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迫害、又具有“与生俱来的胡搞瞎搞激情”的法国人民以极大热情，广泛、并且长期投入到一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造谣——法国社会舆论逐步形成。
撰文：施京吾·东方历史评论
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说“十代人”或有夸张，但法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即便从1685年路易十四取缔《南特赦令》算起，到1789年也经历了百年历程。取缔《南特赦令》，重创法国新教势力，导致数十万新教徒外逃，他们带走了财富、工艺技术、思想文化，同时还成为法国的敌人。许多读者对托克维尔爱不释手，但只要提及法国革命，就立刻忘记先贤的教诲：只记得大屠杀的残暴，忘记了王朝的罪愆。
新教势力被削弱，受教廷保护、路易十四支持的耶稣会和受到民众拥护的冉森教派冲突开始凸显。冉森教派不太服从教会权威、反对绝对王权，教派领袖冉森及其追随者被指责为“新教的秘密追随者”，在法国受到严酷打压。法国社会舆论由此走向前台，轻轻撩动起革命的面纱。
反对教会权威、反对王权可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冉森教派的主张被相当多法国民众接受，以致后来被认为是“冉森主义的最后一个解说者”、修道院长亨利·格雷戈尔成为热心的雅各宾分子。受到迫害、又具有“与生俱来的胡搞瞎搞激情”（戴高乐语）的法国人民以极大热情，广泛、并且长期投入到一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造谣——法国社会舆论逐步形成。
十八世纪早期并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但并非没有民众意见，毕竟离封建时代——旧制度分崩离析的日子不远了。尽管法国人还没有获得“公民权”，可能也不知道“公民”为何物，表达自己愿望，对时事发表看法的心情却显得愈加迫切。
终究还是旧制度。小市民们的言论仍然是政治禁区，遭到围剿并不奇怪。但目标与现实总是相乖离，“君主制在拒绝它们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生命”，于是法国社会谣言蜂起、蛊惑人心。《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是一部相关研究专著，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法国民众思想变化过程，尤其对国王态度的变迁——从崇拜到敌视，为大革命极端行径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解析视角：正如我历来所认为，大革命在法国是一起非常可能的事件，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固然很好，在法国并不适用。罗伯斯庇尔对大屠杀难咎其辞，路易王朝也同样罪责难逃。没有社会的长期暗流涌动，大革命就不会从天而降。
阿莱特·法尔热的研究主要取材于当时的日记、回忆录、警察报告、手抄新闻和巴士底狱档案。这些材料蔚为大观，构成丰富多彩的法国社会生活图绘：从社会新闻到面包价格再到家庭轶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最重要的还是政治谣言。成立于1667年的巴黎警察总署，他们大部分精力就是安插密探“窃听关于国王和一些重大时事的议论。警方的暗探和密探们走街串巷，无论是欢呼还是交谈，都会被他们写进报告里，按时报告给警察总监。”君主则通过他们的觐见、汇报了解时局。
从臣民进入公共话语那天起，法国就拉开了“群情激愤”的帷幕，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草草收场、无疾而终。问题是，当激忿持续几十年之久，社会环境再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激忿”的内容就从具体诉求转向对旧制度控诉，如面包价格上涨是一个很具体的经济问题，从1739年到1768年始终是大众关心话题，攻击对象渐渐从警察总监埃罗转移到了国王身上，国王才是旧制度的象征：“时至今日，我们不能再把面包价格飞涨归咎于战争或者小麦歉收。我们之前居然从来没有怪罪过国王，毕竟他才是最大的小麦商啊！”
