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家更像是名曰‘人生’的旅程途中的一个营地——这是一个面对那种生活环境的好态度。”
屋主立志成为音乐家,目前在建筑工地干活维持生计,家具全是散步途中捡回来的。图片来自《东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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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朱洁树
1991年的那个夏天,一个计划在都筑响一的脑海中浮现。他买了一台4x5大画幅相机,拜托相熟的朋友引荐,开始拍摄住在东京的年轻人的家。《东京风格》一书于两年后集结成册,这本书展现了日本普通年轻人是如何在狭小杂乱的生活空间里发挥创意、肆意生活的。
有一些生活小窍门显然是年轻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共识——比如利用晾衣绳替代或补充衣柜、将墙面开辟为新的储物空间——但每一间屋子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反映了屋主的个性。许多照片足以让观看者瞠目结舌:居然有人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塞进那么多东西!
提到日式家居风格,很多人往往会想到禅意或是极简,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都筑响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刻板印象”,“初版《东京风格》是一本大开本的书,就像那些设计精美的,描述美丽的公寓房子之类的生活方式类书籍……外国游客也许会出于误会买下。但翻开书,他们会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
在完成《东京风格》之后,都筑响一依然持续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空间。他于2001年发表了续篇《出租屋宇宙》,2009年又接受日本杂志委托拍摄了一组上海出租屋的照片,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他再次带着相机来到上海,走进年轻人的家。在他看来,在这几十年里,无论是东京还是上海,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空间没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说年轻时没钱的生活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背后隐藏的无限可能性:当你居住在廉价而家具稀少的房间里,你就能随时离开,重新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东京风格”正拍摄于日本地产泡沫濒临崩溃前夕。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指出,1990年日本股价开始下跌,1991年地价开始下跌,而大多数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意识到日本经济正在走向衰退。都筑响一认为他的拍摄对象并不是那些直接受到经济崩溃冲击的人,不过事后看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的确影响了日本年轻人的心态,“失去一切实在太过容易。”
从这个角度来说,都筑响一或许是在时代剧变来临前窥见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正如他在《东京风格》后记中所写的:
“佛教中有句话叫‘坐则半席,卧则一席’。说到底,无论修建多么恢弘的宅邸,一个人睡觉时也只需要2㎡左右的空间。房子虽然越大越好,但为了昂贵的租金和银行贷款而拼命工作,倒不如被自己喜欢的东西包围,过着悠闲的生活。心怀这种想法的人,只是没有出现在杂志和电视里,实际上却到处可见,也都过着舒适的普通生活,支撑着这座都市。”
都筑响一对当下年轻人远离“工作狂”的生活模式、拥抱多元化的人生选择充满了宽容——这或许源于一个完整经历过日本经济起伏周期的年长者的反思。
然而,年轻人真的有更多选择吗?日本社会向来以中产阶级居多、贫富差距较小为傲,但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注意到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指出当今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转变。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老后破产”亦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社会安全网不再能给所有人兜底,阶级跃升通道变窄,无论多么洒脱的年轻人,多少都会被某种危机感追着跑。
“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落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迫于无奈?这或许将是读者在翻阅《东京风格》时,心头掠过的一个问题。
界面文化:当你想到去拍摄住在东京的年轻人的家的时候,你对摄影几乎一无所知。你是如何把这个想法一步步发展成《东京风格》的?
都筑响一:1990年代初期是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时代。当时日本的经济非常繁荣,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所有的媒体报道都说,日本非常有钱,日本是世界第一,人们的生活非常奢侈,日本人想要购买一切。但社会现实是不一样的,90%住在东京的人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现实中的日本和日本展现在外的形象非常不同,甚至可以说有很大差距。我希望能够以某种形式调整人们的观念。
当时也有很多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人在东京工作。外国人不太有机会拜访真正的日本人的家,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家太小了,会客未免太过尴尬,还不如去好的酒店、咖啡馆或餐厅。每当我邀请美国朋友来家里玩,他们都很高兴能够看到日本人真实的生活。这是我决定制作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首版是在25年前。那么多年之后,这本书能在中国再版,我真的非常惊讶。出版社是如何选择我的呢?(笑)
界面文化:你记得出版社是如何说服你的吗?
