、身体健康的结论。

他罗列出了五点抑制欲念的方法，包括：就寝后须早入睡乡，翌晨醒觉时须即起床，切不可再恋恋于褥中，因暖被内最易惹起色欲；晨醒稍早，亦须即行起床，行深呼吸，此时空气清新，精神为之一爽，奋发思想油然而生，邪念自不起矣；斋中或房内多悬英雄豪杰之像，色欲之念发起时，即详细观摩；见女子前来，则昻头挺胸，正直而行，目不斜视，作漠不相关态。凡男女混淆之赌博游戏事，尤宜远避；严拒闲话淫秽之小说，无论男女皆不得二人回寝。

至于如何预防遗精，则有六法，排在首位的就是拒绝手淫：手淫为遗精之重要原因，故此恶习万不可犯。

除此之外还要：励行冷水浴及努力养成健康游戏之习惯；不仅要远离酒，晚上八点后还须戒绝饮料；被褥须硬且薄，只要足以御寒就可以，睡觉时以侧卧为宜（用裤带等物作结于背后以防仰卧）；睡眠中下衣不可紧束，毛织的短裤尤其不能用，也不要思考今夜会不会遗精的问题；晚餐需选用淡泊清洁之饮食。

另一个叫“朱有”的作者，则要求为人父母者，在子女情窦初开时，必须告诉他们手淫的危害，以免色欲旺盛的青年因此伤身。

作者“独乐”还支招说，子女手淫一定会留下痕迹，父母要时常检查他们的内衣和被单褥子，一旦有了真凭实据，必须大加申斥。

虽然性话题有着敏感的禁忌，但对手淫的规训显然已经优先成为了家庭与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5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对手淫的认识转变。托马斯·拉科尔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中说：

“心理分析学的影响迅速蔓延，远远超出这一领域的学科范围。从幼儿科学的教科书到道德神学的讲义，在解释到‘性’的问题时，都深受弗洛伊德对于性心理发展观点的影响。在这种对手淫崭新的诠释中，手淫行为不再像启蒙运动时期和18、19世纪的评论那样，是全民公敌。它在个人成长和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说道，它‘既非疾病，也非罪恶’，但值得人们广泛关注。对手淫致病的担忧一旦烟消云散，这种行为所引发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也就变得更为清晰……这些广泛意义上的弗洛伊德式的诠释推动了性别斗争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成年之后依然手淫的做法被看做是一种正面的行为，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这种理论的新动向可以追溯到四、五十年代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

在《金赛性学报告》开始轰动美国的1940年代，中国医学界对手淫的道德恐慌也开始慢慢消退。

1946年12月，浙江精神病学专家夏镇夷在《告神经衰弱者》提到手淫与神经衰弱的关系，他说：“手淫果是一种不良习惯，但手淫本身的影响并不大，而是社会对手淫的态度关系很大，意识中羞悔、善意和激怒搅作一团，在精神上造成很坏的后果，换句话说，手淫主要的坏处在于和与此心理的斗争。”

1947年，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卫生教导组主任贾猷先在《从“青年心理修养”说起》中也表示：“手淫何尝是阳痿、早泄的主因呢？心理分析的构成学者告诉我们，手淫本无害，那与手淫时所伴发的幻想，是有害于心理健康的。那幻想的对象也许是逆伦的。这种反常幻想中的矛盾现象或罪孽感，乃至畏惧手淫，或是因为不克戒除手淫所生的悔恨心理，才是产生阳痿的主因。性功能的失常是许多心理病态的通常表现。真正的创伤是在心灵内。”

虽然很多说法仍有待商榷，但至少在中国现代医学界，手淫已开始不再是导致阳痿、早泄、神经衰弱等一系列疾病的罪魁祸首。

当然，这种对手淫的正名，即便在医学界也是不彻底的。传统医学还具有强大生命力，很多中医据此相信，手淫是万病之源。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不乏忠诚的信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