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跟随多年的心理治疗师的诊所里，一直挂着一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签名照片。这是她以前的一位病人送给她的礼物，这位前病人过去曾从事一项需要运用伪造技术、合法性可疑的副业。这是一张典型的弗洛伊德的照片，照片中他西装笔挺，面无表情，眼神呆滞，拿着一支吸了一半的雪茄。有一次，在治疗进行了一半时，我问我的治疗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什么看法，“我觉得他的那些理论不怎么样。”她回答。

她对弗洛伊德的那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并不令人惊讶。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弗洛伊德都是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后，英国作家WH·奥登（W.H. Auden）在《纪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In Memory of Sigmund Freud）这首诗中断言：弗洛伊德代表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范畴”，而且那之后的20年，精神分析学进入了全盛时期。不过后来好景不再。对于任何稍微关注过这一学说的非学术界人士来说，精神分析学通常被认为不过是进行心理咨询时玩的把戏，就像颅相学和催眠学。有着恋母情结的男孩，渴望阴茎的女孩——精神分析学一直以来就是以这类骇人听闻又十分可笑的形象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之中。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1996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写道：“弗洛伊德学说的消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锂元素（lithium，碳酸锂是治疗抑郁症和躁狂症的常用药，被视作情绪稳定剂——译注）的运用。”这位美国作家记述了1950年代初期，躁狂抑郁症（bipolar disorder，又称双相情感障碍症——译注）患者在经历了多年无效的精神分析治疗之后，通过服用一种药物，使病症带来的痛苦迅速得到了缓解。沃尔夫所举的例子只是更广泛事态中的一个微观层面。精神分析学的衰落恰好与现代神经科学的兴起相对应，而且后者所使用的物理主义方法，现在正推动着精神病学的发展。关于血清素、多巴胺或百忧解（prozac，一种抗抑郁药——译注），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几句，但很少有人能说出诸如原始场景（the primal scene，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术语，指孩子首次知道父母的性行为，被认为对将来的恐惧症倾向有关键性影响——译注）或超我（super-ego）等名词的定义。正如美国作家希莉·哈斯特维特 （Siri Hustvedt）在她的小说《颤抖的女人》（The Shaking Woman）和《我的神经病史》（A History of My Nerves）中所说，弗洛伊德现在即使不是被大多数人，也是被很多人视为“神秘主义者，认为他的全部学说与物质实相毫无关系，他就是一个有着奇怪妄想的怪物，通过向容易上当的公众灌输各种无稽之谈，从而使现代科学偏离了正轨，直到他的学说最终被全新的精神病学所粉碎。新的精神病学因为建立于药理学奇迹之上而更具科学性”。

但是近几十年来，这种哲学对立的图景其实一直很复杂。大约20年前，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其名称也不出人们所料地晦涩复杂——神经精神分析学（neuropsychoanalysis）。这个无固定组织的研究学科由南非开普敦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牵头，其拥护者都十分热衷于在大脑科学的时代为弗洛伊德重建声誉。他们提醒世人，弗洛伊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精神病学领域建立了他的职业基础，并且在如假包换的科学领域从事过20年的研究工作。他们还指出，弗洛伊德在1890年代曾试图“创立一种应该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心理学学科”，而且还强调了弗洛伊德的毕生信念是：终有一天，他的理论将因我们对大脑灰质进行的实证研究而得到充实和完善。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学术期刊创刊号于1999年出版，一年后召开了第一次学术会议。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开始研究，神经科学可以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些什么样的支撑。一些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脑科学家对这一学术纷争都采取了更为调和的态度，这些人包括：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亚普･潘克赛普（Jaak Panksepp）和V·S·拉玛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还有，最重要的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

沃尔夫宣称锂元素的时代意味着弗洛伊德时代的终结，他错了吗？心理医生的诊所和大脑扫描仪能否为彼此提供一些帮助呢？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天真的自恋心态曾遭受过三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冲击。”首先是哥白尼，他宣布自己发现地球其实是绕着太阳转，因此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其次，查尔斯･达尔文用他的进化论表明，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且一直属于动物王国的成员；最后，还有弗洛伊德本人（他从来不会谦虚），他用他的精神分析向我们表明，由于无意识下心理活动的巨大影响，人“甚至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总的来说，现代神经科学支持弗洛伊德提出的这第三种对人类造成了不小冲击的观点。人类存在“巨大而强劲的无意识心理活动”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据说现在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正在证明这一概念的正确性。

