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尚先生Esquire Antonio Pagnotta

编辑|张威

第一滴血

在我到达的那个早晨，两名拉丁裔的士兵把守着兵营大门。肩上扛着轻型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戴着绿色贝雷帽，他们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在一种犹疑中打开了大门。在兵营的围墙上，一行金属铭文耀眼醒目：“ Legio Patria Nostra ”——“军团即我祖国”。我们这是在法国南部的尼姆，在法国外籍军团第五团的兵营中。

一间颇为舒适的办公室里，阿尔诺·盖里身穿作战服，站得笔直，他的相貌太过英俊了，咧嘴笑起来的样子像个孩子。但实际上，他不但是外籍军团的高级军官，还曾是一名法国特工。在 2018 年 6 月前，他还兼任过法国总统的特别军事顾问。

盖里上校口若悬河，细数家珍：“说罗马尼亚人、白俄罗斯人、喀麦隆人、美国人或者中国人都没有意义。我指挥的不是哪国人，而是外籍军团的士兵。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到这里，不是由他们的肤色决定的，只因为他们够出色。”

阿尔诺·盖里如今已经 42 岁了，军衔中校，是法国外籍军团第二团的军事主官。在这个团的 1500 名士兵中，总共有 20 个中国人。“但我不能按照国籍去评价我的士兵。我只能说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身上都有着各自的特质，这些不同的特质可以凝结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会在战场上赋予我们优势。例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个作战单位可以做出快速反应，另一个则拥有必要的反击力量。有些士兵承受冲击并进行迅速反击的能力，在我看来是十分卓越的。”中校说道。

当一名新兵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名字在外籍军团中只能被视为一个符号。而为了保证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彼此间平等相待，来自法国的士兵也要被忽视掉“东道主”的国籍。

除了成为无名氏，进入外籍军团的人也成了一个谜。在法国，国防军的士兵被平民们称为“伟大的哑巴”，因为他们总是在公众场合保持着缄默。而外籍军团，则更像斯芬克斯。除了很少被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每当法国在海外有战事，外籍军团总是第一个被投放到战场，为法国流下第一滴血。这种“第一滴血”式的残酷，被很多法国姑娘视为一种性感。

对于外籍军团来说，在海外战场执行任务是一道“主菜”，总体 10% 的伤亡率就是一道“配菜”，“无名”是一碗汤，神秘的性感则是一道甜点。据说法国姑娘在看到法国国防军军人时会顾盼生姿，但当她们听到“外籍军团”这几个字时，会下意识地从包里掏自己的口红。

“也没有那么神。”陪同的军团联络官埃蒂安冲我挤了一下眼睛，“我们的士兵很腼腆。”

逃离流水线

一级下士志浩戴着外籍军团标志性的白色平顶军帽，看上去十分干练。他身材有些矮胖，因此散发出一种下沉、扎实的力量感。志浩刚进来时有些腼腆，因为他刚完成执勤就接到了接受采访的命令。他有些不乐意。但在兵营里，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兵营里，上级军官的命令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志浩的编制在外籍军团第二团巡逻队，简称“ PLE ”。作为只要涉及第二团士兵， PLE 的十多个人就会立刻出动，无论白天黑夜。

志浩向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好的。我可以接受采访，但是我不喜欢拍照。能不拍就不拍。”他用流利的法语一再向我强调。一个人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即便他的身体、灵魂和银行账号都已经属于法国外籍军团，他还是拥有不拍照的权利。在这个自拍也是时尚生活一部分的年代，为了保证士兵的安全与隐私，外籍军团的士兵们大概是最后一批面对镜头时感到不自在的人。“我习惯和集体一起拍照。否则的话，我习惯让自己待在暗处。”志浩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在法国外籍军团中，一名士兵会被要求始终像对待家人那样去对待自己的战友。因为法国外籍军团的交战史证明，把战友当成家人的士兵往往会战斗到死。但和普通的家庭不同，外籍军团这个“家庭”里的“家人们”原本都讲着彼此不懂的语言。