既然国王是上帝在人间事务的代理人，其神性不容置疑，尤其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更受到万民拥戴。自从取缔《南特赦令》以后，“太阳王”的光辉逐渐黯淡，他支持耶稣会并谴责冉森教派，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则予以回馈，于1713年发布《乌尼詹尼图斯谕旨》，支持路易十四，谴责冉森教派，法国民众对此十分不满，法国社会动荡由此开始。按照海涅的说法，法国是一个“喧嚣、动荡而又喋喋不休的国家”，早在1628年，笛卡尔还“因此”而迁居荷兰。法国人对政治嘀嘀咕咕地评头论足起来。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其曾孙、只有五岁的路易十五继位，由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代理摄政，将王宫从凡尔赛搬到巴黎.宫廷与民众的距离一下拉近，原本在王公贵族之间流传的轻薄轶事、下流故事迅速向民间扩散，“位于灾难核心的是摄政王，他被公众骂得狗血喷头”。摄政王遭到公众憎恨的原因据我分析有两点，其一，他在宗教立场上与路易十四一致，支持耶稣会，并于1720年将作出支持冉森教派判决的高等法院全部流放，激起民愤；其二，他大约确实荒淫无度，关于他淫乱的传闻不断，直到他死。
1723年12月3日，摄政王腓力二世去世，市面上极为恶毒流布着关于他的消息，谩骂性质的中伤、诽谤铺天盖地。传闻一说“摄政王临死前要求选几个侍女陪葬，他想靠和她们聊天排遣黄泉路上的孤独。”传闻二则表现出法国人特有搞笑天性，说他临死前还和情妇们鬼混，因此很难找到外科医生为他放血以挽救性命，接着，一位侍妾说：“没必要给他放血了，他刚刚在妓女身上放过了。”最为恶毒，并且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的是传闻三，它被记录者自诩为“唯一的真相”：“为了将摄政王心脏埋在圣宠谷，他的尸体被开膛破肚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生前驯养的一条丹麦狗扑了上去，飞快地抓起心脏，一口吞下了四分之一”，按照中国民间说法，摄政王是永世不得超生了。不仅恶毒，而且残暴，对摄政王的憎恨已经入股入髓。
这绝不意味着民众就代表天然正义。比如箍桶匠之子卡图什，是一个多达三百人的诈骗盗窃团伙头子，一个没有疑义的犯罪分子，他横行江湖数年，于1721年被捕，被判死刑。
导致卡图什犯罪的直接原因是贫困，犯罪团伙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且人数众多，而因为贫困导致犯罪的人数就更多，于是警方将所有涉及犯罪的人通通抓捕并全部计算进卡图什团伙。卡图什身为匪首，却始终拒绝交代同伙，遭到官方嘲弄，称他“为人高尚”。直到卡图什登上断头台才决定交代一切，于是他告发了90多人，其中不乏诬告。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告发和诬告，有742人被告发，329人被审判，且大多数是死刑。在卡图什沉默和滥用刑罚之间便形成了强烈对照——卡图什在民众中转眼成了英雄，犯罪成为业绩。政府权威遭到严重解构。
腓力二世毕竟是“摄政王”，并非法国的正主儿，他固然可恶，但王权还是值得期待的，年轻的路易十五将有漫长岁月实现臣民们期望，只是当时法国人还不知道他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恶名。如今，已不太有人想起腓力二世的恶行劣迹，但一定知道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这句话的来源相当可疑，按照法文原意，它应该是一个预言性的警告：在我们之后，洪水将至。又有说此话为蓬帕杜夫人所说，乃劝慰之词。纵观路易十五生平，并非没有令人同情的地方，安邦定国却不能依照个人情绪率性而为。总之，路易十五形象恶劣，这句“名言”还是安在他头上为好，既习惯、又舒服。
在路易十五还是孩子时候，法国人对他充满憧憬，深受民众爱戴，生病了，人民沮丧；康复了，一片欢腾，有人甚至怀疑国王生病是因为摄政王下毒。他甚至还获得“被喜爱者”称谓。对他的动摇仍然起因于教派斗争。1728年一个曾经支持冉森派的主教突然转身发表了支持教皇《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训谕，民众“深陷被大主教抛弃的苦痛中”，随后，矛头便转向了国王：他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一个不务正业的国王形象便出现了，说他只是喜欢打猎而不喜欢打仗：国王“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只知道与鹿群开战，如果他喜欢打猎，就应该喜欢打仗，二者相辅相成而不能只择其一。”如果国王喜欢打仗，又一定会被指责为残暴。民意，总是变动不居。
