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在伦敦的一场出版活动上，我（指本文作者，《观察者报》撰稿人）看到艾德娜·奥布莱恩在一群以年轻人为主的观众面前，阅读一本正在写作中的作品。当这位经验丰富的爱尔兰小说家坐到一张点着灯的桌子旁，我怀疑没有多少在座的观众了解她的文学谱系，甚至知道她是谁。等到现场安静下来，她才开始说话——一开始很平静，但她强烈的意志竟掩盖了她高寿的年龄。“我曾是个女孩，”她开始阅读，“但再也不是了。”

我仍然记得她每一句话后出神的沉默，阅读结束后，这种沉默在空中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传来了诚挚而持久的掌声。这几乎是一次原始的讲故事操练：肃穆的、戏剧性的、完美无缺的表演。来自大师的一课。

奥布莱恩的新小说《女孩》以同样令人难忘的句子起头，运用现实的、让人悲伤的素材。它讲述了一个当代故事，如最发自肺腑的古希腊悲剧那般生猛而震撼，这是一个关于绑架、强奸和监禁的故事，由书名所指的尼日利亚小女孩玛利亚姆用坚实的细节叙述出来。正如美国小说家理查德·福特所说，这是一部“具有深切共情和优雅”的作品，它的叙事由巧妙塑造的母性亲密时刻催发出来，这种亲密时刻带有一种宁静却几乎耀眼的强度。

奥布莱恩已经88岁了。《女孩》是她的第19部小说，她暗示这可能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也可能是她最有力量的一部作品。

小说的构思源自一篇新闻报道，讲述人们找到了一个在尼日利亚桑比萨森林（Sambisa Forest）游荡的女孩。“每天报纸上都充满了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但是这个小故事在我的内心里产生了共鸣，”她回忆说，“这个女孩从绑匪那里逃脱，但是她失去了理智，并且她还带着一个婴儿。如果这个年轻女性和其他许多人遭遇的暴力和不公没有深刻影响到我和我的灵魂，我就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

2016年和2017年，奥布莱恩曾两度前往尼日利亚，她见到了多个逃脱囚禁的年轻女性，她们是2014年4月在尼日利亚奇博克镇被博科圣地绑架的276名女学生之一。“你听到了这些可怕的故事，然后吸收了这些故事，”她说，“它们仍困扰着我。我有时候醒过来会想着这些女孩，想着她们经历的恐怖。”《女孩》不同于奥布莱恩之前60年职业生涯中写过的任何小说，它的风格平实而克制，故事地点很陌生，这个世界远离她的家乡爱尔兰。“对我来说，在情感上、地理上、文化上，这都是一块全新的领域，”她说，“60年来强化了我的写作的东西——风景、抒情风格、爱情，我不得不把它们抛弃。我必须把这些东西推到一边，一头扎进去，就好像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一样。”

切尔西一条安静的街上坐落着她简朴的连栋房屋，在那里，我见到了奥布莱恩。即使高龄，她依然保持魅力，她穿着百褶上衣和中长裙。她的眼睛警觉而充满活力，尤其是当她笑的时候，但是她很苍白，很瘦弱。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身体不太好，”当我问她近况如何时她说，“我想要并且希望身体变好。现在，为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我正在保存精力，写作在这份清单上排在很高的位置。”她在她家底层的厨房泡好茶，递给我杯子，带我走上她前面的楼梯，她缓慢地试图跟在后面，在楼梯转弯处她停下来喘气。我们坐在了一层的客厅里，这也是一个工作间。她身后的墙上堆满了书籍，包括她最欣赏的男性大作家的几部小说：罗斯、品特、贝克特、乔伊斯——前三位是她交的朋友，第四位是她最欣赏的作家。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房间，一个隐居的场所，但也是一个辛勤工作的地方。角落里靠着壁炉的桌子上堆满了手稿和信笺。她告诉我，在准备《女孩》的故事时，她收集了四箱笔记和16箱研究材料。她从我们中间的矮桌上拾起了小说最初的草稿。“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她说着，翻开了草稿，纸张上布满了手写的标记和修改痕迹。“我非常努力想把事情做好，直到最后我都在更换句子和单词。这很累人，但绝对有必要。”