在短时间内掌握法语对志浩来说曾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来自中国山东威海的志浩是在 28 岁才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的。如今已经是他在外籍军团中服役的第 9 年，也是他的第二份 5 年合同执行期的最后一年。28 岁的兵源对于外籍军团来说已经属于大龄，这里新兵的平均年龄是23岁。志浩的父母现在还在威海经营着一家小商店。22 岁的时候，高中学历的志浩在威海待得憋屈，想要出去看看世界。他先到日本新潟的一家汽车厂里工作了 3 年。在此期间，他在互联网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法国外籍军团的故事。他突然感觉到了使命的召唤。

“当时我想，如果还是当一个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肯定无法体验那种电影一样的生活。外籍军团的军人职业肯定不像在汽车制造厂里那样干到退休，但薪水更高，福利更好，还有到全世界去游历的机会。那就像一次伟大的冒险。为了更多的可能性，我得强行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这就是志浩加入外籍军团的初衷。

“如果还是当一个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肯定无法体验那种电影一样的生活。

入伍手续无法通过电子邮件申请办理，志浩就申请了法国签证，自费前往法国外籍军团的征兵中心。“我什么都没对爸妈说就飞到了法国。在巴黎附近的诺根特滨海马恩，外籍军团有个征兵中心。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中国人，加入外籍军团的过程异常顺利。当时总共 8 个人同期报名，我最后被留了下来。参加试训我也不担心，因为我体能不错。”为了能通过入伍试训，志浩一直在坚持锻炼身体，其间每天在网上学习一小时法语。

但这远远不够。试训期间，志浩一个月只学习了 100 个法语单词，为期 4 个月的试训期结束，他总共才掌握了 400 个法语单词。为了让法语基础薄弱的士兵能顺畅沟通，外籍军团的办法是将新兵分组：按照 1:2 或 1:3 的比例，让会说法语的新兵帮扶不会说法语的新兵。

志浩和马达加斯加人安德里亚被分到了一组。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最开始学到的法语应该是“敬礼”或者“立正”这样的词。然而，就像我们学习外语时最先学会的总是脏话那样，马达加斯加人教会他的第一个法语单词是：“婊子！”

除了语言，志浩对外籍军团的体能要求倒不担心，虽然那可能是很多人都过不去的一道坎。“第一次面试后，我被安排进行为期 7 天的心理与体能测试，最后是体检，然后就被送到了奥巴涅。”志浩说。

奥巴涅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马赛附近，法国外籍军团的指挥与训练中心坐落于此已经超过百年。在那里，新兵要再经受一拨为期 14 天的测试与考验。“在通过这些测试后，我就得到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并搬到了卡斯泰尔达里镇。”

在这个小城中，志浩完成了从一个中国平民到一个法国职业军人的转变，他的“武力值”也爆发了。“第一个月学习战斗技能，包括单兵对抗、使用 C4 塑性炸药、各种武器装备的安装和拆卸。都摸到了，轻型自动步枪、榴弹发射器、米尼米 M249 轻机枪、 7.62 毫米口径 ANF1 机枪、 AT4-CS 火箭发射器……还要学习手语和军团荣誉信条。但是我发现，真正让你获得力量感的是与同伴的关系。那不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是一种默契。假如我累了，会得到同伴的帮助；如果我的同伴有麻烦，我也会帮他分担，都是条件反射。”

精钢总需要千锤百炼。当他们正在餐厅吃午饭，教官可能会突然进来命令：“起立！集合！”他们要迅速在餐厅外集合，完成抗饥饿能力和主动调节身体机能的训练。“我就想着，反正我们大家一起都饿着呢。”志浩笑着说。

在体能训练和战斗技巧训练期间，外籍军团的新兵们不能与外界联络。只有外出跑步时，才是走出兵营的唯一机会。不过在训练期间，志浩游历的愿望实现了。他们在进行山地训练时来到了法国与安道尔、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山里有个旅游胜地，叫福尔米盖尔。

在福尔米盖尔的体验，是一次为期 3 天的 60 公里负重越野跑。“我连福尔米盖尔长什么样都没看到。跑了 60 公里，到达兵营后还没来得及洗澡，就接受了授帽仪式。”戴上了外籍军团的圆顶军帽，就意味着他已经是一名正式的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了。“在第四个月的月末，我们回到了奥巴涅。我体重掉了 10 公斤。在人间蒸发了 5 个月后，我给我爸妈打了第一个电话。“什么？法国外籍军团？你们不会是要去侵略别的国家吧？”志浩的父母感到十分震惊，“你小子赶紧给我回来！”

