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不仅仅只属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沙皇俄国手中夺下的这片土地，北至北极圈、南临博斯普鲁斯海峡、东接太平洋、西邻中欧。对于资源枯竭、四面楚歌的年轻苏联而言，与帝国遗产一道留下来的，还有物资补给和意识形态上的落后，有如噩梦一般。再看看那些国力弱小、鲜为人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州，便不难发现，其中许多倏忽成立，又在短短数年间解体或合并，令人不禁思考俄国革命为何如此驳杂？

作为这片土地的政治中心，“俄罗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有时候甚至过分掩盖其他民族和历史的光芒。这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短视行为最终导致了许多苏联国家的消失，他们纷纷转投欧洲门下——如今，没有人会轻易混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然而，在人们不甚在意的地方，仍然存在许多视线盲区，其中以中亚为甚：这一大片从里海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土地，有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在他们的国名后缀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19世纪下半叶，突厥斯坦、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被俄帝国征服。鉴于这场战争伴随着流血，若要讨论其所引发的文化和政治现代化在道德上是否正当，那么中亚无疑是最合适的讨论对象。

为了了解俄国革命对中亚各国文化的影响，我采访了ShTAB的艺术总监乔治·马梅多夫（Georgy Mamedov）。ShTAB是总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一个区域性文化和活动平台。马梅多夫最近与奥克萨纳·沙塔洛娃（Oksana Shatalova）合编了一本名为《前苏联中亚地区的概念》（Concepts of the Soviet in Central Asia）的文集。他们在书中探讨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一些问题，希望可以解读俄国革命在中亚地区所留遗产的意义。俄国革命到底是解放了妇女，还是在她们的身上强加了新社会规范？俄国革命这片土壤，到底是创造了大胆前卫的新式艺术，还是仅仅将其用作展示和炫耀？

“那个时期的中亚很难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马梅多夫提醒道，“这片地区极其广阔，到处都有支持或反对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塔什干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那里还保留着欧洲殖民时期的建筑；撒马尔罕也很大，它是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中心，那儿的建筑很漂亮；比什凯克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它更像是一个军事要塞，当地俄罗斯人居多。阿尔玛-阿塔（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那时还是一个堡垒，名字叫Verny。”

布尔什维主义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传播之路远远称不上顺畅。作为旧帝国的军事要塞，塔什干拥有众多俄罗斯人口，故从彼得格勒向外辐射的思想在此地蓬勃发展。“早在1918年，塔什干就建立了第一个公共博物馆，馆藏是一位被流放至当地的公爵捐献的，”马梅多夫说，“同年，一位非常著名的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家亚历山大·沃尔科夫（Aleksandr Volkov）开始了与苏联人民委员部的合作，促进儿童艺术教育发展。”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旧帝国的领土上逐步得到巩固，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艺术及其在这个充满实验性质的新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各大电影制片厂都转移至了哈萨克斯坦，故而中亚电影在二战后才得以发展。战前，由于缺乏发展本土电影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中亚当地的政界活跃人士选择用绘画来传播他们的思想。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姓名，（苏联艺术）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为这些人发声，”马梅多夫表示，“我认为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中亚绘画，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绘画，均致力于从理论和视觉上描画革命催生的新主题。这些主题不仅仅包括工人，还包括民族国家主体和妇女。”那时描绘中亚的最著名艺术作品是由帕维尔·库兹涅佐夫（Pavel Kuznetsov）等艺术家创作的。“当时很多艺术家的创作都充满异国情调，并极力将作品去政治化。这其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你必须得保护甚至赞美各个文化的特性，但同时又不让这些人物、主题、文化沦为纯粹的装饰物。”

马梅多夫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他着重介绍了两名具有代表性的同胞艺术家：谢苗·崔可夫（Semen Chuikov）和加帕尔·艾蒂耶夫（Gapar Aitiev），他们的题材选择与其他画家不太一样。“崔可夫的作品很贴近生活，”马梅多夫说，“如果他打算画蒙古包，他只会选择表现穷人住的蒙古包。这些作品并未受到苏联和后苏联时代艺术史学家的青睐，因为它们并不是很专业，也可以说不是很先进。但崔可夫早期的艺术作品确是中亚艺术题材的重要代表。”崔可夫的父母都是俄罗斯族。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他出生于比什凯克，成长于一个种族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长大后，他前往莫斯科著名的先锋派院校俄罗斯高等艺术暨技术学院求学，后来又投身于苏联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设事业。

中亚地区革命留下的遗产其实较难捉摸，若要对其进行任何批判性的重新评估，崔可夫等人物便不能不提。苏联并非沙皇帝国的延续，而是旗帜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中亚各共和国的建国原则远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马梅多夫解释称：“这就是现代中亚国家的雏形。然而，我们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疏离感很少有人关注，甚至鲜少被提及。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探索这片土地。”

“我们尝试定义这种疏离感——我们称之为‘无主体的解放’，革命确实是解放性的，但这是强加给中亚人民的解放，所以我们需要寻找这些主体，寻找革命过程中的代理者。当然我们也不会天真地认为一切都是外部强加的，人们只能默默地服从。我们应该寻找这片土地的声音。”

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和以往一样重要。从根本上说，后苏联时代的“斯坦”正是由他们与俄罗斯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的历史和地理联系所塑造的。今天他们仍与俄罗斯有重要贸易往来。这些如今已独立的国家也仍然带有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色彩。

马梅多夫希望可以重新定义这段历史，正如中亚人民迫切想改善这片土地的一切。中亚已经历不完全的百年革命，马梅多夫坚信，此刻单纯的怀旧远远不够。

马梅多夫总结道，真正迈向进步的方式是发扬苏联时期的“前卫”——不是为了重建过去，而是为了创造新生，也不需要向外国寻求指导：来一次不再有疏离感的真正解放。

本文作者Samuel Goff是《The Calvert Journal》特约编辑。

（翻译：刘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