诺贝尔奖得主、神经系统科学家坎德尔（Kandel）是神经精神分析学最著名的倡导者。在2012年出版的《洞见时代》（The Age of Insight）一书中，他呼应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大部分的精神生活，包括大部分的情感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意识的。”他还指出了弗洛伊德已被证明正确的另外两大观点：首先，“好斗和性冲动的本能，就像吃与喝的本能一样，已经根植于人类的心理和基因组之中。”第二，“人类的正常精神生活和精神疾病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

英文里“无意中说漏嘴”之所以被幽默地称为“弗洛伊德式失语”，正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他提出的理论。

还有其他一些更具体并且能够达成理论和解的地方，特别是在我们对人类记忆的理解方面。凯西･施瓦茨（Casey Schwartz）在《心智领域》（In the Mind Fields）一书中提出，对记忆再巩固方面进行的现代研究成果表明，长期记忆是可以被修正的。这一结论也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记忆从根本上说是动态的”。精神分析学中的概念“压抑”（repression）听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臆想。在这种概念中，羞耻或创伤的感觉被有意识的大脑活动所压抑，从而蜷缩在潜意识里艰难生存。但这一概念似乎至少得到了大脑科学的一些支持。当我们处于极度压力之下时，大脑中形成长期记忆的海马体就会被绕过，这时的大脑体验就被记录在杏仁核里负责恐惧情绪的中心里，这就是勒杜在《精神分析理论：来自大脑的线索》（Psychoanalytic Theory: Clues from the Brain）一书中提出的“无意识记忆”。

同样，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也有很多部分是神经科学家们目前并不急于认可的。他的理论存在很多错误——荒唐而且明显的错误。很少人接受他关于俄狄浦斯情结（Oedipal complex）的任何说法，即所有孩子都无意识地对自己的父母存有性欲望。没有一个严肃的心理学家认可他提出的性心理发展阶段学说，该学说认为在人的生命进程中，性欲焦点从口唇期逐渐转移到生殖器期。而且还有其他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精神分析的其中一个核心原则被称为精神决定论（psychic determinism），认为任何心理和言语的过程，哪怕是那些看似随机或琐碎的过程，实际都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现代神经科学认为人的思维的很大组成部分其实只是一些短暂的认知片段和无用的感知结果。英文里“无意中说漏嘴”之所以被幽默地称为“弗洛伊德式失语“（Freudian slip），正是因为人们通常都不相信刚刚说的话真的是这样的。弗洛伊德认为“每个梦都会以一种充满意义的心理结构呈现”，他的这一核心理论同样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J･艾伦･霍布森（J Allan Hobson）等人数十年来一直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辩论，他们认为梦实际上是一些随机出现的意象和心理虚构，与具有价值的、深藏于无意识之中的想法或愿望得以戏剧化实现，并无关系。

难以用任何科学的方式去评价弗洛伊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位哲学家或文化批评家。1930年，即人类目睹原子弹可怕威力的整整15年前，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写道：

人类在控制大自然的力量上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借助于这些力量，人类已经能够毫不费力地消灭掉彼此，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他们十分明白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们现在的不安、苦恼和焦虑。

他的这种想法是能够令人信服的，但我们无法通过检测大脑中的血流量来检验它的正确性。事实是，如果要列举弗洛伊德可能正确或可能错误的观点，你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更有趣的是，尽管神经精神分析学总是开始于对调和性研究的枯燥描述，但这个领域并非真的就是如此，其实它最根本的关注点比这些都要深入得多。在该学科的各种辩论中，以及其试图或拒绝和解的过程中，神经精神分析学使两种基本思考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戏剧化了，这是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两种思考方式：应该当作主体，还是当作客体。或者，运用一种过时的二元论来说：人的存在是精神，还是大脑。

我们对精神机能的看法，一直影响着我们对改善精神机能的想法。新石器时代的人认为精神上的痛苦是由邪恶的幽灵引起的，因此他们试图在人的头骨上钻孔以将恶魔驱出。在中世纪，忧郁症患者被判定为体内的黑胆汁过量，因此他们往往被送去放血、通便或用巫法驱魔。在绘制精神地图和治疗精神问题时，同样的反馈回路也适用于精神分析。当弗洛伊德让人们躺在昏暗房间里的沙发上，谈论自己童年的各种戏剧性瞬间的时候，他既是在揭示人类心理的结构，也是在寻找一种使之得到抚慰的方法。