都筑响一:不不不,没有啦,我觉得很幸运,我希望自己的书以另一种语言出版。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本书。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后来也出版过许多其他关于日本的书,也许更加容易理解,而这本书年代久远,又非常个人化,没有任何全球化品味的描述,只是彼时彼地的客观记录。
如果中国读者对这本书感兴趣,我想,也许是因为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所以有共鸣。现在上海或北京也有不少人被迫住在很小的公寓里,但还是尽可能让自己的住所舒适惬意。这和东京的情况是一样的。
界面文化:这个拍摄计划是否让你对东京有了全新的认识?
都筑响一:在1990年代,如果你是一个出身于农村地区的孩子,想成为音乐家或艺术家,你必须来东京,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在东京——所有的媒体公司、唱片公司、画廊和美术馆……当时的东京是个相当中心化的地方。
但如今我们有了互联网。如果你想出版一本小书,就不需要来到东京了,你可以在网络上出版、销售你的产品;如果你想做一名摇滚乐手,也可以待在家乡,在网上发布单曲。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互联网时代,东京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我认为这在全球各地都在发生,纽约、伦敦、巴黎,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如此。我想中国也许也是这样。
界面文化:如今在中国,年轻人是否应该去大城市也是一个热议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而反对者认为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竞争太过激烈,年轻人生存不易,更别提安家立业。你会给年轻人怎样的建议?
都筑响一:我其实觉得搬去大城市是件蛮不错的事——和更多的人有直接的交流很重要,能离开你的父母实现独立也很好——但你并不需要一直待在那里。如果城市生活适合你,你可以一直住在大城市里,但如果你希望更关注自己的需求,你可以搬去更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你的家乡。
过去三天,我拍摄了9间上海公寓,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的住所。非常有趣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说,我离开家乡是为了远离父母(笑)。全球各地的年轻人真的都差不多啊。
界面文化:在上海的拍摄和在东京的拍摄有什么不同的吗?
都筑响一:我觉得完全一样。也许,上海的公寓更好一些。如今两地的租金已经差不多了,东京甚至有可能更便宜一些。我们都用同样的电视机、同样的家具,都会购买无印良品和优衣库。如果你去拜访上海或东京的超级有钱人的家,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说中国富人会把家装修成中国风格,日本富人会把家装修成日式风格,但两地的小公寓其实是差不多的。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挑选摄影对象的?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种类型的公寓(和风公寓、淹没在物品中的公寓、一片混乱无处下脚的公寓等等)。你是在何时发现这些类型的,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时东京年轻人的居住环境呢?
都筑响一:我的遴选标准是,月租在10万日元以下(根据1991年的汇率,约合人民币4000元)的、当时的普通年轻人在东京居住的公寓。在结束拍摄后,我进行了分类——这是出于方便的考量,毕竟我拍摄了100间公寓呢。我希望记录普通人的公寓,但不想把这本书变成一个杂乱小屋的合集。它们当中的一些看起来很乱,但有一些并不是这样。它们无一例外都很舒适。
太多的媒体报道会强调住在小房子里的悲惨一面,但当我和很多东京年轻人交上朋友,我发现他们虽然没有很多钱,住在狭小的公寓里,但他们并不为此苦恼——如果你的住处很小,你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打扫了,所有的物品都唾手可得。你不需要付昂贵的房租,就不需要卖力工作赚钱。所以住在小公寓里也有积极的一面的。我希望告诉读者的就是“没有豪华奢侈房屋”的积极面。
界面文化:当你拍摄这些公寓的时候,有什么最让你难忘的经历吗?你和那些屋主有保持联系吗?他们后来都在做什么?
都筑响一:我在1993年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出版了一个口袋书的版本,尺寸更小也更便宜。为此我试图联系拍摄对象获得再版许可,但发现这很困难。90%我拍摄过的屋主已经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
然后我就意识到,住在小房子里的好处是你可以来去自由。如果你住在房租便宜的小房子里,你找了新的男朋友或喜欢上了某家新餐厅,你可以立刻搬去新的地方。那种生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如果你有大房子、大家庭、豪车和美满的生活,你是没法随意搬家的。但如果你拥有的东西有限,比如说只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和很少的衣服,你就能自由迁徙。
东京不是一整个大城市,而是一圈小城镇的集合体,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独特氛围。我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家更像是名曰“人生”的旅程途中的一个营地——这是一个面对那种生活环境的好态度。
界面文化:当你开始着手这个拍摄计划的时候,其实是日本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的时候。回想当时,你是否觉得自己记录了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宝贵瞬间呢?
