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下次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并在展品格威盖尔盾（Gweagal Shield）——澳大利亚原住民于19世纪之初使用的某种由树皮和木头制成的工具——附近徘徊时，你可能会听到“偷窃”“库克船长（注：首位登陆澳洲东岸的欧洲人）”以及“战士库曼（注：Cooman来自格威盖尔部落，最终被库克船长的船员射杀）”这几个词在你耳边回荡。观赏贝宁青铜器（Benin Bronzes）时，也许会听见“洗劫”或者“1897年的征伐”等解说词。如果你倾身向前，可能还会看到博物馆讲解员身上别着一个徽章，上面写着“展品全是偷来的”。

爱丽丝·普罗克特（Alice Procter）是伦敦大学学院的艺术史专业学生，从2017年6月开始，她便不时来到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英国国家肖像博物馆和不列颠泰特美术馆为游客进行解说。她主办的“不安艺术之旅”活动（Uncomfortable Art Tours）鼓励参与者质疑展品和画作的来源，思考这些藏品的归还问题——即在该国政府的要求下，藏品被送还到原属国的全过程，以及让大家批判性地分析英国在殖民帝国时期的所作所为。

普罗克特来自澳大利亚，但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我最近与她通了一次电话，她谈了谈自己带大家参观时一般会做的事情。“我们会探讨这些展品是如何进入博物馆的，以及它们在归还过程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还会着重讨论博物馆展出这些文物的方式。”她说。

“我们不会仅仅用‘这个东西是非法掠夺来的，现在人家想把它要回去’这样的一句话简单带过，而是会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能通过这件身处2019年的伦敦的文物，对当代英国的身份、历史上的英国的身份进行怎样的了解？当年由于与殖民地实力悬殊，大英帝国和这些博物馆才得以创建，我们又能通过文物对这段历史进行怎样的了解呢？”

这些特殊的参观活动，是对社会活动家长久以来奋斗的目标——让在大英帝国时期被窃取的博物馆展品回到它的原产国——做出的一份切实可行的、公开透明的回应。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博物馆应当向着“去殖民化”的方向发展：博物馆应当说清楚自己在奉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获益的方式，承认过去与被殖民地之间国力不均等的事实（所以理应归还文物），同时积极与少数族裔群体接触，使他们今时今日的作品更好地融入当代英国。

去年11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其授意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呼吁修改相关法律。报告建议法国博物馆把所有未经同意获取的非洲展品全数归还其原产国。英国政府则尚未发表此类声明。

法国这份报告的撰稿人是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费尔瓦恩·萨尔（Felwine Sarr）和法国艺术史学家本尼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他们直接对大英博物馆提出了批评，原话是：它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大英博物馆是英国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它的展品包括1869年从复活节岛窃取的名为“HoaHakananai’a”的雕像，以及19世纪早期从雅典搬来的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值得注意的是，在博物馆的800万件藏品中，每次展出的只有不到1%——博物馆把许多藏品（包括从埃塞俄比亚弄来的约柜的饰板）存放在储藏室里，远离面向公众开放的展馆。

7月初，大英博物馆发布了归还伊拉克和阿富汗文物事宜的细节，归还的文物包括四世纪的陶土佛像和其他珍贵的手工艺品，这些文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窃取后（很可能是塔利班所为），于2002年被走私到了英国。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这些文物被送至大英博物馆接受检查、存放和登记。

这些文物将在伦敦短暂展出后送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社会活动家和支持送还文物的博物馆员工对这个决定提出了赞扬，但这次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质疑，因为相比之下，博物馆对殖民时期文物做出的妥善处理实在是太少了。大英博物馆与《新政治家》分享了他们最近的通讯稿，但拒绝继续对此事发表评论。

7月15日星期一，作家阿达夫·索埃弗（Ahdaf Soueif）辞去了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理事会的工作，她解释了自己离职的原因：大英博物馆一直以来都在接受英国石油公司的赞助，而且它在有关送还文物的讨论中“一般不发言”。在《伦敦书评》的一份声明中，索埃弗写道，博物馆的职责“应该是帮助我们畅想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与此同时让博物馆的自身价值也得到展现。这种说法为将藏品继续留在伦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理由，但人们是否相信这个说辞，取决于博物馆能否坚定自己的立场，站在我们下一代的这一边。”

在人们对文物归还必要性的争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莫过于贝宁青铜器的归属。1897年，英国入侵贝宁王国（现在的尼日利亚南部），并且进行了暴力洗劫，英国士兵一共掠夺了超过2000件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其中就包括贝宁青铜器，部分青铜器的历史已有数百年之久。这些东西随后被带回英国，其中的800件文物由大英博物馆登记在册——时至今日，其中的大部分仍是博物馆的藏品。近年来，尼日利亚政府向欧洲博物馆施压，要求归还他们在侵略中非法获得的文物。

普罗克特与她组织参观活动的国家展馆一直保持着一种疏远的关系，但她明白地告诉我，她的活动从来没有被叫停过。相反，博物馆的雇员和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他们也听过她的解说，而且从中学到了知识。甚至有管理层的人员也加入过她的参观队伍，“因为他们知道，我能带来一些不同于他们能做到的东西。”

我问普罗克特，有没有觉得英国的博物馆正在逐渐进步，她让我看博物馆里的一个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与过去相比，更加乐意接受新知识了”。但她也知道博物馆的高层跟这些基层员工大相径庭。“有些人的思想相对更加开通一些。很多博物馆都被要求对文物归属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有的人大吵大闹，极不配合，因为这问题无法一时半会就得到解决。”