今天，我们生活在被一些学者称为“神经文化“（neuroculture）的氛围之中，此定义来自大众意识和科学意识对人类生命的理解所发生的转变，正如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的费尔南多·维达尔（Fernando Vidal）所说，“活着，但并非简单地拥有一个大脑。”同样，现代的心理反馈回路以其唯物论观点而引人注目。当我们让患上抑郁症的人服用SSRI类药物（SSRI，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1980年代开发并运用于临床的一类抗抑郁药物——译注）如百忧解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相信人的情绪本质上是一种物理现象，因此需要对之进行物理干预。你颅骨中的大脑怎样思考你的处境并不重要，发生改变的唯一途径是，如何从你的大脑之外去改变肉体机器运转的方式。

正如德国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的哲学家托马斯·梅辛格（Thomas Metzinger）所描述的那样，这种“人类形象的自然主义大转变”是一系列现象的根源所在，这些现象包括宗教的缓慢消亡、怪异的宗教超人类主义运动的迅速诞生等。这也是很多人认为精神分析是古怪的和业余的，甚至可能是无能的原因。

精神分析学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即相信内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人的思维其实具有力量。

这并不仅仅是采用何种治疗方法的问题。当今最重要的精神治疗方法，即以前被称为“谈话疗法”的认知行为疗法（CBT），其实完全不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以前的治疗师，墙上挂着弗洛伊德签名照的那位，就是一位认知行为疗法的专家。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人，帮助我摆脱了真正的痛苦。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其实CBT疗法与我自己设想的那种折磨人地狠挖我心灵深处的阴暗世界的做法，相去甚远。在认知行为疗法中，充满痛苦的心理状态的实质和表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那些会令人沮丧或产生恐惧感的对世界的看法，则被简化为类似于错误算法的东西，就像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扎根在你的脑中，久久挥之不去。为什么你认为自己处于某种难以捉摸、但其实不过是最基本的空虚之中，这点并不重要，也许死了会更好。关键是要学会分析那些完全无益的思维模式，并且设法纠正它们。如果精神分析法可以比作天主教的忏悔室，那么CBT疗法更类似于冥想法，或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著有关于斯多葛哲学的著作《沉思录》——译注）著作中的某一章。这种疗法关注的是人对某种思想的反应，而不是这种思想可能具有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

就像精神病学一样，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内省的做法已经过时了，现代的精神自我完善概念很少不是基于对我们自身肉体和骨骼的吸引力。我们基本上已经把快乐，不管是哪种快乐，都看作是对身体的一种挑战。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现在人们似乎不再喜欢晒日光浴或锻炼身体，他们“补充维生素D”或“释放一些内啡肽”。如果你是一个冥想和正念疗法的爱好者，难道你不会被那些讲述他们把一个和尚放进了核磁共振成像仪的文章所吸引吗？你可能喜欢吃三文鱼，但你难道不会因为自己摄入了Omega-3脂肪酸而感到庆幸吗？一位朋友告诉我，最近他刚刚摆脱了抑郁症，这要归功于“原始人饮食法”（paleo for the brain）：包括自然的睡眠模式、长时间的散步和吃大量的绿叶蔬菜。这种疗法不是服用百忧解，但其基本的治疗原理是一样的：从外部对身体的生理机能施加影响，从而提高人的幸福感。在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由于一种“理想的快乐药物”的出现，人们从此再也不必经历不必要的情感，而且永远生活在一种呆滞的极乐状态之中。赫胥黎创造的这个想象世界是一个著名的反乌托邦。但正如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小说《原子社会》（Atomised）中的一个角色所说，“每个人都说《美丽新世界》应该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噩梦……但那是虚伪的胡扯。《美丽新世界》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天堂。”从某种意义上说，《美丽新世界》是现在这个时代完美的逻辑结论，在这个时代，内省已经被全盘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完美设计和精准调校的生理干预。”

与之相反，精神分析是建立在一种基本信念之上的，而且相信主观经验是首要的，内省是具有强大力量的。这种想法确实拥有“力量”。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疗模式主要是谈话，一小时又一小时的谈话，而且经常会一年又一年地谈下去。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强有力的：大脑有它自己的资源，如果你能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审视内在，你就能够开始辨别并绘制出你的内心图景。这种观点也许不是根本的转变，但不能说无足轻重——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他的谈话疗法的目的是“将神经机能的痛苦转化为普通的不愉快”。正如美国女作家哈斯特维特（Hustvedt ）所说，在评估精神分析及其各种不同的衍生品时，人们真正需要问的唯一问题是：“谈话真的能让人摆脱那些疾病症状吗？”实际上，精神分析法相信只有人的主观信念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大脑科学和精神分析法之间的这种基本的紧张关系，与存在于被称作意识难题的核心中的紧张关系是一致的：都是在对现实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进行描述时产生的似乎不可调和的冲突。致力于突出人的第一主观视角的价值，试图将其引入神经科学，这才是神经精神分析学的真正核心。索姆斯向我解释说，神经精神分析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精神分析经历过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它感兴趣的是弗洛伊德最初的哲学观点，因为他的观点表现出了对自然科学以及个体心智的优势力量的尊重。“精神分析并不重要，”索姆斯说，他引用了自己经常对学生说的话，“但是它关乎一些重要的东西。”