18世纪20年代，国王神圣化的信念逐渐消融。1728年10月，王后因为没有怀孕，便前往巴黎圣母院及圣热纳维耶芙做九日祷告，遭到冷嘲热讽：“王后怀不怀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算陛下生不出儿子，我堂堂法兰西也不会没有主人。”接着有人补充：“如果说国王是上帝选派给人民的，那么上帝一定是在极其生气时挑选的国王，我们应该视其为暴君。”
路易十四曾经宣布“朕即国家”，上述言论已明显将国王与国家分离，部分民众不再视国王为国家的象征，国家与王权呈现出一种对立关系。
也许祷告有效，王后次年诞下了王子，一份来自警方的报告写到：“全体人民尤其是下等人欢欣鼓舞……，他们相信国家会从此安宁。国家安宁，在他们看来就是减免赋税，让他们有更多喘息机会，从此生活也会变得轻松。”国王却不同意减免赋税，警方贴出布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国王提出任何请求，否则将被关进监狱。”“欢欣鼓舞”立刻变成政治攻讦：“陛下但凡能做到他那伟大的曾祖父四分之一就好了”，他们甚至担心“王国里就要发生暴动了。”
对路易十五评价彻底改变是1744年4月出征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国王亲自征战，打消了民众对他“只会打猎不会打仗”的看法，对他好感上升到了顶点。出征过程中，他于4月在梅兹突然病倒引起巨大恐慌，举办了多场大规模祈祷仪式“祈求上天让国王康复”。出征时，他带上了情妇沙托鲁夫人。但菲茨-詹姆斯主教要求国王公开驱逐情妇沙托鲁夫人，获得国王同意。不久国王身体康复，“巴黎沉浸在欢乐之中”，“被喜爱者”称号就是此时获得的。结果，11月14日国王回到巴黎时，他又召回了沙托鲁夫人继续做他的情妇，引起巴黎人的强烈不满：“切切实实用空荡的大街欢迎了他。据说，只有那些伴其左右的四轮马车在高喊‘国王万岁’，连窗口都看不到人，更别提灯饰了。晚上11点，巴黎城进入梦乡，杜伊勒里宫也熄了灯，‘就好像国王根本不在那儿一样。’”
离奇的是，八天后，沙托鲁夫人暴毙，年仅27岁。从此，路易十五再也不愿意呆在巴黎，只是偶尔造访一下，时间都在一天之内。
巴黎有“欧洲首都”之美誉，却不像法国的首都。
伴随整个事件进程，谣言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调料。记录这一过程的是一位叫穆希的骑士，曾经因为写过反宗教作品《一千零一种思想》被关进巴士底狱服刑一个月。出狱后成为当局雇佣的信息员、御用新闻人，他的手写新闻“融合了官方授权的新闻和警方情报”，他同时还给“外省的高官及某些将军抄写本应之呈给警察总监的秘密报告”，这些人对他的回报是“提供各类军事行动的详细报告”，大致相当于“双面间谍”。上述事件中，民众情绪的起落，都是通过穆希骑士报告给当局的，他记录下这样一条谣言：在国王返回巴黎前，坊间流传国王将召回沙托鲁夫人。同时，他还按照警方要求予以“辟谣”。结果，国王返回巴黎那天果真召回了沙托鲁夫人，巴黎街道于是变得空空荡荡。谣言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
一位叫博纳丰小姐的作者，随后根据围绕国王身边发生的故事写了一本叫《塔那斯黛丝》的童话作品：“书中描述了国王与沙托鲁夫人间的爱情，还有国王在梅兹所生的那场病”，但国王对这部仅印刷了一百余册的书十分不满，博纳丰小姐被关进巴士底狱，又在修道院中被幽禁长达14年之久。警方的报告说：“该书虽是一本童话，却影射了国王、王后、沙托鲁夫人、黎塞留公爵和红衣主教弗勒里，并对他们进行了侮辱。”
如果恨他，就杀掉他；如果爱他，也杀掉他。
在封建社会，国王是受上帝派遣管理世俗事务的代理人，“他的部分权力就建立在上帝和加冕礼所赋予他的直接权力上”。对于臣民来说，爱戴国王是一种法定义务，“不爱戴国王就是背叛，就是犯罪，要受到极端残忍和粗暴的惩罚，是连神律都不曾出现过的惩罚。”不爱戴国王不是普通的犯罪，是对“最高法律残忍的侵犯”。尽管如此，“君主一直饱受批评”，批判、指责、挑衅、辱骂、恶意中伤的话语依然层出不穷。王室的任务之一就是努力构建“君民鱼水情”的关系，“强迫人民在恐惧中景仰他们的君主。”
深度屈服的结果就是深度的仇恨，自1661年起，直到路易十五死后，“一个疯狂幻想的传闻得到广泛传播：国王之死是拜某人所赐，此人宁愿下地狱也不愿意跟广大人民一起苟活于拜国王所赐的困境之中。”既然国王是一切苦难的祸首，杀死国王就显得既必要又正义。
“杀死国王”还属于拥戴王权、热爱王国的一部分，是对王权的一种忠诚——只是最激进、最变态的一种忠诚。即便杀死国王，民众依旧是王国的臣民，因而“杀死国王”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与传统宫廷斗争不同的是，它由贵族间斗争转向庶民：“最普通、最卑微的臣民们之所以开始自然而然地涉及‘国王之死’的主题，是因为他们被迫与君主建立直接的关系，正是君主提供给他们言过其实的消息导致了这种直接性。”国王口口声声说自己的行为和决定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但臣民们始终麻木不仁、不知不觉。