她的编辑李·布拉克斯通（Lee Brackstone）最近刚离开费伯出版社，他形容奥布莱恩是“一个坚持传统信仰的艺术家，这种传统认为创作伟大作品必然是困难的”，他补充说，“对艾德娜来说，这几乎是种受虐狂：如果她感到了痛苦，她就是在创造艺术。这不可避免会付出代价。”

我问她，这部作品是否比其他作品更让人疲惫。她点了点头。“我不想听起来有些自怜，但它确实是最辛苦的，也最痛苦的。我不在最巅峰的年轻状态。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面对着一张长桌子，上面堆满了一页又一页的手稿，有成百上千页。你问自己，‘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她找到满意的答案了吗？“这是我自己选择要做的，”她没有迟疑地回答，“但是，不仅如此，这是我的生命。写作就是我的呼吸。”

在BBC最近的一部纪录片中，她形容自己前往尼日利亚的心态是“恐惧但无畏（fearful and fearless）”。她还承认自己非法携带了1.5万英镑到这个国家，大量的现金都藏在她的袖子和内衣里。“我算出我大约需要这么多钱，给那些能帮我安排好事情的人。果然，钱全花光了。”

在那里，她会见并采访了医生、援助人员、创伤专家和当地记者。她经常要进行艰苦的陆路旅行，前往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其中一些人跟着她，乞求援助。有一段时间，她待在一个修道院里，她笑着说，“这是一个我从没想过会进来的地方。”通过接触，她遇到了丽贝卡、阿比盖尔、霍普、佩思、法蒂玛、阿米纳、哈迪亚……这些幸存者的故事被她吸收，然后转化成了小说里一个人的、震撼心灵的故事。

“他们每个人都以相似的方式和我说话，”她告诉我，“低调、含蓄、谨慎。她们年轻、腼腆，保护着自己的端庄，即使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这些她们曾经历的残忍的恐怖。哎，也有羞耻的缘故。这让人心碎，我发现自己总是流泪。”

我敢说，对一个相对更年轻的作家来说，所有这一切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是要求极高的，更不必说一位80多岁的作家了。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即使是思考这件事，在情感上仍然要求很高。对我来说，尼日利亚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国家，而是新的一切。当我到达阿布贾机场时，我还以为自己在巴别塔里……噪音，混乱。时不时，我就会感觉自己处在一个连续的刀刃口上。而且，当我说这句话时，我几乎感到羞愧，因为我书写的女孩们不是在刀刃口上，她们在地狱里。她们的创伤仍在继续，并将永远伴随着他们。至少我还能回家。”

如果说《女孩》是由强烈的愤怒和深切的同情交织而成，有人猜测，它也是受奥布莱恩对逐渐逼近的死亡的敏感意识所驱动。死亡不是她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吗？“嗯，我意识到了死亡……我不得不了解，不是吗？如果我意识不到，我就成了波丽安娜（盲目乐观者）了，”她笑着回击，“但是不是说我每天都在思考它，而是我想要做我必须去做的事。我想作为一个坚持真理的人站出来。我不能忍受欺诈。我想要诚实。”

正是讲述真相的风格让她早年的作品——《乡村女孩》《绿眼睛女孩》《幸福婚姻中的女孩》——变得火爆，也加剧了她在祖国的坏名声。这些小说讲述了此前在爱尔兰坚定的天主教信仰中仍相对沉默的话题：女性积极而主动的性欲。她年轻的女主人公愉快地表达了这一点，她们享受生活的决心本身就是反抗教区制度和父权制的本能行为。当局的回应是禁了她的书，神职人员在讲坛上谴责她。她的家乡在克莱尔郡的图阿姆格拉尼镇，最近她形容那里“根本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座有几家酒吧的小山”，那时候当地的女邮递员告诉她母亲，如果她的女儿敢回来，她“会被踢着裸体游街”。

这些早期的小说还有一些不那么震撼但却更加持久的反响。“现在看看《乡村女孩》，它并没有那么让人惊骇，”爱尔兰小说家安妮·恩莱特说，“但是仍然保有价值的是她描写两个女孩之间的友谊的方式。当我16岁第一次读到它时，真正与我一致的是她们的冒险精神和反抗精神。直到她出现，爱尔兰人才以这种方式书写女性友谊。”

