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天，科尔·怀特黑德坐在曼哈顿中城区，回顾他的新书《尼克男孩》（The Nickel Boys）的诞生过程。“当时是2014年，”他回忆道，“那是一个难熬的夏天，发生了种族斗争和警察暴行。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弗格森地区被白人警察枪杀。在纽约市史丹顿岛出售走私香烟的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因被一名警察‘锁喉’而窒息身亡。但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没有人为此受处分或入狱。后来，我知道了多齐尔学校的事。”亚瑟·G·多齐尔男子学校（The Arthur G Dozier school）前称为佛罗里达男子学校，在1900年到2011年期间运营，是一所管教所，专门教育被认为有违法倾向的青少年。在其存续的大多数时间里，这所学校都因教员挥舞着鞭子殴打和体罚学生而声名狼藉。很多学生在神秘的情况下死亡，埋葬在没有墓碑的坟墓之下。直到60年代后半段，黑人男孩和白人男孩才被分在不同的宿舍。在曾经被拘禁于这所学校的学生（称之为White House Boys，白宫男孩）和报告选举活动的媒体《坦帕湾时报》记者本·蒙哥马利（Ben Montgomery）的努力下，这段黑暗的历史才浮出水面。

“我对自己居然从没听说过这件事而感到震惊，也对该事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感到震惊，”怀特黑德说，“然后，我突然领悟到：我们身边发生着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却一无所知，迈克尔·布朗和埃里克·加纳只是其中两个例子而已。多齐尔只是管教学校中的一所，还有更多这样的机构。悲哀的是，事实上无人在意此事。在几十年后，孩子的事浮出水面，依然没有人在意，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些事，他们的尸首被挖了出来，但也只是上了一天的新闻。”

今年是怀特黑德处女作《直觉主义者》（Intuitionist，1999年）出版的第20个年头，在此期间，他一直是一个风格多变、相当难以琢磨的作家。他的小说尖刻而风趣，通常涉及人类学视角，且在各种体裁上挥洒自如（犯罪、讽刺和2011年的僵尸恐怖小说《第一区》等），而他的非虚构作品包括讲述9·11事件后曼哈顿的《纽约巨像》（The Colossus of New York）以及2014年关于世界扑克大赛的《高尚的骗局》（The Noble Hustle）。

他曾经受到约翰·厄普代克的称赞，并在2002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真正让他扬名的却是2016年的《地下铁道》。这部小说糅杂了历史和推想，想象了一个存在于19世纪的交通系统，这个系统能够让非裔美国人逃离被奴役的命运。小说受到了巴拉克·奥巴马和奥普拉·温弗瑞的赞赏，售出了100多万册，并为他捧回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目前，曾经凭借电影《月光男孩》获得奥斯克最佳导演的巴里·杰金斯（Barry Jenkins）正在改编这部作品。

生于1969年的怀特黑德并不总是醉心于纯文学小说。在少年时期，他更喜欢玩电子游戏，“在屋子里荡来荡去，读漫威漫画和斯蒂芬·金的小说，还看约翰·卡朋特的电影。我曾经以为，编造关于机器人和末世场景的故事是一份很炫酷的职业。《迷离境界》看起来是非常炫酷的剧集，我还想着去该剧组工作。我当时想写恐怖小说、关于狼人的小说和类似《撒冷镇》（注：斯蒂芬·金小说）那样被吸血鬼占领的城镇。”

和许多描写美国黑人历史的小说一样，《尼克男孩》是一个恐怖故事，有着怪诞和哥特式的风格。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讲述了理想主义年轻人埃尔伍德·柯蒂斯的故事。他在祖母的严加管教之下刻苦学习，想要考上当地的大学，但由于犯了一个无心的过错，他失去了这个机会。他被送到“尼克学院”，在那里，他极力抵制对他的虐待，还跟愤世习俗的同伴特纳密谋逃跑计划。

怀特黑德认为：“你可以将这个故事与在天主教孤儿院或原住民营地发生的故事相提并论。任何地方，只要有腐败、心怀不轨的权威人物能够将他们的意志施加于无辜和弱势的群体身上，那么就会出现种植园（注：暗指黑奴解放以前的美国种植园奴隶制）那样的学校。”他认为，以上的比喻现在会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奴役，这就说明了问题。“面对已形成风气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以及白人执法者对黑人的态度，可以说1850年发生的事到现在为止还在发生着。”

“我在《地下铁道》中写到了逃奴巡逻队，他们的工作是阻碍所有的黑人，检查他们的证件，无论他们是自由身还是奴隶。这跟现在警方的‘拦截盘查’行为无异。‘出示你的身份证！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专门针对黑人的流动性执法。”

