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州藩战胜了幕府军队，所有出现在书信正面的名字：萨摩藩、长州藩、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岛津久光、毛利敬亲，都成为历史“阳面”人物，当然无人会去询问那个存在于书信背面、存在历史“阴面”的“坂本直柔”（龙马）究竟是谁。
大河剧《龙马传》
文 | 萧西之水·经济观察报书评
至今还会回味大河剧《龙马传》的开篇：一名记者采访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希望这位豪商能聊聊土佐同乡——坂本龙马的故事。在记者看来，坂本龙马这么一位深度参与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居然在维新以后十几年都无人知晓，实为奇怪。这通采访也引出了坂本龙马的故事。
这不仅是高超的戏剧处理，更标记着一段真实历史：坂本龙马的名字确实久不为人知，直到1883年《土阳新闻》记者板崎紫澜连载《汗血千里驹》一书，大家才知道这位梦幻一般的维新志士，这距离明治维新已经过了15年。换言之，坂本龙马并不是写在历史“阳面”的人，而是大众媒体从历史“阴面”里发掘出来的一名角色。
但要注意，《汗血千里驹》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土阳新闻》是日本民间争取开设国会、要求选举的“自由民权运动”的舆论阵地，土佐出身的政治家更希望自己同乡里能有一位匹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的英雄，以便借上东风，争取“自由民权运动”成功。这注定了坂本龙马的形象也要符合自由浪漫、追求“天下公议”（即“开设国会”）、主张“民权”与“开国通商”这些关键词。虽然时代洗去了大部分政治元素，但如今的坂本龙马形象，比如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阶级平等、性别平等，依旧建构于1880年代的“龙马关键词”之上。
这也是马里乌斯·詹森《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一书想要探究的问题：历史上的坂本龙马究竟做了什么？他的民间形象与他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地位是不是真的匹配？真实的坂本龙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坂本龙马最出名的事迹，莫过于为“萨长同盟”牵线搭桥，让本来相互敌视的萨摩藩与长州藩结为同盟，约定共同打倒幕府，建立崭新的政治体系。
但有趣的是，这份盟约根本就不是两藩之间的正式文件，而是两藩下级武士的私下协议。
要想理解明治维新的历史，需要明确一个基础观念：革新推动者不是高级武士，而是下级武士。翻开家谱，位列“维新三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均为萨摩藩第九级武士“御小姓与”；坂本龙马自己也出身于土佐藩“下士”阶层，对“上士”必须俯首帖耳；而后来建构起整个明治帝国的伊藤博文干脆就是农民出身，靠着过继才得到武士身份。这些下级武士都是“边缘利益集团”，在和平时期，他们或许会自觉高人一等，但每逢变乱，高级武士会毫不犹豫清洗下级武士，他们也会与普通百姓一样陷入苦境。
为防高级武士的清洗，各藩下级武士通过公务出差、学习剑术、护送主君的机会与其他藩的下级武士取得联系，以便一旦有事可以寻求庇护。久而久之，各藩维新志士在江户、京都、长崎等大型城市构建起庞大的下级武士人际关系网。如果各藩之间需要联络，这个地下联盟的效率无疑最高。
江户幕府末期，各大藩试图参与国家政治改革，这就需要与其他藩开展交流。但问题是，江户幕府两百多年时间里禁止各藩武士随意交流，各藩高级武士只能做一些内政治理工作，完全没有外交所需技能。于是各藩高级武士开始逐步接纳下级武士参与改革，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萨摩）与木户孝允、高杉晋作（长州）等下级武士出身的政治家各自掌握了本藩在京都附近的军队调动权，他们的结合自然足以撼动国家政治。
坂本龙马是何种地位呢？不妨梳理一下“萨长同盟”的结成过程：庆应元年（1865）六月，木户孝允不便离开，便派遣土佐藩浪人（流浪武士）中冈慎太郎前往萨摩藩邀请西乡隆盛与长州藩武士会面；虽然这次会面没有达成，但随后西乡隆盛雇佣坂本龙马作为使节前往长州藩，同意以萨摩藩名义从英国购买武器、战船再转卖给被幕府军禁止贸易的长州藩。
从交涉过程可以看出，萨摩、长州两藩武士均未通过官方渠道商议，而是通过下级武士人际关系网互相交流。其中，同样出身于土佐藩的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分别是西乡隆盛与木户孝允两人的使节，在两人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代替双方传递信息，设法将军事物资从萨摩藩运至长州藩。