志浩在授帽仪式前有一次选择回家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留下。“在最初的 5 年合同中，我选了一个战斗连。我原来从没碰过武器，这下都碰到了，跟打游戏似的。我最喜欢口径 5.56 的 M249 机枪和 7.62 毫米口径的机枪。还有 12.7 毫米口径、最大射程 3000 米的巴雷特反器材枪，那是摧毁车辆的无上利器。”

在加入外籍军团几年后，志浩的父母已经认命了，但还是逼着他娶了一个中国姑娘当老婆。现在志浩和自己的老婆住在兵营外的一座公寓中，他们的女儿名叫阿莱西亚。由于《日内瓦公约》不允许世界各国保有雇佣兵，因此志浩从外籍军团获得的报酬以津贴的名义支付。虽然每月除了住房补贴志浩只能拿到 1532 欧元，在法国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志浩觉得挺满足的。因为他过着一种不那么常规的生活。

不愿意拍照的志浩终于答应我给他拍照了，让他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他希望今后让他的女儿知道，她的爸爸在法国外籍军团时的样子。

“想找个地方去打仗”

卡斯泰尔达里镇是位于法国南部奥德省的一个小城，早上 8 点半，熊斌上了一辆民用车辆。他要外出巡逻。拥有熊一般身材的雅罗斯拉夫下士来自波兰，他会一直陪着熊斌。车辆进入居民区，熊斌目光扫视一圈，“我们会检查所有可疑的事情或人。有时可能就是一个小偷。”他指着一栋石头房子顶上变形的围栏对我说。他们两个人的腰上，都别着 9 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

在外籍军团第四团第二连的大楼前，摆着一辆敞开盖的苏联时代的老坦克 T62BDD ，那是法国外籍军团从伊拉克战场带回来的战利品。这总让熊斌想起小时候在家乡见过的苏式坦克。

熊斌是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21 岁那年，熊斌第一次听说了法国外籍军团。“我从小就想当兵。但在中国， 21 岁就已经过了参军的年龄，而外籍军团招兵的年龄上限是 39 岁。”

“从家到上海，直飞巴黎。通过招兵初选那天，我特别高兴。父母也高兴。第四团是一个特别好的战斗团，最初因为大家语言不通，我只能靠手势和战友交流。后来语言能力提高了，生活就没有什么障碍了。”熊斌告诉我。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钱，只是因为崇尚军旅生活。在这里，我每个月可以拿到 1350 欧元的津贴，如果在海外执行任务，每天还有 40 欧元的海外行动补助。我可以去很多地方，看看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之前曾经被派到了马里。那里天气很热，住宿和吃的都很好，假期时还可以喝点酒。唯一遗憾的是在那里没机会参加战斗。”

在军营的宿舍，熊斌的室友是一个巴西人和一个俄罗斯人。房间的一角有一个集成化厨房。暖气上，晾着一方毛巾。床底下，挂着他的军靴鞋带。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他赶紧把鞋带收到了鞋里。在门旁，放着一块熨衣板。和我设想的到处都是武器和空酒瓶不同，他们的房间里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和生活气息。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所有的宿舍几乎都是一样的。兵营是属于男人的世界，但内务收拾得如此干净并不会让男子气概减少。相反，这是他们的一个信条。

执行任务之余，熊斌会特别想念家人和朋友，尤其想念家乡街头的牛肉拉面和烤串。“还有火锅！特想和家里人一起吃火锅！”今年 26 岁的熊斌也会不时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这已经是他加入外籍军团的第 5 年了。“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回中国还是留在法国。如果还是喜欢军旅生活，当然是留在这里更好，运动锻炼多，对身体也好。我真正的梦想是以后可以驻扎在法属圭亚那。那里生活比法国条件艰苦。我想找个地方去打仗。”

血与火

在卡斯特诺达尔的训练场上，我遇到了潘娃下士。在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将他的前额切成了两半。潘娃有着一副撑杆跳高运动员一样的流线型身材，还长着一双美洲虎一样的眼睛，身手看上去十分矫健，全身散发着一种核辐射式的气场。