在《尼克男孩》中，埃尔伍德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丁·路德·金的鼓舞，这最初来自他收到的圣诞礼物——灌录了马丁·路德·金演讲的一张黑胶唱片。“我希望埃尔伍德能够受到民权运动激励。听到这个演讲，你会对这个出人意料的人物感到震惊。或许是我们出于需要而创造了这个人？如此能言善辩、明察善断、有远见卓识的人，又如何能够在做了这样的事后在这样糟糕的国家幸存呢？他们必然会把他杀死。所有民权运动抗议者都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水管、球棒和撬棍，但他们还是挺身而出，游行示威。这不可能，但却是事实。”

也许是因为他对漫画的兴趣（乔纳森·勒瑟姆和朱诺·迪亚斯等作家也有这样的爱好）、充满活力的行文（受到了詹姆斯·伍德广为人知的批评），也许是因为他住在布鲁克林（几乎所有其他纽约作家也是如此），怀特黑德经常被人视为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怀特黑德的小说《萨格港》（Sag Harbor，2009年）讲述了一个酷爱史密斯乐团的黑人孩子在长岛度过美好而漫长的夏天的故事。评论家图雷（Touré ）发表了一篇书评，他将怀特黑德归类为“后黑人艺术”（postblack）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余的重要人物还包括歌手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Questlove、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黑人性（blackness）’，而不必畏惧会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或需要隐瞒身份”。

“我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贴标签，”怀特黑德解释说，“我第一本书讲的是电梯检修人员，是一个关于种族和城市的故事，不过是以电梯为载体。我总是想要尝试从不同寻常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写僵尸小说时，我并没有问自己应不应该写一本关于僵尸的小说。我喜欢僵尸，所以我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写《地下铁道》时，我并不认为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我反而认为小说有着一些虚构的元素。

“话虽如此，就在《地下铁道》之前，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我原本打算写一部关于新媒体文化的小说，内容关于分崩离析的新闻模式以及互联网。后来我想：也许一位愤怒的27岁作家能够在这方面写出比我更好的作品？我是一个四十多岁、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要还房贷，还要养儿育女，”他大笑起来，“我觉得，我向当代社会开火的势头现在已经减弱了一点。”

如怀特黑德所言，关于追求解放的《地下铁道》是在“更为幸福的奥巴马时代”写成的，而他将《尼尔男孩》描述为“特朗普治下的小说”，这是什么意思？“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政权交替让人猝不及防。我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新闻迷，2017年秋天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对穆斯林（旅游）禁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被解雇、仇恨犯罪行为增加这些事件感到恐惧。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事。我认为，对美国人抱有希望的那个我正在向更好的……”他停了下来，“当然，现实是，我们的孩子被种族歧视的警察射杀。我们的孩子被关在边境的集中营里。”你又怎么会抱有希望呢？“没错！”他大笑起来，然后耸耸肩，“我也有孩子。所以我得抱有希望。”

怀特黑德的作品还被编入了保罗·比第的《扯淡：美国黑人的幽默自选集》（Hokum: An Anthology of African-American Humor）一书中，于2006年出版。他的作品既快乐又伤感，“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悲剧和乐趣，”他宣称，“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看着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和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的节目长大的。他们两人总是在极度悲伤和十足的喜剧之间摇摆。他们扮着鬼脸，但同时也触及了一些真实的本质，即我们在地球上以这副身体作为人而生存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引用了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作品《看不见的人》，特别是其中一个以拳击馆为背景的场景：一位赤裸的金发女郎，她的腹部刻着美国国旗纹身，引得周围的顾客垂涎欲滴并引发了混乱，这是“有趣与糟糕”结合的最佳写照。贝克特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也如此，对人性的弱点会意地眨眨眼。《高尚的骗局》和《萨格港》涉猎的范围更广，但《尼克男孩》充满了黑色幽默：年轻的男孩在不断努力抵抗管理者，不管结果是什么。

作为一个在曼哈顿长大的孩子，怀特黑德曾经名叫阿奇（Arch），他后来的中间名改为奇普（Chipp），后来又改叫科尔森。名字的更改对应着他对规则和不断改变写作题材的喜好，其根源也许出自他的青春期。“我姐姐现在是一名护士，但她很喜欢音乐。我经过她房间的时候，会听到她播放Gang of Four乐队和Grandmaster Flash的歌曲。不同流派之间相得益彰的碰撞——雷鬼音乐、dub、朋克和嘻哈——全都在1978到1984期间大放异彩。在薄荷厅（Peppermint Lounge，曼哈顿夜店），有一层楼专门放电子嘻哈音乐，楼下则放Cramps乐队的蓝调音乐，还有一层楼放麦当娜的歌。如果在这五层高的夜店上下走一圈，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亚文化在相互交融。”