都筑响一:其实并没有。在泡沫破碎之后,很多人亏了钱,但失去财产的人也是那些之前拥有过很多财产的人,所以富人没那么富了,但穷人还是老样子。那些豪华公寓的价格在下降,但便宜公寓的价格没有改变,5000元月租的公寓还是5000元月租的公寓。25年后的今天,情况还是如此。经济衰退影响的是富人,穷人还是老样子。
我现在还在拍年轻人的家,看上去也和以前差不多,可能只有微小的差异,比如说以前的年轻人家里会有电视机和传真机,但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传真机了,也不太需要电视机,很多日本年轻人甚至连电脑都没有,因为智能手机就足够了。是这样的小变化,但基本上是一样的。全球各地大多数人大概都是以相似的方式生活着。
界面文化:高昂的房产价格在1990年代中期跌落,日本经济的轨迹也发生了骤变。这是否改变了年轻人对生活的态度?
都筑响一:在泡沫破碎前的经济繁荣期,年轻人被教导需要勤奋工作,需要有事业心,需要在企业阶梯上不断往上爬力争上游。你可能会每天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无暇联系家人。这种工作狂式的生活态度在泡沫经济破碎前是受到鼓励的。
但在泡沫经济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此拼命,却依然失去一切?失去一切实在太过容易。在那之后,我认为年轻人的心态出现了改变:也许我们不需要拼尽全力地工作,也许我们不需要去我们本不想去的公司工作,也许我们可以不那么强调竞争……
界面文化:不少人认为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普遍不如他们的父辈勤奋有野心,这是否是一个社会问题呢?
都筑响一:我不那么觉得。我的个人感觉是,日本的女孩子非常有竞争精神,年轻男孩反而失去了活力,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了(笑)。无论是展览、讲座、音乐会还是什么其他的公开活动,90%的观众都是女孩子。男孩子都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因为日本女性的寿命普遍比男性长,之间大概有10岁的差距。社会中将出现越来越多的老太太。
界面文化:在《东京风格》前言中你写道:“世界经济将会越来越不景气,将来会有很多人失去物质上的余裕。”如今我们看到,年轻人无法承担高昂的房价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现象。你觉得我们可以从《东京风格》当中学到什么?
都筑响一:我们经历过经济繁荣的时期,也经历过经济萧条的时期。这其实是一个反思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好机会。如果你想要优越的生活、大房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奢华享受,你当然可以尝试。但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不那么拼命工作,将空余时间专注于你自身的兴趣,比如说去海边冲浪、玩音乐或周游世界。
年轻人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日本年轻人没有选择,他们只能勤奋工作,不然就会被视为失败者。但事实上,不勤奋并不意味着失败,而只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罢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经济衰退是会持续下去的,但日本之外也有很多机会。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来到上海、北京或全球其他地方工作。对年轻人来说,亚洲国家或许比日本偏远小镇更让他们感到熟悉。年轻人改变了很多,我觉得。
界面文化:中国读者往往会认为日本人的居住空间总是非常整洁的,或是充满禅意的,但《东京风格》和这个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都筑响一:没错,我就是想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初版《东京风格》是一本大开本的书,就像那些设计精美的,描述美丽的公寓房子之类的生活方式类书籍。这样的设计是刻意为之,外国游客也许会出于误会买下。但翻开书,他们会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
界面文化:这种刻板印象似乎因为“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而加深了。近藤麻理惠和她的追随者似乎是《东京风格》中那些热衷于囤积物品、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的人的反面。你是否认为这种对比背后反映的是社会风气的改变呢?
都筑响一:我不觉得。近藤麻理惠走红后,有美国媒体采访过我。我的观点是,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他们买近藤麻理惠的书是因为这是一个你有时会不禁遐想的梦——你梦想能够生活在一个拾掇得干干净净的房子里,但在现实中你永远无法实现。如果你自己就能做到,就不用读她的书,或看她的电视节目了,对吧?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认识的那么多日本人没有人像她这样生活的。
我不讨厌她的风格,但她引起的反应很有趣。她说过:“仔细思考你拥有什么,如果你不再喜欢它们了,就大胆丢弃。”你也许能够丢弃一切,但是记忆是无法丢弃的。如果你的T恤、唱片或其他东西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即使你不需要它们,你也没法轻易丢弃它们。相反,如果你没有那种激动人心的回忆,你就能丢弃一切了。
界面文化:近藤麻理惠掀起的整理风潮是否跟快时尚的兴起有关?如果我们买的所有东西都是大规模生产的、质量一般的产品,无需多想就能丢弃它们啊。
都筑响一:是的。大概五年前我去拍摄年轻人的家,我发现年轻人拥有的衣物比以前少了。当《东京风格》首次出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快时尚,当时的年轻人拥有的衣服数量更多,他们会长长久久地穿下去,因为那时的衣服更贵,挑选一件衬衫可能要花更多时间。但如今你去逛优衣库,买回家的衣服穿一两季就可以扔了。在快时尚出现后,我们不再需要保留大量衣服,这是我的感觉。
界面文化:尽管如此,极简生活似乎是一个很强劲的趋势。根据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的说法,日本正在进入一个人们拥有更少、共享更多的时代。他认为,日本正在远离消费更多更好的心态,来到“第四消费社会”。你对此怎么看?