她早期作品的素材都是她自己年轻时的生活，那时的生活正如她在2012年精彩动情的回忆录《乡村女孩》中描述的那样，既让人惊惧又令人心动。她在一座过去很宏伟的房子里长大，是一个饱受批评的母亲和有时很专制的父亲膝下最小的孩子。“（父亲）他太爱喝酒了，”她告诉我，“但对我来说可悲的是，他是那群不幸的醉鬼中的一员。”她在对父亲愤怒的恐惧中长大，小时候她经常躲到附近的田野里做白日梦，写幻想故事，她后来回忆说，在这些故事里，“文字随我远走。”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成了母亲的保护人，她的忠诚得到了母爱的回报，母爱又变成了令人窒息的占有欲。当她反抗时，以一种公然的对抗震惊了家里人，使她成了教区的话题。被送到都柏林接受药剂师培训后，她遇到了一个年长的男人埃内斯特·盖布勒，一位捷克犹太裔爱尔兰作家。她22岁，他38岁，黝黑英俊，离异，有一个小儿子。他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在乡下有一栋房子，一个图书室和一套古典音乐收藏。“这就是文化！”最近她告诉艾伦·杨图，“这就是真正的文化！”

1958年，为了推进自己的写作生涯，盖布勒将全家搬到了伦敦，奥布莱恩发现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困在单调的伦敦远郊。正是在那里，在送卡洛和萨沙去学校和再去接他们回家之间的几个小时里，她开始写作，迸发出了狂热的创造力。“词句倾泻到纸张上，”她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生这样的事。” 在写《乡村女孩》的过程中，她记得自己写着写着就泪如雨下，但“那是高兴的泪水。它们触及了我没察觉我曾经具有的感情”。 至少有一代年轻的爱尔兰女性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感觉。正如小说家艾米尔·麦克布赖德后来说的：“《乡村女孩》不是打破陈规的小说，而是创造了规则……奥布莱恩给了以前沉默的一代爱尔兰女性发言权。”

她突然释放出的创造力不知不觉地激怒了盖布勒，一天早上，他手拿着小说手稿的拷贝出现在餐桌上。他告诉她：“你可以写作，但是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他们的婚姻于1964年结束，并且尽管苦难重重，经过了三年的法庭斗争，她还是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在这场斗争中，她的第四部小说《八月是一个邪恶的月份》中引发公愤的桥段可能会被用作她任性性格的证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她出了名，成了时髦的丑闻主角，她在切尔西举办的定期家庭聚会吸引了马龙·白兰度、理查德·伯顿、罗伯特·米彻姆这样的社会名流光顾家门（根据她的回忆录，她只倾倒于最后一位的追求：“我们跳着舞一路来到卧室……醉醺醺的陌生人在甜蜜的歌曲中满是羞怯”）。尽管如此，她从未再婚。我问她，是不是由于第一次不幸婚姻的创伤让她难以再结连理。她点点头。“我想，我总是被这种恋爱的想法所吸引，我是指深深的爱。我没有过一夜情，并非是出于道德，而是我自己坚信爱情是如此严肃。当然，它是肉欲，也是其他许多东西，但它是如此地统一。我想，我从很早年的信仰中得到了这个想法。”

所以，对她来说，爱几乎是一个神圣的理想？

她笑着回答说：“神圣——却带着亵渎行为。”

另一位伟大的爱尔兰浪漫主义者WB·叶芝将创造性生活描述成一个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我必须重塑我自己。”正如她最近的一系列小说所证明的那样——奥布莱恩似乎是依照这句格言来生活的。她曾在小说中书写女性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她开始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关注外在的主题素材。在一段沉寂期后，这种转变是一个典型的大胆举动，此前她高度抒情的风格在评论家和读者看来有些过时了。

“文学是一个不稳定的行业，”她的儿子卡洛说，“你依赖于你最近的成功。当评论的潮流对她不利时，她就改变了自己的声音。它变得不那么抒情，但绝对忠实于清晰、明确和直接。这些美德正是她文学实践的核心。”

奥布莱恩告诉我，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我的良知和意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敞开了一点”。风格和主题素材转变的第一个证据来自1994年的《宏伟隔离房》，这是她第一本所谓国家层面的小说。它仍然是一部有趣的带有缺陷的书，碎片化的叙事几乎是后现代的，但是在尖锐的评论中，风格实验全被忽略了，她对爱尔兰共和党枪手过于同情的描述受到了评论的质疑。

