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反乌托邦作品《一九八四》出版70周年之际，Facebook宣布了一种新的加密货币，希望将其24亿用户的金融交易带到自己的平台上。数字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我们被观察、被推动和被引导的方式。但是谁拥有所有这一切，他们又想要用这些知识做什么? 如果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t）的现实只是作为我们的陪伴，为什么又会如此专注地关注我们?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据说是弗朗西斯·培根于1597年创造的。两个世纪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圆形监狱”（panopticon，也可以译为全景监狱——译注）的概念：一个“通过百叶窗和其他装置”可以隐藏看守的监狱，并且看守可以拥有“每个牢房最完美的视野”。事实上，即使在“圆形监狱”，看守也不可能一直监视每个囚犯，但边沁在他的著作《圆形监狱论》（Panopticon Writings）中指出，仅仅是监视的可能性就足以震慑囚犯的行为，从而确保“心灵对心灵的力量”。边沁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权力相关的知识不仅具有“真理”的权威，而且具有使权力成为真理的力量。

在《黑暗物质》（Dark Matters）一书中，西蒙·布朗（Simone Browne）指出，边沁的思想来自于运载奴隶的贩奴船。她认为，“圆形监狱”的想法必然与18世纪的贩奴船设计相吻合，在这种设计中，一个站在中央制高点上的奴隶贩子可以观察到船上所有的奴隶。布朗写道，一艘这样的船（建于1781年的布鲁克斯号）的简图描绘了“一些黑人像卡通人物一样被奴役”。而在“圆形监狱”中，囚犯被关在牢房里，看守可以通过单面镜子观察他们。

1921年，俄罗斯作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我们》被苏联审查委员会查禁，三年后被翻译成英文。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建筑都是由玻璃建成的，因此，就像在“圆形监狱”中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被随时观察。1946年，奥威尔为《芝加哥论坛报》（Tribune）为《我们》撰写评论，三年后出版的《一九八四》也呼应了边沁的观点: “当然，在具体的某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除非你处在黑暗中，否则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也探讨了边沁的观点。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Gilead）的秘密警察会时刻监视居民。没有隐私，也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你的朋友或爱人也可能是监视你的眼睛。

而在我们的时代，监控者就不仅仅是人类了，正如肖萨娜·扎波夫（Shoshana Zuboff）在《资本主义监控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所探讨的那样。一个由监控设备组成的庞大网络正在观察我们的生活，并将其转化为数据，而这些数据又被用来针对我们投放广告或预测我们的投票结果。然而，预测是一门不确定的艺术。因此，“友善”的科技公司与其说是预言家，不如说是魔术师，它们会敦促我们拿出一张特定的牌，同时让我们相信这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正如彼得·波默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在《这不是宣传》（This Is Not Propaganda）一书中所言，更让人不安的是 “想象‘他们’了解一些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而我其实不是那个所认为的我自己”。也许是时候阅读多里安·林斯基（Dorian Lynskey）关于《一九八四》的文化传记《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也是时候与Siri绝交了。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