索姆斯和其他一些人都对大脑研究充满热情，但是他们又因“取消式唯物主义”（eliminativism）而感到失望，这种学说是由诸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帕特丽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和马萨诸塞州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 in Massachusetts）的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等思想家提出的，主张放弃对人的信仰、欲望和感觉的研究。神经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观点在于，“从这一角度人们可以了解到精神结构的本质特性，这些本质特性是绝无可能通过用眼睛看到的，不论你借助怎样的科学仪器。”索姆斯在他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索姆斯告诉我，大脑产生的思维令现代大脑科学深感尴尬。最重要的是，神经精神分析学正致力于结束这种尴尬。

“我们不需要弗洛伊德，我们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思维的精神本质的方法。”

这就是弗洛伊德对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不如他所代表的学说更重要的原因。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直要提弗洛伊德？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物，他的极端性甚至在1980和1990年代激发了被称作弗洛伊德战争（Freud Wars）的学术纷争。这场纷争的一方由一大群论文作者组成，他们“衷心希望弗洛伊德从未诞生在人间或是从未取得他的学术成就，而且他的著作和思想也没有对这个世界造成过任何影响”。科学历史学家约翰･弗雷斯坦（John Forrester）1997年在他的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的确，我在为这篇文章做研究时，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基本找不到任何冷静公正地对待精神分析的人。我确信无论我在这里写了什么都将会激怒一些读者，当我想要提前浏览读者评论时，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保持主体性，我想：可以，我同意。但为什么不避开备受争议的弗洛伊德主义，去接受对生命的基本挑战持存在主义观点的欧文･D･亚隆（Irvin D Yalom）的心理治疗呢？为什么不采用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的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呢？弗兰克的治疗法优先考虑我们寻求生命意义的最根本欲望，也非常重视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的首要原则就是主体性先于一切。

然而，在神经精神分析学中，弗洛伊德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引用神经系统学家拉马钱德兰的著作《脑中魅影》中的话来说，就是“你同样可以探索精神活动的规律，就像心脏病学家研究心脏或天文学家研究行星运动一样”。在临床方面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弗洛伊德之前，真的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心理治疗。在亚隆的小说《当尼采哭泣》中，弗洛伊德的导师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r Breuer）不知道如何开导那位名义上的德国哲学家，无法帮他走出绝望的心境，他说：“没有药物能够治疗绝望的心情，也没有医生能够为我们治疗灵魂。”布洛伊尔所能推荐的只是水浴疗法，或是“建议和牧师谈谈”。

然而，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能够治疗灵魂的医生。他们采用的治疗方法都是从个体入手，并且运用弗洛伊德独特的关注内在的存在感。神经精神分析学通过援引弗洛伊德的学术遗产的精髓，来表示对他的基本理念的支持，即关注主体性的科学是可行的，而且这样的科学有可能帮助我们生存。对于索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来说，无论弗洛伊德犯了多少错误，他在学术上所追求的担当、名声和诚信，都意味着他仍然值得学术界的尊敬。我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承认自己在学术上承袭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值得的。但正如索姆斯自己对我说的，“我们不需要弗洛伊德，但我们需要一种认真对待大脑的精神本质的方法。而且因为弗洛伊德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的人，所以在我看来，从他的学说开始，这就是正确的起点。”

恢复或保持主体性的观点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而且这种吸引力揭示了我们对这个大脑科学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时代所进行的双重思考。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内啡肽和5-羟色胺助推器之类的话题所吸引，这类话题还能使那种令人讨厌的“要么战，要么逃”的极端反应降温。然而，即使有证据表明我们确实想得到《美丽新世界》里那种对生理状态的完全控制，那本书也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将每个个体的独特体验完全归入整个物种的生理学逻辑之中，这样的想法仍然令人感到恐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希望，自己的内在生命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包括我们对生活将领我们走向何方的感受，以及我们所害怕的和渴望的。精神分析学之所以如此富有魅力，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使我们这些个体变得丰富、有叙事性，而且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变得神秘难解。精神分析使生命变成一部部精彩的小说，而不是刻板的教科书。

