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一

上周五，刘强跳楼身亡的耳语已经传遍金融圈，他是瑞林嘉驰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出生于1979年，之前在期货界颇有点名声。

今年四月，刘强出版一本名为《期货大作手风云录》的自传体小说，书名致敬另一本著名的传记《股票大作手回忆录》。后者的传主利弗莫尔是美国20世纪初期最杰出的对冲基金经理，曾在1929年大股灾中，做空获利一亿美元，十多年后，利弗莫尔因交易破产而自杀。今天，刘强与他的偶像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在得悉这个消息后，我给黄徽发了一条微信：你认识刘强吗？

黄徽是蓝狮子的一位作者，我所有关于对冲的知识几乎都来自于他。

十年前，黄徽在华尔街进入对冲基金行业，在2007年，他参与负责的基金被《彭博市场》列为全球宏观基金前十名，彼时他年方29，可谓少年才俊。2010年，中国开始有了可以作为对冲工具的股指期货——那年因此被称为“对冲元年”，黄徽用生动风趣的笔调写了《对冲基金到底是什么》，交由蓝狮子出版，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对冲基金的普及读本。

在本轮股市大潮之前，由于市场波动有限，对冲基金业务并不引人注目。然而，自2014年中期之后，股指猛烈动荡，套利空间陡然放大，各种股指产品集束式出现，再加上场外配资的猖獗，基础于杠杆的对冲基金很快成了市场的宠儿。

根据有关协会的计算，到今年5月底，全国已登记备案的私募管理机构为5067家（不含VC、PE），管理基金7487只，其中，以对冲策略为主的基金，约为三分之一，资金管理规模为1.1万亿。A股行情的火爆，带来了对冲基金业绩大幅飙升，规模内生性增长，而业绩的上涨，也带来了老产品的持续认购，总规模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刚刚结束的股灾中，很多在一夜之间清盘出局者，皆使用了高额配资杠杆，或是对冲基金产品的购买者、操盘手，刘强之死，据传便与此有关。

黄徽在收到我的微信后，很快写了回复：“在最近几天之前，我完全没有听说过他，他选择自杀，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利弗莫尔的传奇毕竟发生在近一百年前，与那时相比，投资组合理论和金融市场的风险理论都发生了本质性改变，况且，中国市场又是一个非常扭曲的非典型市场，因此，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实操层面，投资者都需要有新的清醒认识。”

二

经历本轮股灾，中国资产市场的基本面发生了几个显著性的变化。

其一，从产业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

在过往的三十多年里，先富起来的财富群体大多出现在实体经济及消费服务经济领域，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通路被政策遏制。自去年三季度之后，随着上市公司并购限制的放宽，以及新三板等新兴公开市场的火爆、股权众筹制度的获批，产融通道被突然打开，实体企业的证券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直接导致了财富积累模式的革命性迭代。

其二，从简单泡沫时代进入复杂泡沫时代。

在过往的很多年里，中产家庭的理财手段非常单一，要么买房，要么炒股，别无他途。然而，今日的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已经变得日渐复杂，金融衍生产品及杠杆工具迅速增加，几乎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2014年2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开始施行之后，私募基金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这使得私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每日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以日均约20家的速度增长，资产泡沫化的复杂程度非昔日可比。

其三，“散户主力”与“政府之手”构成最不稳定的常态性格局。

中国资本市场的散户主力特征，迄今未有改变，在美国，股票市场和对冲基金的主要投资人均来自于机构，而国内私募的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个人投资者，整个金融行业的中介佣金高得离谱，充分暴露了这是一个很不有效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政府对股市的强势干预，又构成另一重的风险存在。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博弈及非理性动荡，已经很刺激地上演过了。

上述所及，便是所有中国中产阶层面对的一个资本宿命：你正在步入一个资产大膨胀的新时代，资本泡沫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你必须积极地去拥抱它，同时忍受它带给你的所有不适和痛苦。

三

黄徽真是一个认真的人，在接到我的微信后，转头细读了刘强自杀前写的股市反思博文，在给我的回复中，他分析说：

我看他的股灾总结：第一条，“忽视了技术面的风控提示”；第二条，“风险来临时，保命最重要”。因此我猜测他的问题也是在于，虽然知道风控这些概念，但是对风险的深刻认知不在他的认知模式的核心层。刘强总结的第三条是“独立思考”，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我怀疑他最终选择自杀，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偶像利弗莫尔当年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种强烈的模仿和移情，也是悲剧的所在之一。

学习对风险的敬畏，真是每一个人应当修炼的功课。

詹姆士·西蒙斯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曾与陈省身创立了Chern-Simons几何理论，他投资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是对冲基金公司中的另类，其所有交易策略全部来自量化模型，而就是这位数学天才和亿万富翁，却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每天早上去公司，看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面对不确定性的谦卑，也许才是人性成熟的标志之一。

与大数学家西蒙斯相比，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当然要率性得多，不过到了晚年，他却说过一句非常理性的话，这位著名的浪荡子说——

“我用一生的时间学会了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