当年八月下旬，萨摩藩船“蝴蝶丸”搭载着第一批4000梃“洋枪”进入长州藩军港，随后通过同样手段，长州藩又获得“洋式舰艇”1艘与“洋枪”1万梃，初步具备与幕府对抗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坂本龙马在长崎建立的“龟山社中”（即后来的“海援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表面上是贸易组织，实际上却是促进萨摩、长州两藩合作的“政商”组织。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这种政商变得越来越多，逐步形成推动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财阀”。
但萨摩藩领导人岛津久光对“萨长同盟”不置可否。毕竟这一时期，萨摩藩处境并不危急，岛津久光大可通过下级武士搞一个“两面下注”：如果长州藩战胜幕府，萨摩藩可以追认“萨长同盟”的合法性；如果幕府战胜长州藩，萨摩藩只需要把这些“私订盟约”的下级武士统统扫地出门即可。很明显，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下级武士就是萨摩藩高级武士的风险转移工具。
庆应二年（1866）一月，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分别代表萨摩藩、长州藩的下级武士群体在京都会谈十多天，坂本龙马作为龟山社中的代表也在最后两天出席会议，“萨长同盟”宣告成立。
但詹森在书中也提到，“双方都不愿低声下气，西乡一次也没与提到结盟，让木户极为恼火……在坂本的鼓励下，与会双方继续谈判直到结束”。正因如此，双方并没有像现代人熟悉的那样、在一张长条桌子前面签署一份名为“萨摩与长州结盟”的文件，而是由木户孝允事后总结了六条会议精神，以书信形式寄给中间人坂本龙马确认，坂本龙马则在书信背面写了一段确认话语，又返回给木户孝允。
这个过程凸显出坂本龙马的真实地位：他也是西乡隆盛的风险转移工具。那么未来一旦幕府击败长州藩，而萨摩藩高级武士又要将西乡隆盛这些下级武士扫地出门，那么西乡隆盛就大可以把全部责任推到坂本龙马这个“外乡人”身上。他甚至可以不承认“萨长同盟”存在过，毕竟木户孝允的整封书信里面都只有坂本龙马的背书。
但后来，长州藩战胜了幕府军队，那么无论是西乡隆盛，还是岛津久光都要来抢这份功劳。这个时候，大家自然把木户孝允的这份书信捧为“盟约”，而所有出现在书信正面的名字：萨摩藩、长州藩、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岛津久光、毛利敬亲，都成为历史“阳面”人物，当然无人会去询问那个存在于书信背面、存在历史“阴面”的“坂本直柔”（龙马）究竟是谁。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存在于“阴面”的人物却在后来搅乱了所有人的设想。
坂本龙马另一桩丰功伟绩便是提出“船中八策”，这成为建立明治新政府的基础。虽然“船中八策”的说法在20世纪以后才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其真实性很难考证，但坂本龙马确实写过很多份有相似内容的“新政府纲领八策”。这份文件不仅显示出坂本龙马的思想继承，更能看出他一生的思想轨迹变化。
坂本龙马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文久元年（1861）土佐藩青年武士集团“土佐勤王党”成立之时，在192位成员里，坂本龙马排名第9，投入到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之中。这项运动表面上是要求驱逐“外夷”，重振“皇国”威名，实际目的却是希望给予青年下级武士一个平等机会参与本藩政务，“裨补国家兴亡之万一”。“新政府纲领八策”第一条便是要招揽“天下有名之人才”，第七条则是要建立天皇直接统帅的“亲兵”。“土佐勤王党”时代，坂本龙马第一次成为通信使节前往长州藩，这也成为他日后扮演这一角色的始源。
给予坂本龙马影响最深之人，自然是他盛赞为“日本第一之人物”的胜海舟。文久二年（1862）年底开始，一度热衷于“尊王攘夷”的坂本龙马追随这位江户幕府的海军奉行两年多时间，不仅直接参与了神户海军操练所的建立，见证了日本近代海军的创生，更从胜海舟身上第一次学到了“大政奉还”这个词语。他逐渐明白，日本未来发展不可能永远局限在这几片小岛之上，与其机械将所有外国人清理出日本（“小攘夷”），不如学习西洋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与西洋各国平等交往，最终在各方面超越西洋，这才是对日本真正有用处的“大攘夷”。“新政府纲领八策”中，也不难看到“议定与外国之交际”（第三条）、新建立“无穷之大典（宪法）”（第四条），创设“上下议政所（议员）”（第五条）与“海陆军局”（第六条）。
成为萨摩藩的通信使节之后，坂本龙马与更多国内外商人、政治家打起了交道。在帮助萨摩藩运送物资去长州藩的过程中，坂本龙马的“龟山社中”从英国格洛弗商会手中购买枪支，这使得他进一步认识到了日本在国际贸易之中的地位，促使他提出了“新政府纲领八策”之中最具特色的一条：“皇国今日之金银物价与外国平均”。