负责接待我的上尉告诉我：“过去我们这里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军人，但很多都是炊事兵，因为他们做的饭确实好吃。今天，他们比以前更具战斗素养。潘娃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负责训练的军士长。”“他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军士长答道：“你可以自己问他。”

31 岁的潘娃出生在西安，至今单身。他的父母在西安经营着一家职业介绍所，哥哥开着一家古董店，家境在当地相当不错。在天津，他也有自己的生意。但那时每天在办公室中的例行公事让他觉得生活了然无趣。“ 3 年前，我无意间浏览到了外籍军团的招兵网站。去当一个职业军人，这个想法把我自己给震撼到了。我有近视眼，加上当时已经 28 岁了，不可能加入中国的军队了，法国外籍军团就成了剩下的选项。”

潘娃把这个想法埋在心底，并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因为如果告诉了他们，就可能会被父母捆回家。潘娃直接跑到了法国签证中心，说想要去参加外籍军团。签证官告诉他，那需要他提供一份法国外籍军团的邀请函。无法出具邀请函的潘娃先后被拒签了三次，不能再申请法国申根签证了。不得已，他申请了一份意大利的旅游签证，然后辗转到了奥巴涅。

“体能测试很简单，我练过拳击，还会柔道。最大的问题还是法语：基础是零！更糟的是，在我们连，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因为语言问题经常惹麻烦。比如教官命令我整理床铺，我没听懂，就只回答‘是，是，是’，却不知该执行什么命令。几次之后，教官把我的东西都扔到了地上，因为他觉得我不是一个服从命令的好士兵。有几次我都想放弃了，幸亏身边还带着一本《法汉词典》。”

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一年后，潘娃告诉他的父母自己不在天津了。“他们很生气，也很伤心。我告诉他们我加入了一支法国军队的时候，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我只能尽量向他们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兵营中是什么样，让他们平静下来。我哥则劝他们说，他们应当尊重我的选择。”直到今天，潘娃的很多朋友依然不知道他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

潘娃不缺钱：“我不是为钱卖命来的。其实我在中国赚的钱比在外籍军团多。我在中国每月大约能挣到 15000 到 23000 元人民币。我就是喜欢端着 HK416F 步枪的那种感觉，那是军团的全新制式步枪。现在在军团，我是一个小小的‘领导’，负责指挥几名士兵。我对他们承担的责任，让我觉得这些都有意义。我可能天生就适合干这个。”

潘娃一直在对我说他有多渴望参加外籍军团在海外的行动，无论是战斗还是拉练。“我加入外籍军团时间不长，但已经去过马里、圭亚那、黎巴嫩、约旦和阿布扎比。”他向我掰着手指头数着，“即使回到基地，在军营里，训练也不会中断，每天都要慢跑、俯卧撑、游泳，还要参加战斗训练，用 AMAS 突击步枪射击。”

他第一次参加“海外行动”是在吉布提。2017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他所在的团来到了吉布提阿塔海岸的作战训练中心。在那里，他赢得了一个“蝎子”的绰号。那是潘娃最值得骄傲的一段记忆：在极端疲劳条件下进行的实弹反游击训练项目。“环境温度最高时达到了 60℃ ，你不但要生存下来，还要用实弹射击，达到优异的考核标准。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蝎子’这个绰号了吧？”潘娃笑得一脸得意。加入了外籍军团，他就不再是一个小商人，而是一个脸上有道伤疤的、绰号“蝎子”的狠角色。

“你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吗？”我看着潘娃脸上的疤问他。潘娃回头看了一圈，回过头告诉我：“除了‘蝎子’，我的绰号里还有‘不死鸟’和‘美洲虎’，都是在训练中获得的。因为我在训练中很拼。在真正的战斗中，总会面对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刻。”

2016 年，刚刚正式加入外籍军团不久的潘娃被派到了非洲的马里。那是撒哈拉沙漠西南部的萨赫勒地区，外籍军团派遣了 4000 名士兵参与打击当地的恐怖组织。“在战场上，敌人会隐藏在平民中间。直到他们发动攻击的那一刻，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是我们的敌人。那天，我们团的一辆步兵战车遭到袭击。当时我们正在道路上设置路障，平民的人群从道路上鱼贯而过，一切都很正常。”

