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引用率很高的文章里，美国医学教授琼·卡巴特-辛（Jon Kabat-Zinn）将正念定义为“与自身体验的一种明智而有目的的相处之道……其培育方式是系统性地训练某人的专注度、目的性、活在当下以及不加论断的能力”。听起来有益无害。但来自旧金山的学者罗纳德·普瑟（Ronald Purser）不这么看，他的论著对世俗的正念运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40年前，卡巴特-辛开始将佛教的智慧融入了一套可以处理现代关切的框架里。他一开始只设计了一套简短的课程，受众为患有慢性身体疼痛的人群。后来课程内容大为扩展，其治疗范围还包括了抑郁、成瘾和工作场所压力。它得到了学校、企业、司法系统、美国军队、英国的全国健保及议会的采纳。除非你深居简出，否则碰上它的机会是不小的。

世俗正念的批评者一般认为，它要么佛教色彩太浓厚，要么佛教化程度还不够。作为一名受过戒的韩国禅宗导师，普瑟持有后一种观点。他不无遗憾地表示，随着正念越来越热门，其佛教的基础也遭到剥离，成了一种产品且缺乏根基。

根据他的《正念快餐》（McMindfulness）一书，亚马逊上面以“正念”为名或者标题里有类似表述的书籍超过了10万本。这场运动已经演变成了精神上的冲浪、面包或是肯德基鸡肉卷。正念类的APP也有很大的市场，普瑟提到，“尤其讽刺的是诉诸手机APP来缓解因沉迷手机本身而更趋恶化的问题。”他指出，这些肤浅而游戏化的正念版本不过是对其真传的苍白模仿。

普瑟的批评还不止于此。他认为，正念不仅被市场扭曲和商品化了——它还强化了本就有害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如他所观察到的，正念声称“人们的问题根源可在自己的头脑中找到”。这样，它就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性的压力与焦虑来源。普瑟指出，如果你工作太累，因严峻的就业形势而面临重压，或鉴于气候变迁而为未来世代而焦虑，那正念对你的诊断就是“思想每次都是罪魁祸首！”。在他看来，其结果就是正念消解了一切集体组织和行动的冲动——无意间维护了新自由主义的现状。

普瑟强调社会里的不正义，固然值得嘉许。但为什么正念就一定要去追求这些革命性的目的？细心的读者想必会承认，说基于正念的干预可以帮助某人缓解慢性背痛、减少因抑郁而自杀的几率或是让敏感的青年人不那么一触即发，那是没什么问题的。要求一套简短的正念课程去处理系统性的社会问题，要求不会有些太高吗？

伦理学家杰夫·麦克马洪（Jeff McMahan）提出，“我们并不会因医生只为战争受害者提供治疗而没有尽力去终结战争的根源而对之大加责备。”世界博大而多元，军医、反战分子和积极参与反战活动的医生各有各的用处。同理，我们不必谴责为陷入困惑的新自由主义受害者提供抚慰的正念导师没有与新自由主义本身斗争。不管是保守治疗性质的正念还是积极投入行动的正念，都各有各的价值。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就是想要把孩子溺死，完全不在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连倒掉——不是这样的。”普瑟在无情抨击之余对读者辩解道。全世界范围内的正念的“洗澡水”何其多。普瑟对集体正念的大加挞伐，也揭露出不少这个健康产业子领域特有的荒唐事。根据普瑟的说法，其中一个突出的细节是：加州的精神导师达瓦·塔尔钦·菲利普斯（Dawa Tarchin Phillips）对为期一天的集体正念训练要价达12000美元。这与佛教导师不取一文的传统完全背道而驰。

正念的实践者如果要恰当地解释正念来回应普瑟所提出的那类批评，那就应该参考一下克里斯汀娜·费德曼（Christina Feldman）和威廉·库伊肯（Willem Kuyken）的新书《正念：当古代智慧遇到现代心理学》（Mindfulness: Ancient Wisdom Meets Modern Psychology）。费德曼是知名的佛教导师，而库伊肯是牛津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两人对正念的批判性丝毫不亚于普瑟的《正念快餐》。

“正念不是应急的权宜之计，也不那么简单……它与清空脑袋、不思考和远离体验毫无关系……也不是可以用来处理伦理上有问题的实践的注意力训练。”他们写道。在费德曼和库伊肯看来，正念可以在缓和个体痛苦、促进得体的行为方面扮演一个正当的角色，哪怕它对更广阔的世界无甚影响或只有极微弱的影响。

哲学家阿米亚·斯里尼瓦森（Amia Srinivasan）曾提出，我们“应当既能如其所是地欣赏世界，又能如其所应是地改变世界”。普瑟则把这两者对立了起来。他对“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正念的呼吁，或许已在无意间沦为了对尊重证据的、有利于在此时此地缓和痛苦的干预措施的一味排斥。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