“有人在《旁观者》周刊上说，我配不上我得到的才能。”她说道，听起来仍然非常生气。如她所说，尽管她的写作已经“更加深沉和黑暗”，但她仍在做她一直做的事：反抗在她的祖国盛行的传统智慧。

“在爱尔兰南部，你最常听到的是北部发生了一场战争，而它们俩都一样糟糕。我觉得这在现实中都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50年后会写下和说出的东西。”

争议也伴随着她2002年的小说《森林中》，这部小说取材于8年前震动爱尔兰的一场真实悲剧：一位母亲、一个孩子和一位牧师被一名精神失常的男子接连谋杀。爱尔兰著名评论家芬坦·奥图尔称它是“一部太过火的小说”，后来他写道，“艺术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贴近地侵入他人的悲伤。” 听人再次提起这一批评时，她深吸一口气说：“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或其他作家写了这样的故事，他们就不会因此而在自己的国家受到攻击，但是我就会，我总是被攻击。我部分地怀疑这与我是女人有关……并且猜想是我接触了不该接触的主题。”

奥布莱恩仍然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尽管身体孱弱，但她年轻时的那种反抗精神和决心仍然显而易见。在我们交谈的几周后，她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暗示她意识到，自己88岁了可能仍然会因为《女孩》的出版而引发争议。

邮件写道：“有人跟我说，作为局外人，我没有资格写这个故事。我不赞成这种不正当的审查形式。主题和领域属于渴望讲述它的所有人，唯一的标准是故事的吸引力。尼日利亚东北部奇博克镇的女孩和其他人的苦难让我难过，女孩被迫沦为奴隶，他们的童年被偷走，希望在一天天地破灭。我对她们非凡的坚毅感到惊讶。世界迫切需要这样的故事被说出来，只要我的身体里还有一条能写字的骨头，我就会去探索她们的故事。”

然而，她的生活和她的工作一样，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不再是社交圈子里的常客了，”她笑着说，“但是我喜欢真正的对话，不管是和牧羊人还是叔本华（shepherd or Schopenhauer），我都不在乎。只要一个人从个人的烦恼里解脱出来——并且学习，永远学习。”

令我惊讶的是，她说当她不写作的时候，她会看足球：“我喜欢足球，所有的足球。”最近，她也被HBO的电视剧《切尔诺贝利》所吸引：“它谋划得如此精巧，我一直在想《战争与和平》的前几章。”

我问她，尽管与爱尔兰的神职人员发生争执，她在精神上是否还有信仰。“我认为还有，是的。我有必要相信有一个上帝，但不是那种我要供奉的……而是一个更具同情心的上帝。但是，面对着我们在晚间新闻里看到的恐怖事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怀疑，这个时候上帝在哪儿？所以关于上帝我很困惑，很分裂。老实说，这就是我的想法。”

尽管她没有回爱尔兰的计划，但她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坟墓”。它坐落在香农河的一个圣岛上。

“这是我母亲的家族墓地，但讽刺的是，她自己并没有葬在那里，因为她希望她的墓地在一个村庄里，路过的人会为她祈祷。而我想要鸟儿，被毁坏的古老修道院，还有湖泊和大自然的歌声。”

我问她是否有任何遗憾。“不，真没有。我这辈子有点傻，”她笑着说，“我是一个有点深度的思考者，但是我在金钱上很愚蠢，在爱情上也很愚蠢。但是，后悔是浪费时间。人要继续前进。必须这样。此刻，我能够真正愤怒，因为我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愤怒的生物，也是一个相当温柔的生物。我能做出美狄亚（注：希腊神话中的女巫，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和两个儿子）式的谋杀，”她笑着说，“但我并不老，也不委屈。”

第二天，曼布克奖入围名单公布。令人费解的是，《女孩》不在上面。当我们再次交谈时，她很失望，但也很泰然。“我要说的是，我还没有认输。肯定会得别的奖。”

或许也会有别的书。虽然她最近暗示《女孩》会是她最后一部小说，但她告诉我，可能还有另一部书，尽管它还只存在于“新生的地平线上”。依然繁忙、依然好奇、依然挑战，艾德娜·奥布莱恩可能会再次让我们惊讶。

（翻译：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