袭击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时间短到潘娃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反射让身体做出反应，没有时间思考。他们平时的训练，就是让思考变成条件反射的一部分。突然间就有人大喊“隐蔽！汽车炸弹！”可能视线的余光还没有搜索到那辆汽车，身体就已经下意识地扑向隐蔽物了。一辆装满爆炸物和金属碎片的汽车冲向了外籍军团的那辆步兵战车，将他们的战车彻底摧毁。但是战车的装甲很好地保护了车内人员，让他们在那次爆炸中幸存了下来。一名恐怖分子和 4 名平民在那次爆炸中丧生，另有 31 人重伤，其中包括外籍军团的 8 名士兵。“我就在这 8 人之中。一片褶皱得像废纸的铁片打在我的钢盔帽檐上，铁片的尖在我额头上留下了这道伤疤。”

另一次让潘娃印象深刻的战斗发生在法属圭亚那。当时为了清剿盘踞在那里的毒品走私集团，潘娃所在的团被部署到了圭亚那的丛林中。“我们排成纵队在丛林中行进，直升机在天上飞过，突然就遭到了袭击。你可以听见子弹从丛林中射出、打在树枝上的唰唰声，却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无目标地射击。但一个弹夹的子弹还没有打光，一切就又归于沉寂了。我们都穿着防弹背心，但前排的伙伴还是有伤亡。”

在潘娃看来，只有经历过战斗，才会理解为什么外籍军团的训练总是那样不讲道理。在阿布扎比，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方，他进行过沙漠战斗训练。“每天负重行进 8 公里，然后进行巷战训练。最后是在沙漠里以 30 人为一组，进行为期三天的沙漠战演习。每人只配给三升水，没有食物。当时沙漠里的温度是 45℃ 。我们要学会如何在沙丘上挖坑制造阴影以躲避阳光的毒晒；为了获得更多的水，用防水布收集夜晚的薄雾；或者挖沙找水，用木炭和沙子过滤后就直接饮用。完成那次训练后，他们就管我叫‘蝎子’了。”

在亚马孙丛林深处，潘娃的体能被推向了极限。缺少食物、不间断的高能耗训练，外籍军团的军官还要通过体罚加强团队的凝聚力。“我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在阳光下站了 3 个小时，彻底虚脱了。但我是最后一个才倒下的。”潘娃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却发现有人管他叫“不死鸟”。赤道森林训练中心则是一个充满了恶意的地方。那是一片海岸边的红树林。涨潮时，参训人员只能在树丛间泅渡，靠拉着绳子前进；低潮位时，就会身陷 50 厘米的泥浆。身手矫健的潘娃在这片充满恶意的红树林中赢得了“美洲虎”的称号。

“从马里回来后，我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在马里，所有的人都戴着面纱，你看不见他们的脸只能注视着他们，观察他们的肢体动作，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只能靠在训练中做好的最充分的准备。”潘娃说道。

“你可以听见子弹从丛林中射出、打在树枝上的唰唰声，却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无目标地射击。”

志浩、熊斌和潘娃虽然都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家乡也是属于天南海北，他们从未在兵营中谋面，也没有一起执行过战斗任务。

潘娃在外籍军团中属于津贴水平较高的。虽然他不是为钱来卖命的，但外籍军团每月付给他 2300 欧元的津贴，这让他觉得对得起自己的战斗力。熊斌还没有经历过战友在战斗中的伤亡。但他觉得他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都让自己更像个男人，也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志浩也想去马里。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圭亚那不感兴趣，因为那里发生的算不上打仗。”

有一天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祖国？“不可能的！法国外籍军团有一个传统，不允许一个士兵参加针对祖国的战争。”这是他们共同的选项。

“对我来说是一次冒险。”潘娃说，“压力一直都在，可以把人推向自己的极限。压力迫使我超越自己。我觉得有些我需要的东西，可能是用血和火才可以满足的吧。那是‘正常’的生活里无法实现的一些东西。”

摄影：Antonio Pagnotta

美术编辑：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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