都筑响一:他的语言很华丽啊(笑)。他的叙述很动人,但事实是,年轻人能花的钱更少了。他们需要为智能手机付很多钱,这样就没有太多的钱花在购买衣服、唱片或下馆子上了。如今的年轻人过着更为低调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的审美变了,而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这不是一种心态的变化,而是一种社会变化。如今的日本年轻人赚大钱的机会更少,我认为上海的年轻人倒是在他们的家里有更多的东西,至少在上海是不时兴极简主义的。这是好事。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极简主义者,这很无聊。
界面文化:但从时尚的角度来说,极简主义很潮啊,不是吗?
都筑响一:“从时尚的角度来说”,但不是从真实生活的角度来说。极简主义的生活就像是日本的禅宗思想——比如说日本的茶道——这完全是个误解。我在京都住过,认识不少茶道人士,拜访过他们的茶室。茶室很漂亮,空荡荡的,你只能得到一碗茶。但是,在茶室外面往往有巨大的仓库,存放着大量的器具。所以这不是极简主义,只不过是把东西都藏起来了。
界面文化:你批评过媒体煽动消费主义,但你也曾在时尚杂志工作——毕竟时尚杂志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唤起人们的消费欲望——你是如何调工作和信念之间的矛盾的?
都筑响一:我20岁的时候开始在杂志社工作,其实那不是时尚杂志,而是生活方式杂志(注:都筑响一从大学时代开始为《POPEYE》撰稿)。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1970年代末,当时嬉皮士这样的反文化很盛行,人们普遍相信你购买的东西定义了你是谁。你可以买好看的东西,也可以买更有内涵的东西,如果你买可循环的衣服,可能会改变世界。我们的杂志不是为了宣扬消费主义,而是促使读者重新思考购买的意义。独立的购物精神是好事。
界面文化:但对于如今的许多年轻人来说,购买的东西不仅定义自己,也定义自己的社会等级,我想这是人们无法摆脱消费主义的重要原因。
都筑响一:是的。在1990年代早期,很多日本有很多“时装剧”。故事背景通常设定在东京,美丽的男孩爱上美丽的女孩,他们在漂亮的公寓或餐厅里共度良宵。假设我住在遥远的乡下,我看了这样的电视剧,心想,“哇,东京人真时髦!我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好的品味,也没有那样的女朋友。”但这是媒体构建出来的假象。这(《东京风格》)才是现实。
在我出版这本书以后,很多读者写信给出版社,说这本书非常鼓舞人心,“这就是我的房间!”“所以我决定离开父母,闯荡东京了!”媒体希望你相信和真实生活是不一样的,媒体向你呈现的总是希望能够刺激你的购物欲望:“你应该买上好的家具,应该买高级的电视机,否则你就找不到女朋友了。”但在现实中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一直想告诉人们的。
界面文化:你刚才说你这几天拍了上海的几户人家。我们在哪里能看到这组作品呢?
都筑响一:今年年底我将在上海无印良品做一场展览。我拍摄的都是小公寓,完全不是什么奢华的地方,就像是《东京风格》的上海版本。其实在十年前我就应一家日本杂志的邀请拍摄过一组《上海风格》的照片。当时我认识了一位住在上海的日本女孩,她带我去认识了一些住在上海的人。当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上海工作生活,不少人喜欢住在上海的老公寓里,而不是那些新建的高层公寓。我拜访了一些这样的公寓,有些人需要和邻居共享厨房或卫生间,但那种感觉很棒。十年前我拍摄了十户人家,我很高兴我又有机会重新探访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