当然，这个学科有可能会变得过热甚至失控：想象一下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像希腊神话一般充满着永恒的跌宕起伏，这一点会令我们十分高兴。还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每一个梦境也可能充斥着与我们原始的自恋有关的、富有意义的故事情节。就是那种自恋，令我们想要告诉别人关于他们的一切，而且还要让那些不是我们的故事显得沉闷无趣。不过这一切也需要遵循一个基本的运行原则，而且有一点无法回避：任何一种概括性的理论都仍然无法捕捉到哪怕只是一个活跃的思维，更不用说所有的思维活动了。将自我合理化是一种解脱的方式，不会再有摸棱两可，一切都是可测量和可被编辑的。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不愿意仅仅依据生物化学的特性来生存，而且那是与地球上其他75亿人一样的生物化学特性。那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将会被压得多么扁平无趣！在那样的一个等式中，有些东西会丢失，即使我们挣扎着很想说出是什么。精神分析学在人文学科中几乎毫发无损地生存了下来，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参考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和歌德的《浮士德》。一个世纪以来，包括乔治·威尔斯（HG Wells）、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J·G·巴拉德（JG Ballard）和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在内的作家都被他的理论所吸引。与精神分析学一样，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十分重视个体生命的丰富性，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主体，而非客体构成的。与精神分析学一样，人文学科也常常被认为正在走向衰落，与科学时代技术官僚的冷酷无情相比，更加是显得相形见拙。这两种学科都有着相似的追求，而且两者的驱动力都是出于相同的本能，即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会影响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的。

关于存在无本质的自我的言论是很时尚的，而且会让人感觉解脱，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去生活却会是非常艰难的。

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神经精神分析学继续向前推进，试图用从大脑中产生的各种体验来补充对大脑的研究。运用神经学上的解释方式，就能正确地阐释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所说的“意识的奇迹。正如那扇在虚无的深夜里，突然开向阳光照耀下的风景的窗户”。

这个令人感到紧张的学科为我们揭示了真实的自己。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心理学所拥有的大部分声望和说服力，来自于这是一种得到了升华的唯心论：它用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证实了‘精神’确实高于物质。”弗洛伊德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对自己提出的“海洋感觉”（the oceanic feeling，指一种“感到无界限，犹如海洋的感觉”——译注）并不以为然。但在今天，相信内省具有强大的转变作用，就等于把自己与个体能动性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概念更常被精神学科的传统研究而非现代科学所援引。灵性的所有变异形式都不会完全消亡，正如精神分析也不会完全消亡。

谈论无本质的自我是一种时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诱人而且令人感觉解脱的想法——但这也会是一种极其艰难的生活方式。从大脑内部来看，似乎我们对从摇篮到坟墓这段漫长旅程的看法十分看重——而且那些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的经历不断汇聚成一个奇怪的亮点，这一切仍然配得上那个过时的标签：灵魂。我不得不同意索姆斯的观点，大脑中的这些活动可能会令人感觉像是一出伟大的慢镜头拍摄的悲剧，这是一种对思维的降级演示。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我们还没有真正达到无神论境界，只是把人类推上了一个隐秘的神圣基座。这一点能够怪我们吗？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一直是我们最为推崇的宗教观。如果我们现在崇拜的确实就是我们自己，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桑塔格有关升华的言论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双重的虚张声势，一种将物质放在首要地位，却又以其他东西来填充的方法。

神经科学是一项科学奇迹。我们需要神经科学，而且被它迷住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也活在双重想法里，我也追求补充维生素D和omega-3的养生生活。但弗洛伊德的学说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尽管最初的那些理论有些是步入歧途的。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在最终摈弃左洛复（Zoloft，一种抗抑郁药——译注）处方之前，我曾经花了10分钟与一位过劳工作的全科医生交谈。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发现了阿尔贝･加缪的作品，并且感觉到了其中对生活苦乐参半的庄严的坦然接受，就像上帝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从来没有服用过药物左洛复，我发现用各种新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就足够了，真的非常足够了。我的内在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些发现——包括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奥威尔、佛教和美国摇滚乐队Tool等，都以一种类似纯粹思想的形式渗透到了我的意识之中，而这种思想是我作为一个执行者、一个生命体、一个目击者，在吸收了之后又投射回到现实之中。至于生命的这一面是如何被纳入神经科学框架的，我不知道。但是，接受弗洛伊德，还是否定弗洛伊德，我感觉，都应该试试。

本文作者MM Owen是一位英国纪实作家。他拥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经营着一家名为Misfit Productions的动画工作室。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