在这种感情驱使下，“杀掉国王”成为一些人的狂热理念，他们在恍惚中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一位叫约瑟夫·博塔的人，曾经是驻威尼斯大使的仆人，就言之灼灼、疯言疯语地宣称：“谁能阻止我杀了国王？”结果被抓进巴士底狱。而巴士底狱档案则记录了大量这种言辞：“有人说，上帝保佑我不要失手，一定要一枪命中他的脑袋（1679年）”；“应该杀了国王，并铲除他的军队（1701年）”；“挫骨扬灰也要杀了国王（1703年）”；“在小树林里等他出现，一枪打死他，哪怕被分尸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就是条狗（1722年）”；“力挺弑君者和谋杀理论，建议将其付诸行动，献上糟糕的祝福，愿不祥的革命终结陛下的好日子（1762年）”。杀掉国王的好处是双重的：自己成为英雄，同时还挽救了君主制。
关于“杀死国王”的记载可以说持续不断，1671年一位药剂师的女儿仅仅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便向当局自首说自己“意图谋害国王”，一个想象换来45年监狱生活，她的卷宗批注为“因幻想的犯罪而遭起诉。”另一位对国王图谋不轨的律师于1694年被捕，最后不知所踪，是否离开监狱或者死在监狱里也无人所知。
这些案件几乎都是事主们臆想的结果，但对国王“去神圣化”作用还是相当明显，国王在民众中的崇高地位日渐下降，造谣、谩骂、中伤应有尽有，官方态度也变得简单粗暴：一禁了之。最高法院于1745年5月18日宣布：“禁止任何人传播小道消息或手写新闻。”
在路易十四时代，“杀死国王”只是意向性口号，到路易十五时期就成了实际行动。这是因为路易十四更容易接近臣民，路易十五对巴黎感情淡漠，极少在巴黎停留，他将臣民们试图接近国王接受恩宠、献计献策的期待完全置于脑后。
路易十五遭到民众忿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屡屡违背“改革”承诺。他曾经允诺“减免赋税”，却总也不兑现，因此政府举办的数场庆典都无人高呼“国王万岁”的口号，“有些地方，庆典的装饰品被付之一炬，或者被激忿的群众撕毁。”根据密探报告，群众对政府改革的态度，认为“简直就是扯淡……宫廷最大的乐趣从来都只是大肆盘剥民众，并做出不公正的裁决。”
喜爱八卦的巴黎人民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条有损国王声誉的桃色新闻，最能吸引眼球的就是国王的纵情声色。
有年轻的三姐妹曾经先后成为国王的情妇，但三姐妹竟然全部暴毙身亡，国王自然要遭到尖刻指责：“国王接连与三姐妹发生关系，这样的举止让他的人民感到丢脸，如果他们再不改变生活作风将会招致噩运，无视王后的国王根本就是个奸夫。法兰西将会倾覆，因为国王都不去复活节领圣体，这会让他的王后被上帝诅咒的”。他的著名情妇蓬帕杜夫人也难以幸免，国王违背减免赋税承诺的原因就被归咎于她。
国王人设崩塌，人们就再也不留情面：“当一位王子终日沉迷于女色时，杀了他就成了一种责任，或者至少可以让人公开这么做……感到羞辱的不仅仅只是他的爱情，还有他的国家和他自己，如果能感觉到的话。”国王形象如此不堪，法国人开始普遍认为“你英勇的臣民值得拥有一个超越他们的国王。”于是匕首刺向了国王。
虚幻的狂想终于成为现实：1757年1月5日晚七时，国王路易十五迎来一次有惊无险的刺杀。一个叫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的42岁男子，用一把长四寸的双刃小刀刺向国王：“这一刀刺在第五根肋骨下面，深入肌肉四法分”。达米安随后被抓获，后经过酷刑，受车裂刑而死。
刺杀国王事件发生后，法国社会陷入人人自危境地中，政府要求臣民们一旦发现可疑时间就要立即报告，否则自己就会牵扯其中，于是：酒桌上的闲聊、醉汉的酒话、教民之间的互相闲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都可能变成报告放在警署的案头，相互告密、揭发成风，妓女、神甫们也难以幸免。一些告密者、揭发者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出自对国王的爱戴，而是借机泄私愤。当局除了抓人“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去影响公众舆论。”而“警察内部也开始出现相互揭发”的现象。
在“杀死国王”病态臆想中，离奇的并不是刺杀本身，而是臆想，其中以1758年一位事主叫托兰的案件最不可思议。