“听到阿非利加·班巴塔（Afrika Bambaataa）的歌曲《Planet Rock》时，我从中找到了Kraftwerk乐团《Trans-Europe Express》专辑乐曲的影子。当时，从其他流派采样或借鉴看起来是稀松平常的事。所以，你可以一边喜欢dub和朋克音乐，一边听T Rex乐队的音乐。同理，你可以既写僵尸小说，又写历史小说；既写现实主义小说，又写科幻小说。”

怀特黑德一直痴迷于那个时期的音乐。他会激动地讨论包豪斯的《Bela Lugosi's Dead》（“这首歌总能戳中我笑点，太无厘头了，总共快8分钟长了……”），他还自己编了一个播放列表，里面有超过2000首歌。他特别钟爱“变形人”，比如大卫·鲍伊 和Prince。“直到80年代中期，鲍伊每张专辑都会换个形象：将一样东西利用到极致，然后在下一次尝试新事物。这似乎是我在不知不觉中汲取的经验。对那些告诉你作为艺术家或黑人艺术家应该怎么做的传统，Prince总是不屑一顾。 我则满怀希望地吸收了这点，并利用电梯来探讨种族——还写出了《纽约巨像》这样与种族完全无关的书。”

怀特黑德提到80年代的纽约中心区时充满了喜爱之情——“对这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可以喝酒的年龄还未规定为21岁，”他也喋喋不休地说起了《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这是记者约翰·威尔克（John Wilcock）在1955年与人联合创办的一份反传统文化周刊，怀特黑德在90年代曾为该周刊撰写散文和电视评论。他认为，“现在的流行文化评论随处可见，而且侧重于身份认同和对制度的批判，是《乡村之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他曾是一个作家圈中的一分子——其中还包括格雷·格泰特（Greg Tate）、詹姆斯·霍伯曼（Hoberman）、希尔顿·艾尔（Hilton Als）、马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他们都深谙理论，厌倦对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加以区分，读他们的文章跟读他们的想法一样让人愉悦。“这些作家有着跨学科的知识，总能给人带来启发。大家那时都囊中羞涩，都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大家一起玩乐约会。那种组织内的指导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但我不确定这种形式在今天是否还能奏效，现在大家都在家写作了，或者在网上写点什么东西，以求获得关注。”

《地下铁道》的成功意味着怀特黑德再也不必担心是否能受到关注。本月初，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该杂志给予了他美国出版界的最高赞誉：“美国叙事大师。”他的女儿如今14岁，却不那么容易被打动。“我跟她说《地下铁道》是排名第一的畅销书。她只是‘嗯’了一声。我说，奥普拉也喜欢这本书，她又嗯了一声。然后我说，我明天要接受BuzzFeed（美国新媒体，深受年轻人喜爱）的采访。‘被BuzzFeed采访？！’这才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事。”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碰到了Sonic Youth乐队的金·戈登（Kim Gordon）和瑟斯顿·摩尔（Thurston Moore），他在青少年时期十分痴迷于这支乐队的唱片。“我介绍自己的时候非常紧张，‘嗨，瑟斯顿。’谁知道他说，‘我们爱极了《约翰·亨利日》（John Henry Days，怀特黑德的小说）！我们在观光巴士读这本书。我们会在书中做标记，大声读上面的句子。’这番话让我十分激动！”

怀特黑德再也不用每年抽出部分时间教授创意写作的课程了。他用这些时间游览不同的国家，去见新的出版商。他承认，“我是在火车、飞机和酒店房间里完成《尼克男孩》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没办法完成。”他受到邀请前往佛罗里达发表关于多齐尔学校男孩的讲话，但他目前拒绝了该邀请。“我依旧感到愤怒、悲痛。他们的尸首被挖掘出来，从这个角度看，这不是属于我的故事，而是他们的故事。我不想冒犯这点。”

他的下一部作品是背景为60年代纽约黑人区哈莱姆区的犯罪小说，目前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但根据他的作品出版安排，这部作品要暂时搁置了。最近，他翻阅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约翰·亨利日》），不禁感慨道：“这本书好长。这本书好厚。我现在也许再也写不出这么厚的书了。”随着短篇小说越来越受吸引人，他还在研究中篇小说，其中包括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

他永远不会对他在国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感到不满。如果说这些经历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他得以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品。“我对于《地下铁道》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感到意外。在波兰，有人跟我说：‘废奴主义者藏匿同伴并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这种行为让我们联想到波兰人对纳粹党的抵抗。’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就像皇室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变化一样，这是全球性的故事，不仅仅是美国的故事。但我不怎么考虑受众，我之所以会写60年代两个黑人男孩的故事，不过是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对他们漠不关心。”

（翻译：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