在当时日本，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导致金银比价与国际市场差异很大，只要能频繁往返于日本，就能从单纯的货币兑换中牟利。当时，一枚墨西哥银元在质量上与三枚日本一分银相同；四枚一分银可以在日本换取一枚“天保小判”金币，而一枚金币的重量又可以卖出四枚墨西哥银元。只要倒卖一次，一枚墨西哥银元就可以翻三倍，这就导致日本金币大面积流失，严重动摇了日本金融稳定性。能够在那个时代对金融方面建言献策，也体现出坂本龙马已经具备了较为超前的治国视野。
当然，“新政府纲领八策”或者是“船中八策”的很多关键词也都被其他人提出过。向吸引学习炮术与军事科技其实早就由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幕末思想家实践过，萨摩藩、佐贺藩甚至建立了较为初级的炼铁工厂与大炮制造工厂；建立“御亲兵”（天皇近卫军）、“大攘夷”是长州藩士久坂玄瑞“回澜条议”、“解腕痴言”的主要论点；至于“征集人才”、“天下公议”这些语句，更是越前藩政治顾问横井小楠“国是七条”之中的两条重要建议。
很明显，“船中八策”并不只是坂本龙马一个人的奇思妙想，而是同时代无数维新志士的思想荟萃，坂本龙马通过一生奔走于各藩、各等级人物之间的经历，将这些零零碎碎的思想全部糅合在一起。正如詹森书中所言：“（船中八策）思想在德川时代末期的日本非常流行，只是正式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是在坂本与后藤搭乘的那艘船上”。
但是，为什么是坂本龙马，而不是其他人来完成这件事呢？
詹森著作最特别之处，就是他不止看到了坂本龙马的一生，更详细叙述了土佐藩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正如文头所说，坂本龙马的足迹很快就为人遗忘，大家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之中。但当很多人对明治新政府也不甚满意，想起如何重构国家体系之时，他们回头望见的、最完美的一份记录，只有坂本龙马的“新政府纲领八策”。
阅读坂本龙马的行文总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欢喜在于，他总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逗人一笑，比如见到胜海舟之后会感叹“有运气差的人，从浴盆里出来都会撞到睾丸死掉”；忧愁在于，他在书信中惯常使用大量土佐方言与非正式日语表达，这就让人在第一时间难以捕捉到他的真实一面。
日本史学家青山忠正曾经指出过，坂本龙马的行文水平并不高超，终其一生也没有掌握当时日语的正式文书写法，他甚至怀疑：坂本龙马如此低的文化水平能不能支撑他进行更为复杂的社会学思考。这套所谓“候文”的文言文体系诞生于13世纪，是历代日本武士之间通信的必要工具，但行文规则极为繁琐，即便现代日本人也很难在第一时间通顺阅读，遑论写作。笔者第一次接触“候文”的感觉是，满篇汉字，每一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什么都看不懂，仿佛是一种多次加密的编码。
不过，那些历史“阳面”的英雄，哪怕是下级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甚至是农民出身的伊藤博文，都在后来逐渐掌握了“候文”的写作方法，西乡隆盛甚至还能作汉语诗歌。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些明治维新“阳面”英雄，大概都是一些饱读诗书的睿智之士，而如果碰到了“阴面”人物坂本龙马，或许就是遇到了一位朴实无华、甚至有一些乡土气孩子气的邻村大哥。
正因为饱读诗书，他们才会文人相轻，才会固执己见，才会互相攻讦。明治维新以后，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就爆发了激烈的“征韩论”论战，伊藤博文在后来的日本立宪过程中也是费尽心力应对各方矛盾。也正因为朴实无华，正因为不完美，坂本龙马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所见所闻，怎么调和不同意见，怎么珍贵对待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融入到自己的想法里，让每一个或完美、或不完美的想法都能留存后世。
看完明治维新的全部历史，你可能最终会加入到“阳面”人物的队伍里，为明治维新的宏图伟业所感动，但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忘掉坂本龙马这个“阴面”人物，因为正是他带你走进了明治维新的大世界，正是他身上别致而烂漫的生活气息，让你体会到江户末年的普通人是以什么样的心境去生活、去恋爱、去拼搏、去面对那个急速变化的19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