托兰是一位贵夫人德丰塞玛涅的仆从，他对女主人十分爱慕。可女主人突然离世，这使托兰伤心不已。故事开始了：一天晚上，托兰叫醒了所有的仆人，声称自己受到沉重打击，说自己“听到已故女主人的房间里发出持续不断的声响，他说他听到她在叫他，喊着他的名字。于是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女主人的床边，示意闻讯赶来的其他仆人，他再也不能说话，也听不见了。”他让人拿来纸和笔，连续15天，用笔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女主人命他禁食40天，为巴黎的守护神祈祷、做弥撒，最重要的是他还宣布自己掌握了一个惊天秘密。
或许此前已经发生过刺杀国王的事件，人们对此加倍警惕，他们找来医生，“以神的名义要求他将一切和盘托出”，同时还找来著名的忏悔神父菲茨-詹姆斯，进行各种威逼利诱，托兰终于从实招来：女主人托付给他一件重大任务：“你要杀了国王，为了证明你可以做到，你必须装聋作哑。”不知是出于胆怯还是这个托付本身让他感到意外：他的态度是不会付诸行动，毕竟这是“反教会的卑劣之举”。此后，托兰迁居巴士底狱，当年他年仅26岁，1779年出狱时已经47岁。后来他被流放回他的祖国——他是瑞士人。
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突然想到洪秀全。洪秀全原名洪火秀，14岁时考为童生，此后17年中4次考秀才不取。其中，1837年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还魂“俱讲天话”。他自称此时开始了造反计谋。但他对科举并未最后绝望，6年后再度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再度落榜。此后不久，洪火秀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改名洪秀全。同时借此怀念一下潘旭澜先生，在我研究太平军运动时给予了热心指导和帮助。从现象上看，托兰的症状与洪秀全的症状极度相似，受到严重刺激后的装神弄鬼，但托兰并没有洪秀全的革命意图。
长达21年的关押和不断审讯，警方的最终结论是：“这是一个危险的疯子，尽管他几乎蠢不可耐，却并不具备欺诈的能力，但就是他让国王忧心忡忡。”按照现代心理分析，他很可能是将与德丰塞玛涅夫人出轨不得的渴望无限放大，于是就想搞个大新闻——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的力量？
自1761年至1762年间，社会舆论的性质开始有所变化，如果说此前的舆论以制造、散布、传播谣言为主，从这时开始，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对政府、时局的分析。1761年由于经济纠纷，法国政府与耶稣会闹翻，高等法院作出对耶稣会的不利判决：“26册由耶稣会士所写的书籍被焚毁；国王的子民们不再前往耶稣会的学校学习。”于是耶稣会恼羞成怒，一个自称耶稣会士的修道院长宣布自己是达米安的同谋，表示支持弑君谋反的理论。耶稣会被迫打包滚蛋，被认为是公众精神的胜利，更加激发了公众“生动而活跃的想象”。
令政府倍感头疼的，是民众竟然学会了“理性的分析”，在1759年即有一位名叫罗多夫·埃费·德西布尔的瑞士人散发了一份《法兰西王国整体财务及秘密现状（1579年）》的手稿副本，将王国的财务状况公之于众。一位叫阿尔迪的书商以《我的消遣》为名，写了一部对街头日常生活细致入微描述的书，他在书中写到：“在巴黎各处找到的檄文足以证明全城的情绪有多么激愤，人们多么希望出现一个代表光明与和平的天使，让我们的君主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当前的万丈深渊，他马上就要跌落其中却并不自知，还以为自己的权威在不断增强。”他写下这段话，距大革命爆发不到二十年。
巴黎警方的任务就是不断抓人，但对象已经有改变：“基本都是有着进步思想的”，他们不再是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而是权利的请愿者：“国家应该给予人民自由说话和书写的权利。”他们开始反对专制政府、质疑王权的合法性，要国王公开账目……这些要求已经包含了现代政体的基本内容，这正是启蒙运动高涨时期，尽管我们不能指出某人、某个具体作品是受启蒙思想家直接作用的结果，但两者之间内容上高度吻合。
1770年9月11日至12日夜里，巴黎街头布满招贴：“如果没有人降低面包价格，如果没有人处理国家事务，我们将会以一己之力好好地参与其中”。19年后——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终于走上街头“参与”国家治理了。