说到底，普罗克特想做的，是让博物馆正视文物的归还问题：“我想听见他们说：‘我们是这样被创建的、这些是我们的展品、这是我们目前的工作，还有，这是当年由于国力悬殊所带来的甜头，这些是我们为直面和质疑它们所做出的的努力。’”她还补充道，博物馆需要分析和反思这些历史上的残忍行径，从而“确保这些历史今日不会再重演”。

沙欣·卡斯马尼（Shaheen Kasmani）是一名身在伯明翰的艺术家、策展人和创意总监，她的专业是图案和纺织品设计。包括卡斯马尼在内的多位策展人受邀参加了在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这场展览旨在通过博物馆的展品直面历史：“过去就是现在。”卡斯马尼还参加了“反常规艺术”（Art Against the Grain）活动，这个活动由一群女性艺术家共同举办，于2016年伯明翰的“黑人历史月”举行，主题为“要去殖民化，不要多样化”（Decolonise Not Diversify）。

这个持续一天的艺术节旨在向艺术界的主流观点发出质疑，让它们“走下神坛”，活动包括公共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公开展览等。这次活动的主题由另一场运动中借鉴而来，该运动认为社会对“多样化”的追求和尝试总是不痛不痒，经常浮于表面，并认为通过“去殖民化”的观点对抗种族主义，能够更有效地推倒“白人至上论”。

虽然卡斯马尼认为归还文物是去殖民化的一种方式，但她强调，归还文物的整个过程十分复杂。即便某个博物馆的馆长支持归还某个文物，在正式执行之前，他必须先得到董事会的同意，如果该文物具有国家意义，那么他还得获得首相的签字同意才行。

“因此，需要有人来质疑和修改我们国家的法律，”她说，“这些法律能很大程度上反映英国的国家形象：它有权利搜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资源，也能比原产国把文物照料得更好。此外，它很喜欢对人实施强制驱逐，比如难民，或者‘疾风一代（Windrush Generation，指长期居住在英属加勒比海岛地区的英国臣民）’，但让它把文物送还原产国，却是不可能的。”

尽管关于归还文物的争议获得了公众的关注，但它并不是唯一一种让博物馆去殖民化的方法。卡斯马尼还指出，对于有色人种来说，博物馆本身充满了不安全感，让人望而生畏。

“作为一个种族特征明显的穆斯林女性，我在博物馆和美术馆观展时经常会受到他人的注目，搞得好像我才是展品似的，”她对我说，“穿过一栋大楼对我来说经常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儿。要知道，博物馆最初的建立始于暴力行为——即那些直指你的祖先，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祖先的暴力行为，博物馆的建立就是为了赞美和歌颂这段历史。”

与对归还文物的探讨相比，其他意在让博物馆“更具多样性”的项目也遇到了同样多的问题。卡斯马尼和普罗克特都指出，英国某些博物馆的举措——包括招募有色人种担任研讨会的组织者或者展览的策展人，但是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有剥削劳工之嫌。“‘邀请本地群体’究竟是什么意思？”卡斯马尼问道，“他们让黑色和棕色人种来博物馆工作，人家付出了时间、脑力劳动和情绪劳动，却无法得到应有的酬劳。这些举措实在是浮于表面。”

博物馆有彻底去殖民化的可能吗？普罗克特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机构还是起源于帝国主义，这一点是无法抹去的。“于我而言，博物馆永远无法实现完全性的去殖民化，因为它们本是为了展示国家力量才建立的机构，它们被深深烙上了帝国主义时期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印记。”

“博物馆的意义就在于让你把那些从其他地区掠夺而来、供你展现自身实力的文物进行分门别类。”

卡斯马尼还研究了博物馆系统中，不可避免地与牵涉到殖民权力关系的其他方面，同时，她也考虑了这么一个问题：博物馆有可能实现彻底去殖民化吗？“如果博物馆的权力结构、话语权的掌控以及决策方式依然一成不变，那么答案就是不可能。”她说。

于她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博物馆能否坦诚其藏品的来源，以及能否通过对员工的培训，让每一位普通大众得到应有的尊重。“博物馆必须一直不断地在藏品陈列、展览、员工的定位和活动策划上下功夫，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实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但展出的一定得是真材实料。”

最新进展：本文发表后，大英博物馆的一位发言人发表了以下声明：

“一直以来，大英博物馆对藏品来源信息的分享都是透明且公开的。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会经常检索藏品的历史背景，而我们则会通过网络、出版刊物、举办讲座和组织参观等途径，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尽可能多的人。博物馆近期在推行一项举措，并首先通过15件藏品进行了试运行：我们在这些藏品上更加详细地标注了它们的来源背景，以及英国在其原产地的殖民活动。我们藏品的来源不尽相同，有的通过贸易取得，有的是战利品，还有的来自外交礼品。目前3号展厅展出的便是来自所罗门群岛的五件藏品，它们很好地展现了我们馆藏来源的多样性。

“我们相信馆藏的力量来源于其自身的广度和深度，它们让成百上千万游客了解世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互联互通的成果——无论这些文物来自国际贸易、人口迁移、战争掠夺，还是和平交流。同时，我们也很乐意把藏品出借给英国境内外的博物馆进行展出，但这些藏品的完整性必须得到维护。”

本文作者EllenPeirson-Hagger是英国《新政治家周刊》的文化助理。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